覺民行道

覺民行道



如果沒記錯的話，余英時先生的著作是一九八七年才在大陸正式出版的，〈從價值系統看中國文化的現代意義〉作為《文化：中國與世界》雜誌創刊號的重頭文章，在北京直接介入了當時的文化熱；幾乎同時，朱維錚在上海主編的叢書出版的《士與中國文化》一書結集了同一主題的八篇論文。近十年來，北京三聯和廣西師大版的余先生作品系列一紙風行，影響之深廣，實非本文所能置喙。距初版差不多十五年後的二零零三年，《士與中國文化》出版擴充版，補充了四篇新論文，全書因此上起春秋下迄明清，跨度長達兩千年，余先生為此寫了一篇新版序言，進一步闡述了「士」在中國歷史上所形成高度連續性的傳統，「士志于道」是孔子最早為「士」所立下的規定，余先生說：「用現代的話說，『道』相當於一套價值系統。但這套價值系統是必須通過社會實踐以求其實現的；唯有如此，『天下無道』才有可能變為『天下有道』。」
我還記得余先生結束這篇新序的那句話：「本書所探討的對象雖是歷史陳迹，它所投射的意義卻可能是現代的。」正是因為這樣的話，每當讀到余先生其他別的書時，難免總會尋思，在歷史專題研究中他所關切的現代意義是什麼。
余先生新書《中國文化史通釋》開篇〈綜述中國思想史上的四次突破〉，其中揭示的最新研究成果是，十六世紀（即王陽明時代）是中國思想史上第四次重大的突破。余先生指出，「宋、明兩代理學之間的斷裂遠過於延續，而其中最重大的一個差異必須從政治生態與政治文化方面着手才可理解」。
這個最重大的差異（「得君行道」vs「覺民行道」），就是接着的第二篇文章〈從政治生態看宋明兩型理學的異同〉，於筆者來說，今天讀來有特別的現代意義。
在二○○三年的巨著《朱熹的歷史世界》中，余先生曾對宋代的「國是」作過了詳細的分析，在此〈異同〉一文中，他將以往的專題研究，化繁為簡，用概括的方式呈現出來：「共定國是」成為有宋一代的不成文法之後，士大夫與皇帝「同治天下」取得了制度性基礎，士在宋代不但是文化主體，而且也發展了高度政治主體意識。這種政治生態為「士」提供了一個前所未有的「得君行道」的可能性。余先生因此指出，「得君行道」在宋代並不是一個完全脫離現實的幻想，但是，「王陽明在明代，特別是朝綱紊亂的武宗時期，竟認真地重彈此調，則簡直印證了『與虎謀皮』那句古語」。經過下獄、廷杖、貶逐等一連串的巨創深痛奇恥大辱，王陽明在龍場終於徹悟，「得君行道」在當時的政治生態下只是一個幻想，與宋代相對照，王陽明最顯著的特色是「覺民行道」。
在此，余先生雖然特別強調，宋代士大夫的「得君」與世俗觀念的「邀君寵」絕不能混為一談，但他顯然更看重王陽明的「覺民行道」：「他的眼光已從人君移向一般人民，最終目的是在使天下之人皆知自致其良知」。
余先生說，「覺民行道」是一個偉大的社會運動和傳「道」運動，而不是政治運動，在十六世紀的中國掀起了萬丈波瀾。在二十一世紀的中國，余先生有份簽署的「零八憲章」最多也只是一個傳「道」運動，而不是政治運動。
八九以來，「二十年前的槍聲決定了你的生命」（劉霞詩句）的劉曉波，經過下獄、貶逐等一連串的巨創深痛後，因起草「憲章」將再被囚禁十一年，然而，這是誰的奇恥大辱呢。

餘韻

餘韻


許子東陳思和王德威等編成《一九四九以後》大書論當代文學六十年, 其中有沈雙博士和陳建華教授的長文談張愛玲──真是說不盡的張愛玲。陳建華引《餘韻》來說餘韻──並非剩「餘」物質, 而是喜出望外的「贏」餘, 因為張愛玲的作品畢竟有自己的筆觸和「韻」致。話說得有些自我反複, 但張迷總是受落的。這篇短文要說的卻是上月香港國際詩歌節的餘韻, 因為這樣的一封信：
北島：你好!上星期三和今天埃及詩人海加茲給埃及的最大日報寫了兩篇文章。第一篇文章有關香港，他叫香港「理想完美的城市，差不多！」。他今天寫了有關香港國際詩歌節，翻譯你的，日本詩人及德國詩人的一些詩行。他對香港此次活動有非常好的印象。現在阿拉伯世界的詩人都知道有關這個國際詩歌節，而希望以後有機會參加！謝謝你在文學方面帶給香港大名！
寫信的人是賽義德‧顧德 (Sayed Gouda), 住在香港的一位阿拉伯詩人, 去年十月在悼念阿拉伯詩人達維什 (Mahmoud Darwish) 逝世詩歌晚會上有緣認識。當然, 上月參加過國際詩歌節活動的, 都會記得來自埃及的阿拉伯詩人海加茲 (Ahmad Abdul Muti Higazi)，雖然在此之前我孤陋寡聞未讀過他的詩, 但知道他在阿拉伯世界裏面成就非凡聲名顯赫, 記得在藝術中心閉幕晚會上, 他讀着淺白的詩像跟你聊天, 有一種尋找知音和交流的懇切。我當時想, 我們讓他失望了, 因為我相信在場能聽得懂阿拉伯語言的沒幾個人。然而是什麼讓他在不足一周行程的香港之旅後, 認為香港幾乎是一個「理想完美的城市」呢？
我相信, 只有詩歌本身才能讓一位詩人發出如此的讚美。然而, 詩歌的香港, 我們配嗎？
國際詩歌節後, 本地的報道和評論寥寥可數, 我倒是讀了不少來自外地的評論, 梁文道在鳳凰台電視節目上表示驚訝香港有如此之多的詩歌聽眾, 上海《東方早報》記得的海加茲比我的更加生動而清晰：「不過無論是開幕詩會還是前晚的閉幕詩會, 最具戲劇表現感的無疑是埃及詩人阿赫穆德‧海加茲, 他在朗誦《孤獨女人的房間》時, 更像是在表演一齣話劇的獨白片段，表情、動作、音調與詩歌的氣味非常匹配，但又不誇張和做作, 他的戲劇感, 很少能從中國詩人身上找到。」一切有欲望，與她一起哭泣/一起有慣於自省中孤寂的/身體的味道/一切是鏡子/那有她的臉/有她肢體的友善與羞澀。
《南方都市報》認為香港舉辦這麼大型的國際詩歌活不可思議, 專訪北島說舉辦這場詩人聚會源於他對香港生活的「不滿」：「香港是一個高度商業化的國際都市，邊緣文化的生存空間非常有限。要想住下去，就非得改變這裏的文化生態環境不可。」其實, 我知道北島這樣的念頭萌於九七年半官方辦的那次國際詩歌節, 蕭條零落, 小貓三四隻, 令人沮喪。直到四年前的2005年, 牛津在星光行商務辦《時間的玫瑰》北島詩歌朗誦, 反應熱烈始料不及; 次年他在中大的朗誦會更令人喜出望外。香港有詩歌的土壤, 香港的文化生態正在發生變化。接着是2008年10月在美麗華商務的紀念巴勒斯坦詩人達維什詩歌朗誦，12月《今天》三十周年的詩歌音樂會。
《中國新聞周刊》亦着墨於香港與詩歌之間的矛盾存在, 引述香港詩人廖偉棠說“正如德國詩人荷爾德林所說：越危險的地方越有救。高度商業化壓制下，人們會産生更强烈的精神需求，語言系統的複雜對詩歌是好事，因爲詩歌就需要語言的撞擊和磨礪。香港自然成爲主流話語中心之外的一個特殊的凝聚點。”香港能成為詩歌文化的凝聚點嗎, 是餘韻, 也是期待。

通識與通釋

通識與通釋


老友舒煒是北京三聯余英時先生作品系列的編輯，日前，余先生在電話中告訴他在牛津即將印行的新書叫做《中國文化史通釋》，他喜出望外，想先睹為快，來信預訂，信中他把「通釋」寫成「通識」，普通話「識」「釋」同音，這點筆誤沒什麼大驚小怪的。我倒是一時好奇，去翻了翻詞典，「通識」和「通釋」，有什麼不一樣呢？現在，因為香港小學課程裏有一門常識，中學課程裏又有一門通識，而全世界的大學現在都談論通識教育，所以一碰到「常識」「通識」這樣的詞，就難免心裏發毛。剛才中午飲茶，同事的議論言猶在耳，同事張太說她家的電腦魔童，每天玩五六個鐘頭電腦遊戲，電光火石出神入化，學校的常識課卻還在圖文並茂的教他哪是鍵盤哪是顯示屏哪個是老鼠。另一同事陳生則說她女兒的通識課更離譜，總是把掘路修路工程講得神神乎乎，考她到底是路政署渠務署水務局還是煤氣公司電燈公司電訊公司的責任。我同事的問題是，這種芝麻綠豆讀來做什麼呢。常識和通識，茶餘飯後，大家說得牛頭不搭馬嘴，愈說愈憤慨，難免以偏概全。其實中小學課程叫常識還是通識，不必太較真。
這時候，我就會說不如我們讀一些沒有課本那麼深奧、淺白的通釋的書。這時候，我特別喜歡「通釋」這個詞，喜歡通釋的貫通、旁通之理。比如說，余先生有一篇文章〈原序：中國書寫文化的一個特色〉，就是一篇很好讀的通釋文章，每次讀對我來說都如上了一堂最好的通識教育課。文章說的好像是「同聲相應同氣相求」的文人雅事。
余先生因為收集歷年來為友人著作所寫的序文，編成《會友集》，發現數量之多出乎意料。余先生自問：「孟子有一句名言：『人之患在好為人師』。那麼我是不是犯了『好為人作序』的毛病而不自知呢？但在我的記憶中，每一篇序好像都是在『義不容辭』的情況下完成的。」
是不是「好為人作序」？余先生這部《會友集》去年已出版，書擺在那裏。這引言令我記得以前讀陳寅恪先生的《柳如是別傳》開篇那幾句引言：「昔歲旅居昆明，偶購得常熟白茆港錢氏故園中紅豆一粒，因有箋釋錢柳因緣詩之意，迄今二十年，始克屬草。適發舊篋，此豆尚存，遂賦一詩詠之，並以略見箋釋之旨趣及所論之範圍云爾。」這一粒紅豆引出的就是傳世名篇八十多萬字的《柳如是別傳》，妙不可言。近的則是余先生自己的七十萬字巨著《朱熹的歷史世界》，余先生說一開始只是為《朱子文集》寫一篇介紹性質的序文，然史料引申出來的問題層出不窮，逼使他步步深入，由遠及近，最後一部綜論通釋宋代政治文化演變之作，獨立成篇。
「為人作序」這樣一件中國人看來很平常很普遍的事，余先生聯想到西方和日本的著作中「為人作序」，只是偶然一見，並未形成過普遍的風氣。難道「為人作序」竟是中國文化傳統的一個特色嗎？余先生說，「這個疑問在腦際浮現之後，我的好奇心被挑動了起來。」此亦所謂貫通旁通之理也。余先生好奇心被挑動起來後，一連串的問題就出來了：「序」在中國書寫史上究竟是如何開始的？經過了哪些演變的階段？「序」的傳統進入現代以後又發生了什麼變化？……。
「常識」、「通識」和「通釋」也許分別並不大，分別大的是我們的讀書和教學能不能挑動學子的好奇心呢。

新人

新人



兩三年前，Mark Leonard寫了What Does China Think?一書，一時成為話題。作者說我們都看見到了中國的崛起，也知道一堆驚人的統計數據；但為何卻說不出任何一位具影響力的中國思想家？未聽說中國是怎麼看待這個世界，又如何看待自己。當然作者後來發現事實並非如此。
如果作者今天才下筆，「中國怎麼想」這樣的問題也許會更清楚了。這幾年來各種對中國道路的理論反思，也許是六十年慶典最大的收穫，它使到不少中國人漸漸明白，六十年來中國人做了些什麽，在做些什麼在想什麼。
不久前，原《讀書》雜誌主編汪暉接受德國雜誌專訪，中譯稿在網絡流傳，訪問稿說這屆新政府的施政，就好像是把新左派的理論主張照搬過來一樣。是耶非耶，不是一時能下結論，可以說的是，近十年來新左派力圖以一種制度創新的角度去看中國，在汪暉、崔之元、甘陽、黃平、王紹光、張旭東等人的努力下，一個理論陣營似已成型。漸漸爭取到了闡釋中國的話語主動權。其理論不再相對於國內的所謂自由派，也不只是試圖打破西方神話重述中國故事，而是嘗試以作為一個中國人這樣的基本存在，追尋中國在人類歷史的意義。有趣的是，這些留洋十多年的代表人物，他們身上那種樸素的民族意識，常常被評論界誤讀爲民族主義。
理論界大膽創新的嘗試的確總是令人側目的，還記得十多年前剛印出崔之元《創度創新和思想解放》一書，托沈公帶給李慎之先生，當時有「南王北李」，李公是北京理論界的領袖，對於崔著正面肯定文化大革命的大民主和鞍鋼憲法，李公表示非常憤怒。李公經歷風雨蒼黃，德高望重，但在理論探索中，這不見得就成為判斷的準則。我當時覺得有意思的是，新與舊的區別已經出現。不同年代的中國人對中國革命、中國道路有着截然不同的解讀。也許是對中西方二元對立、對走資走社論述的厭倦，也許是同代人的天然性親近，我更喜歡新左派，尤其喜歡他們對中國的承擔。
這種區別至今猶然，比如最近所謂的國進民退、重慶模式的報道，海外的中國評論，和崔之元藉重慶模式，進一步分析公有制在經濟市場中的意義，截然不一樣。記得九十年代初，戴卓爾夫人跟鄧小平說，聽說你們要搞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這不是開玩笑嗎？崔之元說，沒有人開玩笑！
所以當日前收到另一位主軍人物張旭東寄來他的《試談人民共和國的根基》時，我對於他說的社會主義「新人」感到莞爾。他說，像中國這樣龐大、複雜的歷史現象和政治實體，它的根基必然是多重而又單純的。
張旭東把這種多重又單純的根基，歸根為一種新人。什麽是新人？新人是被人民共和國所界定的人。什麽是人民共和國？人民共和國是以這樣的人民作爲精神、倫理和文化基礎的新國家。他說這有點像同義反復。他引述美國歷史學家Frederick Jackson Turner 著名的美國文明起源的「邊疆論」：「美國人」決不是一般人印象中的歐洲文化種子在新大陸的開花結果，而是作爲一個全新的文化民族和政治民族，誕生在它向西部拓殖、從印第安原住民和荒野中奪取生存世界的路途上。
今天中國的各個領域，有一種跟「社會主義新人」一脈相承的東西。即使在他們的粗俗、沒有教養和天真的行爲方式和欲望方式中，我們也能看到一種革命和社會主義文化和價值觀的殘留。「中國怎麼想」視乎這些新人怎麼想。

何東生

何東生



因為一句話，何東生在我這裡留下了印象。八十年代初，何東生還在復旦教書，參加興華營，跟港台的知識界初次接觸，那時候國家剛剛開放改革，這樣的半對外接觸彌為珍貴。當然，那時候何東生沒想過自己後來會平步青雲，進入中南海核心階層，何東生說，兩岸三地的知識精英接觸交流後，他最大的發現是，大家想的東西是完全不一樣的，知識結構、問題意識、話語、歷史觀和世界觀，基本上都不一樣，「而且不只是港台知識精英不理解我們，我們也不理解他們。」何東生甚至說得非常坦白，他說大家其實並沒有太大興趣去互相理解。所以真正的理解，幾乎是不可能的。知識精英尚且如此，老百姓更不用說了。
何東生這幾句話，坦白說，在我心裡結了個疙瘩，留了點什麼。距何東生參加興華營的好多年後，香港回歸了，現在時髮，香港人爭相到北京的大學裡接觸接觸交流交流，了解國情，這當然是非常好的事。這各種各樣的國情學習班，有時候結業時會請一些官階較高的來講最後一節課或者講講基本法。我記得有一回一位講基本法的官員把話也說得非常坦白，他說你們香港呀，雖說是這個國際中心那個世界第一，其實說到底並沒有你們自以為的那麼真的有什麼了不起。當我覺得他說得實在對的時候，不知何故卻想到了何東生。這種有點耀武揚威的話，是盛世的產物，跟何東生的沉着和深謀遠慮相比，差太遠了。
何東生晚上失眠睡不着覺，位高權重，晚上喜歡自己開着路虎越野車兜風，開到天亮，累了在車上打個盹。這個國家領導人的私人秘密，並不影響他成為一個深謀遠慮的政治家。現在領導層中當然都不再是革命家而是專業訓練出身，但那不是電機就是水利工程，像何東生這樣的二朝元老又受過馬基雅維利政治學特訓的並不多。何東生不只是集體領導中的一個投票機制，他有他的想法。「西方不是有個上帝？上帝創造世界，祂是全善的，不可能故意創造一個不好的世界，是不是？但世界確實存在不完善之處，所以萊布尼茨這個哲學家就替上帝辯護，說世界雖然不完美，但更好是不可能的。上帝尚且如此，何況中國？中國的現況，已經是在現有條件下最好的了，再好則是現實上不可能的，你不能假設說中國有英國的議會傳統，或北歐的社會民主，或美國的廣大土地資源，中國就是中國，今天的中國，已經找到現實世界中的最佳選項。」
陳冠中《盛世》寫的這個何東生，讓你想到他和Saul Bellow寫的Ravelstein有隱匿的對話一點也不奇怪，何東生像是Ravelstein從政的一個門生。陳冠中怕我們看不仔細，故意加了一些旁注，加插了一段北京施特勞斯和施米特讀書班描述。SS讀書班的是學術、政治和產業界的結合，正式成員有副部級官員、少將級軍人、央企和主權財富投資老總，加上幾位社科院和重點大學的所長、教授。人脈直通天庭。讀的是經世之學，座右銘是智勇雙全 -- 尚武精神、英雄主義和男子氣概。要在這個平庸而沒有榮譽感的年代成為精神貴族。 -- Saul Bellow譏諷說，像是一隻要出發橫越Andes山脈的螞蟻。
既有善於俗白教導和微言大義的哲學家，又有深謀遠慮的政治家像何東生，今天的中國，已經找到現實世界中的最佳選項。何東生興華營的營友、港台的知識精英像陳冠中，最多只能引用伏爾泰諷刺萊布尼茨的話開開玩笑，「在所有可能的世界中的最好的一個世界裏，一切都已經是最好的了」。

詩人在香港

詩人在香港



香港是一個國際城市，雖然我們知道那指的最多只是購物和金融市場交易買賣而言。至於詩人，在現代社會早被視為可敬而不可親近的受保護動物。
朋友圈子裏都認北島是詩人，可敬也可近。你知道，就寫詩這一點來說，朋友間的認同，遠比外人怎麼看更可靠。雖然這些年來，北島詩寫得太少，好在最近他編成四十年自選集《守夜》，他一直在用散文寫他的童年北京，像本版零碎發表過的一些章節段落，像〈北京四中〉一文那樣的結尾：「回北京不久趕上過春節。在同學聚會上，杯盤狼藉，醉後高歌痛哭。寫舊體詩詞成了時尚，互相唱和，一時多少離愁別緒！北京火車站成了我們最後的課堂，新的一課是告別。」仍是一種詩的節奏。我總是拿來當詩讀的。
然而，就算我是他的粉絲，去年他說今年要在香港搞一個大型的國際詩歌節時，我還是大大的嚇了一跳。我和香港一樣現實，首先想到是，誰會給你錢請那麼多國際詩人，有些大牌的可能還要坐頭等艙來香港朗誦詩歌。我潑冷水的第二個理由才是我們香港人都那麼忙碌，誰會去聽你們的國際詩歌。只是，我怎麽認爲國際詩歌節在香港不合時宜，顯然絲毫動搖不了詩人的信念。因為詩歌寫作本身，對於詩人來說，本來就是要把不可能說出來的，說出來。而把不可能做成的，做起來，恰是香港國際詩歌節的目標。北島引用喜愛的奧塔維歐．帕斯，「在革命和宗教之間，詩歌是另一種聲音。香港恰好爲這另一種聲音提供了空間。這與其獨特的歷史背景、政治與文化的生態有關，與國際地位和地理位置的重要性以及多民族多語種並存的現狀有關。香港國際詩歌節是香港的文化事件，也是整個漢語世界的文化事件。」
我看來已無可救藥，這樣優美的豪言壯語，雖然充滿智慧，但我同時總感到詞語矛盾有悖論，並未能打動我。夏天我們相約歐游，回來後，詩人把學校的課都集中挪到了下一個學年，全力籌備詩歌節。我站在遠遠的，袖手旁觀，但自此以後，見面時不用說，就算在電話裏他說的全都是詩歌節呀詩歌節，已經邀請到誰誰，這個美國詩人怎麽好那個埃及詩人多麽重要，我卻其實連最鄰近的日本詩人高橋睦郎也未讀過。但因爲實在不懂，所以漸漸的倒是愈生好奇。當看着詩人走出了馬料水中大校園，來到了九龍塘，立即得到浸會大學鍾玲教授的寫作坊加盟，陣勢登時倍增，再接再厲，從九龍塘長驅直入旺角，又和男拔萃書院張灼祥校長結盟，國際詩節果然一下子成了香港中文大學浸會大學和拔萃男書院聯合策動的大型文學活動，令人嘖嘖稱奇。
據說是俄國詩人約瑟夫．布羅茨基說的，人類在二十世紀學會了面對一切藝術形式，除了詩歌以外。我想，就算這個月下旬的國際詩歌節怎麽成功，我們也很難說香港因此和詩歌就有了什麽關係，很難說我們因此就學會了詩歌這種藝術形式。但是，就算對詩歌一竅不通，我無端端的也感染到一種快感，好像看見了那些詩人，懷裏各自揣著竊竊暗喜的作品，來到香港，尋覓他們的同類。交換詩歌，或手槍。一個人不管用哪種語言寫作，詩歌是唯一的母語。無論用哪種語言，真正的詩人深入到寫詩這樣的層次，是沒有分別的。怎樣去尋找一首詩的節奏，怎樣去確定一首的形式，怎麽去賦予一首詩的結構，不管你用哪種語言寫詩，你也許會發現一共同的秘密。
你會在香港國際詩歌節中交換你的秘密？北島說，只要你是詩人，他一開口你就會知道他是不是詩人。同樣的話，我則更喜歡女詩人說出來的柔情：請讓我聽聽你的聲音／請聽聽我的聲音。

那不變成香港了

那不變成香港了



甘陽到中山大學辦他的博雅學院，現在算是移居廣州以學校為家了，周末月尾回來香港，大家各忙各的，難得一聚，不再如以前那樣三頭兩日就能聽他海聊指點江山的，和他合作這麼多年，一起編過百多本書，他不在香港一下子我的平日竟也變得清靜起來。前晚約見面，不知怎地卻說到老友吳彬前些日因北京大雪滑倒骨折住院，說到遠在巴黎的趙越勝終於寫出了三代讀書人的文化史，說到人在美國的余英時教授抱恙康復新近為牛津編就的大書《中國文化史通釋》，秋風涼意，他一個人吸他的菸，我翻讀他新近在《現代中文學刊》上的訪問稿，竟有點感慨起來。
幸好話題很快轉到他博雅學院的學生，轉到國內學界對博雅學院的關注，他才又手舞足蹈起來。中山大學博雅學院說辦就辦，立即上馬，裝修教學大樓，購置設備物資，物色教授老師，從全校幾千名新生中再遴選出三十四名學生，分兩班精英教育，第一年本科修讀拉丁文、古漢語、詩經、古希臘悲劇。加上甘陽的狷狂，旋即成為中國大學界最熱的話題。見面他說的卻是，中國孩子那種聰明，那種求學求知之殷切，你怎麼想也想不到的。可恨我們一直都缺乏好的學校，缺乏好的老師。我們整個的知識社會，你不能不承認，現在處於一個非常迷茫的時代，具體問題如金融危機貧富懸殊貪污腐敗一大堆，但沒有中心議題，沒有公共話題。我們的思想界，空空如也。思想貧乏，沒有人真正能讓年輕學生開竅。連最後的保壘大學都在商業化庸俗化，盲目追求新潮，弄得我們中國人好像真的沒有文化，沒有傳統，沒有學統。在不斷地騖新獵奇的時候，其實是被引得摸不着北。再這樣下去的話，“那不變成香港了，大家用英文寫作呀發表呀，卻不知道自己在搞什麼”。
這樣的話，只有甘陽膽敢說的，西方近三十年來的話語，全都是矛盾，總談差異總談多元，結果愈談愈沒有差異，愈談愈單一化愈平面化。甘陽的博雅學院遂重頭再來，請來名師——經典。對於經典，甘陽說你首先需要樹立一種非常敬重，甚至敬畏而又不失批判的態度。美國有所謂 sacred fifteen 的說法，所謂“神聖的十五種”，各人列出來的這“十五種”可能有些微出入，但其中總會有十種八種重複的，這就表明他們對於最基本的東西還是有共識的。如果我們中國學界的經典著作能達成共識的話，我們的學生就不必到了研究生階段，而是在本科階段，就能讀好一些基本的著作了。確立經典在中國大學的地位，並不是說要把這些著作當作完全正確，經典作品從來不是這個意思。最好的通識教育，不是簡單灌輸一套教條，而是讓經典在新的歷史時期，引起我們不同的思考，反映出最新的學術進展。他的博雅學院要做的是，讓最好和最新的，直接進入本科一年級的教育，一開始基礎就要高，就要走得遠。
說起教育理念，高大且遠，甘陽滔滔不絕，但不難看出他在用大力敲醒學生，首先做的是，恢復中國人的一種自信。對於他來說，做中國人，做一個中國的大學生，意味着當今世界唯一有可能在西方主導下爭取文化獨立的民族、唯一有可能充分獲得自我尊嚴的民族。他說，二十一世紀最重要的問題，就是打破西方五百年來對全球的統治，而只有中國具有這種可能。
他意氣風發，躊躇滿志，看着看着，我卻記起二十年前在啟德送行他赴美留學時情景，記起十年前在赤臘角機場接他來香港時的情景，芝加哥和香港，終於成為他回國的中途站，成了往事。

章詒和的糾結

章詒和的糾結


月前在這裏，讀到章詒和的短文《這樣事和誰細講》，原來那是她同名新書的序文。記得她說過，《最後的貴族》六篇，她寫了十年。時日倏忽，這樣又過了七個年頭，終於拿出這個續篇。她不讓讀者失望，《這樣事和誰細講》近四百頁，四個篇章寫四個人：翦伯贊、千家駒、羅隆基、李文宜，篇篇擲地有聲。
從《最後的貴族》到《這樣事和誰細講》，章詒和寫的幾乎都是中國民主同盟的上層人士，章伯鈞、羅隆基、史良、千家駒、儲安平、張伯駒、馬連良、李文宜。她說，無意去寫中國民盟史，但我們不難看到，她有意在用她獨特的筆法來寫出民盟的歷史，在這些筆下人物的榮耀和恥辱、高尚和卑鄙、失落和挫折中，我們讀出一部民盟史來了，起碼我們看到了章詒和描繪的中國民主黨派的興衰軌迹。
問題是，六十年來中國民主黨派的興衰，從來不是，或者不只是民主黨派自己的事，而是由別人的黨派決定的——民主黨派在前面表演，中共統戰部在後面指揮。這就是章詒和的心理糾結，這種心理糾結必然又成為她寫作的痛苦。因為她早就把自己的榮辱得失，與她父輩連在一起了，但是，每當風起雪飛，茫茫如煙如霧，她卻發覺，她在一步一步地遠離她父輩創立的民盟——那個由沈鈞儒、黃炎培、章伯鈞、張君勱、羅隆基、梁漱溟、左舜生發起組織的中國民主同盟。
寫還是不寫，寫出來的可能只是恥辱，不寫出來則只有痛苦，甚至寫出來也只會更痛苦。書中《滿腔心事向誰論：父母和千家駒》一文，從題目到內容都可以說是《這樣事和誰細講》的縮影，文中章詒和說了一次經歷：「不久，我去閩南出差，進了一家餐館。那裏面，有八個侏儒做服務生。鐵觀音茶剛沏上，一個福建戲劇史專家問我：詒和，你看他們像誰？像什麼？我反問。像不像現在的八個民主黨派呀。福建朋友說。滿桌開懷大笑，我則心如刀絞。原本以為自己對民主黨派的感情淡得像水，船過水無痕。這刀絞般的心痛卻表明，事情並非如此。追懷已往，不忍追懷，又無法忘懷。或者說，有意遺忘過去，便是快樂嗎？」
誰能夠，又能向誰說出這樣的事呢？章詒和這篇千家駒，從二○○三年一直到二○○九年，數易其稿，寫了七個年頭。千家駒 (1909—2002) 一九三二年畢業於北京大學經濟系，一九四五年抗戰勝利後在香港辦經濟通訊社，任中國民主同盟南方總支部秘書長，兼香港達德學院教授。一九四九年應中共中央之邀回北平參加新政治協商會議籌備會；同時出任中國人民銀行總行顧問。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任中央財政經濟委員會委員，全國政協委員，民盟中央副主席。一九八九年七月，憤然離國流亡海外。章詒和引為奇辱大恥的是，九一年民盟中央因此吊銷了千家駒民盟中央副主席等職務。九二年，經江澤民、喬石、李瑞環簽字，才同意千家駒返回大陸。
在此，章詒和不只寫出了她的憤慨——憑什麼流亡海外人士回鄉，必須向共產黨政權寫悔過書，她更想寫出的是千家駒這種知識人與政治人的雙重性。學術研究與社會關注的高度結合，最終使學者千家駒在晚年成為政治人物。
章詒和說，對待政治人物，歷史看似有情，歸根到底是很無情的。「返回大陸的千家駒在深圳生活，他最後幾年是怎樣過的？我四處打聽，卻無從知曉。不管如何生活，其內心深處定是寂寞如沙。」

李嵐清在法蘭克福書展

李嵐清在法蘭克福書展

　　
日前內地《南方周末》專題報道中國領導人在海外出書的所謂來龍去脈，可惜有些顯然只是道聽途說，二手轉述語焉不詳，不過這樣的題目說起來倒真有些意思，這幾年來，好像是江澤民開的頭，接着有錢其琛的《外交十年》，現在是前副總理李嵐清在海外牛津出書。也許是李嵐清向來有一種儒者風範，在任時又專管對外經濟貿易和高等教育，早期香港富豪霍英東包玉剛等都是直接跟他打交道，此書未正式面世已備受關注。那天在法蘭克福書展主賓國館，李嵐清《突圍》英文版作為書展首日發佈的新書，我剛好碰上了，牛津大學出版社一眾高層專門從英國牛津過來主持儀式，國內新聞出版署、文化部、中宣部、外研出版社，空群出動，現場播放專門為發佈會錄影的短片，李嵐清用英文介紹他的Breaking Through：It traces the open policy down to its genesis and to the national leaders’ decision-making process behind it during the period from 1978 to 1984, when the policy had struck root in the Chinese soil. That short span of time was a major turning point for China. ...
隨後在牛津館，看到英國人為這本書堆起來的書山，我好奇心起，找到編輯瑪莉女士後，我的問題單刀直入：中國領導人的書，你們西方人真的感興趣？瑪莉對我這種中國讀者的妄自菲薄不以為然，循循善誘的就談將起來，李嵐清書的另一編輯張黎新也在，她中英文都好，即時把瑪莉的話轉譯給在場的中國朋友，是啊，我們也都想知道，一個西方讀者到底是怎麼看中國領導人寫的書呢。
瑪莉美國名校出身，在劍橋、牛津大學出版社做過資深的學術書編輯，特懂中國，我以前跟她合作過，當然她不能算是一個普通的西方讀者 (比如說她多年前曾一下子領養了四個中國孤兒，這可不是一般西方人的能耐)。她說李嵐清不簡單，這本書講的實在是中國當代歷史上一個意義非凡的發展階段──國門初開的歲月。開篇之始，你就能在李嵐清的筆下看出，中國人在經歷文革浩劫和失去毛澤東後的那種哀痛。那時候極左思潮仍盛，兩個凡是還在，改革派雖決意要擺脫中國經濟和工業的落後，卻舉步維難。鄧小平為首的改革派下定決心排除萬難，力圖帶領中國走出了十年之久的封閉狀態，打破經濟停滯不前的局面──這就是李嵐清講的「突圍」。
　　瑪莉開門見山，殊不容易。接着她說，西方世界目睹了過去三十年間中國翻天覆地的改變，對於中國經濟騰飛，知其然卻不知其所以然，即使在中國，瞭解箇中內情的人也並不多……當小張把這句話翻譯出來時，在場的幾個中國朋友面面相覻。究竟是哪些人造就了今天的繁榮？中國從計劃經濟向市場導向型經濟轉變的背後，經歷了怎樣的醞釀過程？經濟特區的設立為中國對外貿易發展和經濟增長鋪平了道路，但是究竟經過了怎樣的政治進程和政策調整，經濟特區才得以建立並發展？
　　瑪莉說這就是李嵐清這書本不簡單的地方了，身為中國開放政策探索與實踐的參與者和決策者，後來更擔任國務院副總理，講述改革開放初期的故事以及關鍵事件內裏的奧妙，他當然是真實權威。可以說，李嵐清的個人經歷，成為本書可信的保證。書中的大量圖片，比如鄧小平為十一屆三中全會發言手寫的提綱等等，多為此前從未向大眾公開的解密檔案、文件和手稿……會看的人知道那都是寶。──我在想呢，李嵐清在法蘭克福能有這樣的西方讀者，不簡單。

法蘭克福書展主賓國

法蘭克福書展主賓國


法蘭克福書展和我們的香港書展不太一樣，參展商面對的是出版商行家而不是讀者，書展中的買賣是版權交易而不是圖書零售。說得直接淺白一點，法蘭克福書展有很多書目很多出版商而沒有太多的書本太多的讀者，想在書展中蹓蹓躂看看書的未免失望。事實上參展商來自五湖四海百多個國家，對於大多數人來說，大多數的書都像天書，文字都如蝌蚪，象形形聲會意並不容易，我的感慨是，並不是所有的文化都是我們共同的財產。我的關注是，在這樣的國際文化平台上，誰是文化的代表，經濟崛起的中國文化形象是怎麼樣的呢。
我有時留守在中國的六號館，有時跑到牛津的大本營八號館（英文大出版商為主），感覺落差很大，一開場，八號館秩序井然，談判各就各位，西方人生意桌上的對方常出現東方善良的面孔，點頭微笑，我們在買。另一邊除了我們的同胞，沒有太多人敢踏足中國文字的海洋，偶而看見同樣善良的西方人，我們趨前握手寒暄，肢體動作像推銷員。這時候，像我這種過份著眼文化之異而忽略文化之同的好事者，心裏憋扭活該，說實話這種文化上的失衡早已習以為常並不值得大驚小怪，所以當我和跟前的大前輩陳萬雄先生吐這種苦水時，他呵呵大笑，說三十年前第一次來參展，那才是天地之別，就算前些年，中國仍只是幾個燈籠幾本書，今非昔比大不一樣的了。
今年法蘭克福書展，中國主賓國（Guest of Honour），一踏足展場你隨處可見主賓國的兩款海報，一張是林妙可一樣可愛中國娃娃圖，另一張是用漢字設計成的圖案海報。我相信，西方人看見海報的圖象訊息是清新，文字訊息是China–Tradition & Innovation（中國：經典與創新）。因為我認得簡體字，接收到的訊息應該比他們多一些：海報圖案由二十個簡體字組成，宋體，大小不一的單字重複出現，有白底紅字，白底黑字，紅底白字幾款，從左到右從上到下的文字次序是這樣的：新穎紙印刷主賓國文化中國書籍書展活力出版。
這二十個單字最多只組成詞義而不成句意，這種海報設計只是現代設計的小手藝，難免令我失望，在此且不去挑剔，因為完全有可能只需一個甭說二十個象形中國文字，就足以把西方人鎮住的。法蘭克福書展主賓國的意思是，展場設有一專門的主題館，同時，以中國展台的名義使用六號E館。場地我出，內涵你來裝。
從現代人的角度看，平台怎麼搭建，和內容同樣重要。主題館，總設計師李繼偉，藝術顧問是徐冰、宋協偉，簡單來說是國家主辦民間承包。設計元素是中國活字、印刷、紙。天花板上像白雲一片的中國宣紙，設定了人們文化活動空間後，接着以時間為序，以造紙術，印刷術發明以及電子出版為標誌，將中國文化出版分為四個時期：早期文字載體、造紙術發明及其發展、印刷術發明及其發展、當代出版。六號館中國展台與主題館的風格相近，可惜太擠太雜。
書展正式開館前一天，由習近平開幕後，時間限定14至18日五天，612項活動，300家出版社，160位作者，陸續登台，國家領導人級的作者有牛津出版的李嵐清 Breaking Through 新書發佈，經濟學家林毅夫主持中國經濟發展論壇，文學家人多勢眾，王蒙余華王安憶莫言蘇童舒婷劉震雲安妮寶貝陳丹燕陳染遲子建等等，沒看過作品的更多如春樹崔岸兒戴來等等，中國香港有也斯葉輝羅貴祥舒淇蔡益懷周蜜蜜，中國澳門有黃文輝，中國台灣有龔鵬程。在國際場合，香港是中國香港，台灣之外有中國台灣，可惜國家留給中國澳門的書架竟排不滿書。
誰是誰，誰代表了誰，是敏感話題。老友萬之專門從瑞典跑去陪同法國作家高行健出席新書活動，當然不能算作中國主賓國的文化交流。

慶祝國慶

慶祝國慶


像我這種不太懂得打理日常生活的人，現代資本主義社會所謂的自由選擇，實在是煩透人的事，小如到超級市場去買一支牙刷牙膏，中午到快餐店買一個飯盒，其五花八門常令我猶豫不決無從下手，大的如愛不愛國慶不慶國慶，在香港好像真的都是可以自由選擇的。尤其是愛國國慶這個大的，我記得從中學進入大學那一年就來煩人，中學讀吳康民的左派學校，國慶還是理所當然的，到了香港的大學校園，總有一些諸如國是學會或者福音團契的人跑來關心你，信主愛國從canteen到課室，如影隨形。愛不愛國成為一條選擇題還不止，還成為辯論題，有時還要爭個面紅耳赤。有人愛國但不愛當代中國，愛文化中國而不愛政治實體中國，頭頭是道好有哲理，但又似是而非自相矛盾，在一大堆中國苦難面前，我也總像患上失語症，不服氣但又口舌笨拙無從申辯，討論結果總變得索然無味變得好無聊。這時候，總會非常懷念小時候在鄉下那種單純而樸素的慶祝國慶，非常懷念鋪開紅紙倒出墨汁等父親寫「慶祝國慶」橫額貼在門眉上那種喜悅，那種樸素是，明知道慶祝國慶四個字中有兩個字重複，也從來不會想一想要不要改換另一種說法。
那的確是一個詞與物、甚至連詞序也固定下來的年代。一年三百六十五天就幾個節日，慶祝元旦、慶祝國慶、慶祝春節。紅太陽是毛主席，我們心中向着的是天安門。國慶過後回學校寫作文，題目總是「國慶有感」，再一次讓你下決心好好學習天天向上，希望能上天安門城樓獻給毛主席。沒有人懂得自由選擇這樣的字，懂得「一窮二白」，但更相信接下來的後半句：一窮二白好畫最新最美的圖畫。那當然是一種理想主義的想像，在這樣的想像中，國慶節那天父母單位分發的大包，顯得非常實在而具體，鷄蛋豬肉做饀的白麪大包，一年唯一一次出現，從未間斷，對於我來說，國慶與大包，建立起了牢靠的詞與物關係，可惜後來我怎麼形容給孩子也無效，能做的是去陸羽飲茶時，每回都要一個鷄球大包，且看陸羽與大包的詞與物關係，憑個人的堅持能維持多久。
慶祝國慶，是天經地義還是個人的一種自由選擇，也許沒太多人有興趣，我身邊的幾個朋友顯然是例外，每年國慶的聚會，老實說在香港不管你怎麼選所選的時間地點每回大家都感到很不對勁，愈來愈不對勁，酒過三巡那個老問題總要來，百年中國，你來選一年，一九四九，你會有別的選擇嗎？
這時候，我總無來由的記起小學三年級課文有一篇是毛主席的《浣溪沙．和柳亞子先生》。這好像是我會背的第一首毛詩詞，但無論怎麼說，當時對於小學生來說太深了讀不懂，「長夜難明赤縣天，百年魔怪舞翩躚，人民五億不團圓。一唱雄鷄天下白，萬方樂奏有于闐，詩人興會更無前。」詩人題記「一九五零年國慶觀劇，柳亞子先生即席賦《浣溪沙》，因步其韻奉和」，我們的鄉村小學老師顯然也不明白什麼是浣溪沙什麼步其韻奉和。只記得老師說柳亞子是毛主席的好朋友。後來知道老師語文水平雖不高，這一句說得很對。柳亞子是國民黨，可毛主席赫赫有名的《七律．長征》《沁園春．雪》都題送了給他。我難免會想，當代中國歷史曲折的確令人擲筆悲嘆，但那些和國慶不國慶還是可分開的，我嚮往有毛澤東柳亞子這樣的一個文人朋友酬唱的國慶酒會，我更想在國慶節這一天過得愉快開心一點，更不用說的是十月一日還是家人的生日呢。

向祖國匯報

向祖國匯報


初秋的北京街頭，忽然下起雨來，無簑無笠只好就近躲入大樓避避風雨，中國美術館大門開着，入場免費，原來是文化部展覽新中國美術六十年，地下三樓五樓，規模大，佳構精品多，六十年來之華誕盛典也。用場刊的話說就是，項目啓動以來，文化部和中國美術館高度重視，傾力打造，盛情推出。從展覽方案到展覽框架，嚴密推敲，反復論證，形成這樣一個容量巨大、氣勢恢宏的展覽，品類之全、質量之精、份量之重可謂盛况空前。煌煌大作，泱泱大國，極六十年美術創作之大觀。
可以想見，中國畫、油畫、版畫、雕塑、水彩、年畫、連環畫、漫畫、宣傳畫，近七百件經典名作都經過多重程序的嚴格挑選。可惜我總覺得畫黨和國家領導人的宣傳畫太多，就說領導人宣傳畫吧，沒有林彪沒有王張江姚四人幫，也沒有趙紫陽，真實面貌有不太真實的一面。大門口有大群大群的中小學生，坐旅遊車來參觀的，不繫紅領巾，但同學少年風華正茂，健康活潑朝氣蓬勃，一看就是新中國未來的接班人。圍在門口伏着站着寫明信片，明信片只是簡單的幾樣款式，正面都是天安門城樓光芒四射和「向祖國匯報」宣傳畫，金燦燦紅彤彤的。同學愈寫愈興奮，銀鈴一樣的笑聲很好聽，我一點也不覺得吵鬧，不知他們看過展覽出來還是等着進去，三五成群輪流在大堂廣告牌前拍照留念，相機都很新款，也有人用更新型的手機自拍，我剛好走出來站在門口看雨，回過頭來看同學，看得出他們很快樂。
是日下午見到定居北京多年的陳冠中，問他新生代的幸福快樂指數，陳冠中絕頂聰明，我未開口他早知道我這種香港人想怎麼樣。他竪着大拇指說現在中國的幸福指數頂瓜瓜。不只同學少年，大家都很幸福快樂，以前幸福指數高的那些尼日利亞、委內瑞拉、波多黎各，早就被我們中國拋離不知幾遠。
自從也斯大大標題「陳冠中寫小說」為《香港三部曲》寫序後，我已把陳冠中當作十足的小說家，事實上這麼多年他搬到中國住，據說想做的事只有一件就是寫小說。小說家說的話誇張有虛構成份。
從現實跳到小說虛構，我腦筯笨轉換不靈。陳冠中笑我呆在香港消息頭腦都閉塞，我只有攤攤手板表示無奈，香港媒體的中國新聞只報憂不報喜。我說，你住北京十多年了吧，那你說說，中國人怎麼一下子就那麼幸福快樂起來了呢。
陳冠中就是陳冠中，嘿嘿呵呵着從背包裏拿出一叠文稿，他說這許多年一直都不敢寫中國，中國人的心態幾年就蛻變一次，八九年敏感咱們不說，九二年鄧小平南巡是一變，九四年宏觀調控是一變，九七年香港回歸是一變，千禧年加入世貿WTO是一變，○三年非典沙士是一變，○八年搶奧運火炬一變奧運舉辦又是一變，這兩年金融海嘯是一大變。這次大變覺得自己原來比美國人還牛B。衛星上天畝產萬斤。以前國民快樂指數的全球排行，中國都不知道排在後面哪裏，最近兩年都排第一，十幾億人都說自己很快樂，都有一種說不出來的小小小嗨。陳冠中說，我叫小小小嗨做hi-lite-lite。
陳冠中有時候說話的確誇張，好像真的在寫小說，他說現在每個人都是文革工農兵海報上的人了。現在不光是北京這樣，全國很多地方都這樣，到處都hi-lite-lite，嗨賴賴。他說，不要說你，我自己有時也迷茫不解悶悶不樂，你說是其他中國人有病還是我有毛病？有這麼快樂嗎？
我被陳冠中說得有點hi-lite-lite，嗨賴賴，怕出門不安全，躲在酒店裏讀他的新小說《盛世》。

李澤厚八十歲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涼風冬有雪，若無閑事掛心頭，便是人間好時節。記得學生時代讀李澤厚的《漫述莊禪》，他書中引的這幾句《無門關》也被我抄寫在書的空白處，何所為也，想不起來了。用現在的話說，我是他的粉絲。粉絲有時候是不分由來的。其實當時讀得最興奮的是他的《美的歷程》和《中國近代思想史論》，囫圇吞棗，但不能不說的是，他論魯迅思想時，借題發揮，粗筆勾勒幾代中國知識分子的風神面貌，實在令人愛不釋手癡迷不已。魯迅曾經想寫自己一代在內的四代知識分子長篇小說，可惜沒有實現。李澤厚把魯迅的四代發展到六代，記得他是這麼說的，「他們的命運和道路，他們的經歷和鬥爭，他們的要求和理想，他們的悲歡離合和探索追求，他們所付出的沉重代價、犧牲和苦痛，他們所迎來的勝利、歡樂和追求，如果譜寫出來將是一部十分壯麗的中國革命的悲歌。魯迅的遺志應當有人來完成。」
讀李澤厚這樣的思想史論述的確痛快。我當時相信李澤厚也只有李澤厚會完成魯迅這個遺志的。所以那時剛斷斷續續的在雜誌上讀到他的《啟蒙與救亡的雙重變奏》，讀到他寫《青年毛澤東》，讀到他寫《馬克思主義在中國》，已感激動，沒想到的是，只爭朝夕，他每天四小時五千字的速度，八七年推出整本《中國現代思想史論》。雖說並未全部完成，但是，在書中李澤厚重提了寫作六代知識分子這漫漫長路，他說，我願為明天的歡欣鋪路。當然我也讀到了劉曉波論李澤厚的長篇大論，劉曉波狂，他收篇的前半句是這麼說的，孔子死了，李澤厚老了。
我的確沒想過當其時李澤厚六十歲。人世有代謝，往來成古今。說起來因為當時我們讀李澤厚的書，幾乎是同一時間不分前後地閱讀，沒有想到《近代思想史論》和《現代思想史論》之間其實相隔了十年。從另一角度看，若把八五年的《古代思想史論》一起算進去，八十年代整個是籠罩在李澤厚之下的。想起來我們在香港得見李澤厚的時候，正是他名滿天下之時。八八年李澤厚去新加坡講儒學，回國途中逗留香港，把《華夏美學》交給三聯董秀玉，初次看着他龍飛鳳舞的手稿，我們一點也不計較字迹潦草難辨，都嘖嘖稱說那叫做才華橫溢。隨後冬天去北京皂君廟他家，他站在大廳請我拍照，牆壁上是馮友蘭八六年寫給他的聯句：「西學為體中學為用，剛日讀史柔日讀經。」那模樣至今我記得清晰：風流倜儻意氣風發。
八十年代中國沒有人不讀李澤厚，像沒有人不讀朦朧詩一樣。記得當時不自量力但實在急不及待的跑去採訪他，李澤厚這麼說：我不寫五十年前人寫的書，也不寫五十年後人會寫的書。談笑風生，睥睨點將中國：文化與世界、走向未來、中國文化書院三大文化團體諸公，沒有人及得上他。
八九年後各奔東西，匆匆二十年，李澤厚客居美國寂寞譯讀《論語》。九十年代甘陽憤憤不平說，哈貝馬斯又怎麼樣，中國有李澤厚。傳為佳話。
春有百花秋有月，上回來北京，春天百花開，沒想到湊國際書展熱鬧又到北京，秋高氣爽，閱兵綵排封路不便，我們相約在四環外的健一公館，青茵緣草，長空朗月，李公剛從美國回來，多年來我們為他編書的，董秀玉舒煒李學軍甘琦老寧侍坐，閑談讀李澤厚的感受。是為記。
臨行前，我們把李公的知識份子課題反過來提問，中國沒有強大的資產階級，知識分子起了引領時代的作用；如今出現了肚滿腸肥的資產階級，是不是不再需要知識分子了呢？大家相視無語。

讀經典學通識

讀經典學通識


我們知道，教統局的課程清清楚楚列明：高中通識教育科的性質，與大學的通識教育不同。中學的通識課程不需與「人文精神」或「古典主義」等意識形態互相聯繫。
教統局在此把人文精神和古典主義刻意強調為一種意識形態，非常礙眼不尋常，但暫且不去管它。新學年開始之際，看着市面上五花八門的通識課本，教育當局說通識教育不需要教科書，故也不審核通識課本。問題是讀書總得有書可讀才是，總不能讓老師學生整天都忙着去剪報上網搜尋找資料。想來想去，還是覺得如果教統局課程能反過來說也許更有意思：高中通識教育是大學通識教育的進階，與「人文精神」或「古典主義」有緊密的聯繫。而既然教科書這樣不是那樣不行，何不讓學子好好讀幾本經典，論語孟子好，詩經楚辭好，三國西遊水滸紅樓夢也好，或希伯來聖經或古希臘史詩或莎士比亞，梁啟超魯迅沈從文梁漱溟陳映真白先勇董橋北島韓少功王安憶等都可以，不貴多貴精，一年選讀一點，老師有書可講，學生有書可讀，也許會有趣得多。不是說三三四互相銜接？為什麼課程在此要截然區別呢？
好像是在提槓唱反調，事實上多年來，就算在大學裏，通識到底是怎麼樣的，至今仍一直爭論不斷，香港如此國內大學亦如此。最近，被國內網絡界稱為通識教育教父的甘陽，毅然放下香港大學的工作，到中山大學創立中國第一家博雅學院兼全校通識教育總監，引起轟動。有些人嘲諷通識教育讀經典不切實際，有人激動感動，「啊，隔山隔水我等百姓不知上哪裏去見這位中國通識教育之父，我借《南方都市報》一角給您磕頭」。
甘陽在中山大學博雅學院的想法，簡單說來就是讀經典學通識，請大教授教通識。多年來，甘陽在董秀玉等的協助下，試辦通識教育講習班，向全國招生，趨之若鶩。學生大多是博士後或大學年青教師。我記得的課程表是這樣的：第一年在清華大學，清華歷史系彭林教授講《中國古代禮儀文明》，甘陽自己講索福克勒斯《僭主奧狄浦斯》，李學勤教《史記·五帝本紀》，汪暉講魯迅《破惡聲論》和《呐喊自序》，劉小楓講尼采《敵基督》。第二年請來前科大副校長錢致榕講《宇宙大歷史》，朱鴻林講《明儒學案》，朱蘇力講《竇娥冤》與中國法律傳統，劉小楓再次講古希臘悲劇《普羅米修斯》，王紹光選讀波蘭尼的《大轉型》。今年夏天是第三年，中央美院院長潘公凱講潘天壽的《中國繪畫史》，復旦朱維錚選讀章太炎《訄書》，張汝倫讀梁漱溟《東西文化及其哲學》，趙辰讀梁思成的《中國建築史》，王銘銘介紹吳文藻和費孝通的「中華民族」理論。
這十多門課，從北京到汕頭到上海，漸漸成形：博雅學院每學期主要課程只有三四門，每門都有大量的閱讀和作業。必修古漢語、古希臘語、拉丁語，兼修藝術理論及其技能。研修的都是中西方文明傳統及其經典的著作，甘陽說通識教育不是課程淺顯，更不要求老師「天上地下都能講」什麽都懂。
詩經（6學分）、拉丁語（6學分）、古希臘史詩（3學分），有人看到第一學期這樣的課程表，一臉狐疑，讀出來後找得到工作嗎？問題是，我們不總是說，重要的是學生在校期間能有真正的學習嗎，教育做人，推崇的是人生價值，是智慧與修養。啊，難道不是這樣的嗎？

誰在乎諾貝爾

誰在乎諾貝爾

2000年高行健獲諾貝爾文學獎，記得當時國內鬧得紛紛揚揚，文學界朋友之中就有人說，以後不會再有人管它什麼諾貝爾不諾貝爾的了。這當然是意氣話，土耳其作家帕慕克2006年獲獎，他的小說《我的名字叫紅》成為中國大暢銷書，可見諾貝爾效應總還是有的。只是我一直弄不明白的反而是，為什麼那些朋友反應得那麼強烈。據萬之在他的新書《諾貝爾文學獎傳奇》裏說，當時甚至有人跑去瑞典學院，遞交抗議信。瑞典學院院士馬悅然在為萬之這本書寫的序文裏甚至說，那些人其實連頒發諾貝爾文學獎的機構名稱都搞不清楚。
馬悅然這麼說，似也是氣話，卻不能不令人思忖，這與文學的品味有關嗎？與高行健本人以及他的小說《靈山》有關嗎？與高行健以一個法國人身份去領獎有關嗎？萬之的書印出來後，要我趁旅遊之便帶一本給人在巴黎的高先生。他的好意是想我近距離領略一下文學大師。其實，十多年前萬之請我們大家去瑞典開會，當時就跟高先生曾有一面之緣，獲獎前後相信感受是不同的。按萬之畫的圖尋路索驥，就在羅浮宮不遠處，高先生在電話裏竟慷慨示知家裏大門門碼。
高先生不再寫小說了，寫小說太沉重，他說，畫畫，準備畫展事宜。來之前萬之就跟我說，高行健的畫出神入化，一踏入門不難被牆上的畫作吸引，道家出世，一片孤僻和冷傲。高先生跟我相熟的中國作家不太一樣，不想回國，他說。冷冷淡淡的，莞爾一笑，似又有一絲的嘲笑，也回不去，他又說。
那種莞爾或嘲笑，也許都只是我讀萬之新書的印象。萬之是陳邁平的筆名，七十年代在地下文學刊物《今天》上寫小說時就用萬之。我笑他起的這種筆名笨，把本名拆成偏旁，遠不如魯迅的且介亭有趣。萬之笑着不語，外表看來隨和其實內裏倔得很，否則他不會不管我們怎麼說，寫出了這本二十多萬字的諾貝爾文學獎傳奇。李歐梵說他七十年代第一次回中國，想了解地下文學，是萬之帶他去見北島。我初認識萬之則是九○年，《今天》復刊，北島主編，萬之社長，他們要我在香港跑印刷廠。雜誌出版二十年，其間在斯德哥爾摩、芝加哥、紐約、香港多次碰頭，話題從《今天》、諾貝爾獎和國際筆會(有一回差點被推出去競選國際筆會秘書長)，變而閑話家常。若沒記錯，陳凱歌拍阿城的《孩子王》是他編的劇本。不久前他還笑着說，你不知道你們的暢銷作家章詒和，我叫她表姐，到北京上學時寄宿在她們家。
穿插的往事，遠不如他寫諾貝爾文學獎的故事傳奇豐富有趣。我不知道他怎麼八十年代就跑去北歐挪威這種小國留學，學挪威語瑞典文，八六年馬悅然就帶他參觀瑞典學院，在跟院士一起飲咖啡聊天時，他「開始感覺諾貝爾文學獎可能並不那麼神秘、神奇或神聖」。後來在斯大教書，年年現場聽諾獎領獎者演講，「看到聽到的不僅僅是文字，也是得獎作家的談吐姿態神采氣質」，大江健三郎未獲獎前他們談過天，帕斯(1990)、布羅斯基(1987)、戈迪默(1991)獲獎後他們見過面，一百周年的盛大慶典他恭逢其會，高行健領獎，被拉去瑞典學院做新聞公報翻譯。萬之謙稱他只像一個舉着領路小旗的導遊，不敢談文學，而只說說一個作家為什麼得「獎」──這不正中我這種八卦讀者下懷！其實，人在瑞典，加上家裏賢妻是瑞典翻譯家，關心諾獎二十多年，萬之豈止解說獲獎的「權威人士」，不難讀出，萬之有他的文學情懷，藉談獎而談文學，引領我們從頒獎詞入門，閱讀一個作家的文學世界。尤令人感動的是，瑞典只比香港人口多不了多少的國家，他們對文學的執著，也許是因為諾貝爾文學獎，迻譯世界文學不遺餘力，在愈來愈庸俗的現代，有人為文學樹立尊嚴和典範，讀着萬之的書，我想，沒有哪個候選人會比瑞典人自己更在乎諾貝爾文學獎。

西學中的夜行

西學中的夜行


上海社科院原來就座落在舊時洋派的霞飛路，來不及問那斑斕的法國梧桐樹是不是都是法租界年代種下來的。因為這法國梧桐你完全可以說上海香港不用比了。繁華大馬路上讓我好奇的是門面幾十米寬的煙酒商店，那麼大的鋪店只專門零售香煙和醇酒，這氣派是香港學不來的。在著名的長春食品商店處拐彎進入弄堂，竟是門庭落落不凡的御花園酒店和社科院主樓，顯然都因為保存歷史而得以保護起來，前身是聖約翰書院，對門就是共青團第一次會議舊址，這些小故事來不及記下來，老魏就帶我們來到附近茂名路進賢路上的春飯店，最好的上海菜只可能出現在尋常巷陌，這是老魏的原話。老魏是社會主義上海過來人，不愛洋裝愛中裝。次日他訂好的地方仍是不出淮海中路百步的東湖路七號大公館，那卻是因為公館以前的主人杜月笙，《上海灘》那樣的上海讓我們都感到親切起來。
第六屆中國文化論壇年會主題是“西學在中國”，季風書園當家嚴搏非不來開這種學術研討會了，但他說你們來上海開正好，因為上海就是西方在中國。季風書園的地址雖說是陝西南路，但我總是從淮海路走進去，那是陝西路和淮海路的交匯點，季風書園就這樣守著商業和文化的交匯點十幾年了，全國赫赫有名，然而風雨如晦，最近竟要驚動官場高層才得以續約三年。嚴搏非不想我們也困在文化和商業狹縫裏喘大氣，帶志揚和我來到黃浦江邊透氣，雨後江風習習，坐在浦東江邊看浦西外灘，那的確是一幅百年上海的橫切面，不同年代不同城市的貨輪從古典的外灘建築前順流而下，你可以說背景就是帝國主義侵略史，也可以說那引進外資發展起來的經濟江河圖，而那些五六七八九十年代陸續下水的水泥輪和億萬富豪的游艇，在混濁的黃埔江上，同樣都成為見證。見證著大歷史的同時也見證我們幾個人之間的交往。
認識嚴搏非時他還在上海社科院搞西學研究，後來他創辦季風書園一直在上海經營書店，我在香港編書印書，志揚則是我們的作者，來回行走武漢和海南，相識快三十年了。顯然是暮色太重，搏非觸景傷情，回憶起七四年父親語重心長的一次談話，他說整整談了四個鐘頭，那天不論是父親的神情還是聲調他至今仍記得非常清晰。一直說到後來從內蒙返回上海，到武漢找志揚和萌萌，我續上八十年代志揚把他坐完七年反革命牢獄後寫成的第一本書稿《瀆神的節日》托交我手時的緊張，而我記得就是在那過後不久，搏非在《讀書》雜誌上評論亨廷頓的《變動社會中的政治秩序》，我去信求見。志揚說那麼多年真正如釋重負的感覺是九二年第一次出國，我們一起去了斯德哥爾摩，在小街小巷裏蹓躂。
這樣你說一段，我接上幾年的，我們三人順著江流流了三十年，當我們意識到這浦東開發也才不過二十年時，無不感到悲壯起來。當我把剛印出來的志揚新書《西學中的夜行》交給搏非時，他總是非常敏銳的讀出了志揚此書的前題：啟蒙主義與殖主義是手拉著手向世界宣戰的。
就這樣，在黃浦江邊志揚把我們帶入他的“西學在中國”的思考：不管作何種解釋都否認不了這樣的事實，我們中國人是在西方殖民乃至於亡國滅種的災難和恐懼中接受西方啟蒙思想的。一百年來，我們一次也沒有單純的思想啟蒙運動。志揚接著問我們，為什麼一個自詡大白於天下的啟蒙真理自始至終隱蔽地支撐著冷酷的殖民事實？軍事殖民、經濟殖民、文化殖民有什麼不一樣嗎？搏非和我都看到了，志揚問的是問題，實際上是落日前的憑弔：憑弔難耐落日垂暮，夜行仍須破曉時分。

輕與重

輕與重


很多年前，和小楓跑去約楊德友翻譯卡爾維諾Six Memos for the Next Millennium 的時候，其實我並未能完全體會輕與重成爲卡爾維諾文學母題的深意。《未來千年備忘錄》是他生前未及完成的六個系列講座，輕鬆的演講方式，卻成爲了卡爾維諾沉重的文學遺囑。當時我朦朦朧朧的好像只意會到，生命沉重，然而文學語言可以輕描淡寫。
文學和生命中的輕與重常常失衡，有時甚至哭笑不分。《安娜．卡列尼娜》開篇描寫阿卡諦維奇偷情被妻子發現的一瞬，“那一瞬間，他沒有能夠使他的臉色適應於他的過失”，那種不知輕重不合時宜的表情，成爲近期關於七十年代回憶和反思的一個切入點。
《七十年代》雖然在香港已出版了大半年，上個月還獲香港電台頒了一個香港書獎，但真正關於書的討論因爲日前北京版面世才剛剛開始。簡體字版略有刪節，哭與笑式的變形卻並不是因為那些關鍵詞的刪節。個人青春的青葱與國家的悲劇，兩相重叠難分難解。個人記憶與歷史事件相互糾結，既矛盾又依存。嚴肅的書寫品質和嘻笑怒駡的批評態度，有如書中一再出現的那首郭路生的《相信未來》，不管在當年怎樣的振聾發聵，在當下激不起半圈漣漪。
在北京新書發佈會上甚至有九零後讀者問作者，你們怎麼會玩到上山下鄉去，還走得那麽偏遠，阿城怎麼從北京下鄉到了雲南玩音響。問問題的人只見阿城在玩，看不見他“度日如年”。“七十年代”對未經歷過“七十年代”的年輕一代而言，意義何在？
一九七六年九月九日毛主席逝世。毛尖在《信報》連載三天的專欄認為，最方便檢閱《七十年代》三十位作者的，就是看他們怎麼描寫這九月九日。有點可惜的是，毛尖以看金庸那樣的速度，一天一夜就檢閱完畢三十個作者的六百頁寫作，與陳丹青北島用了六個月才寫出他們那二十頁經歷，是輕與重的又一次較量；毛尖筆頭太快，而陳丹青北島他們呢，回憶七十年代對於他們來說實在太難艱了。記得陳丹青剛一開篇幾十字，寫到“我們各自坐下，忽然好安靜，那麽，是毛主席死了”的時候，停了好久好久寫不下去，“確鑿的經驗無法確鑿描寫，我確鑿記得那天下午怎樣吞咽有罪的笑意同時心生恐懼”。
然而這種艱難顯然得不到毛尖的理解和體諒，我甚至有點懷疑，對於陳丹青和北島的“笑”，毛尖太快的產生了生理反應，再看不到陳丹青接下來是怎樣吞咽有罪的笑意同時心生的恐懼，看不到北島在“有點怪，有點變形”的會意一笑後，在毛主席追悼會前，還是低下了頭身不由己也站了起來。
毛尖的指責因此有點魯莽輕率：你們的回憶真實嗎？你們有代表性嗎？你們的七十年代和我們的今天有何相干？就算北島能用最美的中文寫出七十年代那麼多的歷史事件，以及這些歷史事件背後那麼生動的個人生活；就算張郎郎阿堅有多麼驚險的經歷；徐冰高默波有那種把愚昧作為養料的大智，他們也回答不了毛尖這種連珠發炮。《七十年代》也許只是相同時代裏不一樣的青春，個人講述各自的故事，也許仍只是歷史的一塊塊碎片，但因為在過去三十年中官方的正統敍述中，這些恰恰被有意無意地過濾或簡化，就算未能一下子給予明確的意義，但個人回憶細節所構成的歷史質感，彌足珍貴。
毛尖在現代的媒體寫作中如魚得水，她那種撒手的衝動有令台下觀眾尖叫的魅力。她甚至樂於把自己的文章概括為“亂來”(這也成為她最新的書名)。這麼一亂來，沉重的七十年代變得輕盈起來，也成為了一本名流的青春回憶，人頭馬的七十年代。

狂喜地奔向毀滅

狂喜地奔向毀滅

港大建築系的朱濤和人在巴黎的建築師張亮，為《今天》雜誌編了一期中國當代建築專輯。今年是拿破侖三世的巴黎市長奧斯曼 (1808-1891) 兩百周年誕辰，我以為張亮會近水樓台，在此好好比較一下巴黎和北京兩個古都的改天換地，以顯示出當代中國那些奧斯曼主義者還在抱怨北京古都礙手礙腳拆得太慢的瘋狂。一百多年前，奧斯曼用十七年時間 (1853-1870) 拆掉百分之六十的巴黎舊城，那打造歐洲政治經濟中心的氣勢，一點也不遜於今時今日的北京。有論者張欽楠剛在《讀書》雜誌上說，奧斯曼沒想到的是，他的改造在十九世紀末使巴黎成為一個時尚藝術文學和娛樂的消費城市，也即李歐梵教授津津樂道的波德萊爾和本雅明筆下的巴黎。
不同於巴黎，中國的總是另一個故事。朱濤他們花了兩年時間，找了很多中國建築師規劃師，看着他們都在甩開膀子大幹，整天整夜的加油加班，沒有憂慮沒有恐懼，像被劫持在一個時間片刻因高速運轉陷入自我孤立，完全是一種迷狂的狀態。朱濤說他好像看見未來主義宣言中說過的那種狂喜飛奔之後走向毀滅性的災難。他拉他們去飲咖啡喝啤酒，聊呀聊，讓他們暫時放下手中的活，希望他們有一段停頓，一段在停頓中可以反思的片刻。
這些時間的片刻，就是這本近三百頁的中國當代建築專輯了。現在來說這一段段的停頓片刻有多重要未免言之過早，但書中有些段落或令我差點從椅上翻將下來或讓我掩卷嘆慨，有笑有淚，感受真實。
凌琳訪問規劃師匡曉明。匡曉明，主持規劃設計過一百個中國新城市，六百個居住區。什麼意思呢？它的意思就是，世界上從來沒有人做過這麼多個新城市，匡曉明可以很負責任地告訴你，他是全世界經驗最豐富的規劃師。“小區規劃我做了六百項，西方規劃師一輩子也就幾項，他們一項七八萬平方，我一項幾十萬平方，根本不在一個數量級。西方對我們的不理解首先在數量上。”
這種氣大如牛當然不是沒領教過，有趣的是匡規劃師接下來說的話：“由於慌慌張張的建設，造成千城一面等很多不理想的狀況，現在一想，確實不好看，九十年代初的新村住宅極不環保，空調開了也白開，因為牆體有冷橋是導體，窗戶漏風”，“但不論成敗，這些東西我們都做起來了”。令人嘆為觀止的這種片刻的反思，匡規劃師明白到，官商本來就是狼狽為奸利益一致；中國房地產是不會倒的，因為房地產佔中國的GDP很大不能倒，所以下一步我們要把房子變成產品賣給全世界，讓全世界人民都住上便宜的房子，它將是中國製造業的新增長點。
好在朱濤在此強調的是當代中國建築發展的豐富和複雜，在二十年的多快好省中，朱濤非常清晰地以“胡慧珊紀念館”貫穿起整個專輯，他顯然希望這座小平房將成為當代中國建築的一塊里程碑。
胡慧珊紀念館建造在五一二地震館旁的一片小樹林中，紀念都江堰聚源中學普通女生胡慧珊，以救災帳篷為原型，外部紅磚鋪地，牆身採用民間常用的抹灰砂漿，內部是胡慧珊生前喜歡的粉紅色，牆上掛着她短暫一生的遺物：書包，羽毛球拍，衣服和鞋子，一個圓形天窗撒下來的光線使得這小小的空間純潔而嬌艷。建造項目的團隊是建築師劉家琨羅明孫恩和張瞳。這本當代中國建築專輯封面就是這間紀念館的設計模型，書裏面有一張建成相片。設計模型和建成圖明顯的區別在於，設計圖沒有天窗，建成圖那圓形的天窗和明媚的光線，象徵當代中國建築的希望？
高速運轉的狂奔能緩慢片刻嗎？人文關懷和尊重歷史能成為效益至上的當代中國建築發展的內涵嗎？沒人知道，然而我實在歡喜，看見胡慧珊紀念館圓形天窗撒下來的光線使得這小小的空間純潔而嬌艷。

地下工作

尹掌櫃在銅鑼灣鬧市開的小菜館, 飯菜有風味不在話下, 食客五湖四海, 鴻儒白丁雲集, 熱鬧得很, 與眾不同的還在於, 飯館大廳裏一排排書架, 陳列了不少反右文革以及周恩來吳法憲等中國高層政治內幕秘辛,新書舊籍五花八門, 據說特別受食客青睞, 食客本來就來自江湖,各有背景藏龍卧虎, 三杯下肚借題發揮, 高談闊論大談國是。
六四晚, 訂了一桌麵食素菜, 四面八方, 新朋舊友相約去維園, 在菜館先碰頭。掌櫃的照例一手拎着紅星二鍋頭一手捧上幾個小杯, 舉杯, 酹酒, 都澆在飯桌上了, 相視沉默無話。
老胡是老外, 美國初來報到, 偏偏起了個地道的中文名, 大教授, 有學究氣, 但好像尚未能完全體會六四血腥殘酷而神經敏感的真正含義, 相信也因為香港菜館這種市民社會公共空間的自由氣氛太濃。他眼望着一書架的書, 發了一會兒呆, 接着東引一段報章, 西舉一本雜誌, 趙紫陽錄音黃雀行動什麼的, 道聽途說, 侃侃議論起來。掌櫃的插話, 極力推薦錢理群新鮮出爐新書《知我者謂我心憂》, 錢著首次披露六四後北大校園的肅殺, 六四後校園到處是便衣耳目, 校方製造的白色恐怖, 讀後失眠睡不好覺。
老胡顯然對黃雀行動這種有江湖義氣的地下活動更好奇, 對六哥陳達鉦今年那麼高調談論營救民運分子的內幕, 他說初時差點也以為今年真的會平反六四了。大家心裏頭想, 老外畢竟是老外, 但均默不作聲。地下行動最吸引人的, 就是因為它隱秘, 秘密不公開。有生命危險的地下工作甚至只能是單綫聯繫, 只有自己沒有別人。
像老胡這種老外, 太迷大陸卧底電視劇, 整天又是《暗算》《潛伏》, 又是《人間正道是滄桑》, 幾十集幾十集無日無夜的追看, 不產生幻覺才怪。如《人間正道是滄桑》寫國共你死我活的浸透, 固然驚心動魄, 共黨地下聯絡員美女瞿霞失手被捕, 受盡凌辱, 若不是國共第二次合作, 終身囚牢不見天日。地下工作那種比死更沉重的苦難, 終究只能獨自承受, 不足為外人道, 更不能當戲看。
相對於那種戰爭年代特工的你死我活, 趙紫陽錄音的整理出版這種太平盛世的地下工作。人們最多嘖嘖稱奇, 沒有太多人會聯想到箇中的詭譎。幾年前鮑樸來到香港, 與別的操控着大集團的太子黨不一般的是, 他註冊了一家平平無奇的新世紀出版社, 出版社名片上印的是住家的地址, 低調, 小規模, 找了規模同樣不大的田園書屋黃先生代理發行, 除了前年《紫陽千古》一書, 幾年斷斷續續出版了幾本無關痛癢的雜書。在香港搞出版輪不到你, 沒有人知道他想做什麼。鮑先生住在康怡, 尋常巷陌, 坊間出版《趙紫陽軟禁中的談話》後, 沒有人會想到, 鮑先生手上有三十多盒（杜導正說是十六盒）前總理中共總書記趙紫陽的錄音帶, 十六萬字（杜導正說大約十二萬字）姚錫華記錄整理的錄音文稿。三年來註冊出版社, 出版一些圖書, 原來只是操練演習準備, 只是一場煙幕, 趙逝世後, 籌備出版工作在地下高度機密運行, 不在電話電郵任何通訊渠道中語及趙紫陽錄音一事, 三年漫長而寂靜。英文版消息見報後, 寂靜一下子被劃破, 聽說鮑先生身邊周圍一下子全是靈通人士, 性命攸關。不敢想像, 趙紫陽花九年時間極度秘密錄製的錄音帶, 交付一人手中時, 那是一種怎麼樣的壓力。在傳媒發達的現代社會, 英文書稿輾轉不止一家大出版社, 輾轉《紐約時報》《華盛頓郵報》《時代》周刊, 竟能高度保密。不太一樣, 中文版只能以家庭式地下運作。當我留意到書中注明的封面設計師是鮑太太Renee Chiang時, 我想到的是, 只有公開才能化解地下工作的危險, 《改革歷程》出版的秘密值得成為另一本書。

君子蘭

君子蘭

今年氣候顛三倒四三，但北方的節令好像還是分明的，從機場一出來，白桃花紅桃花望春玉蘭花，迎春花山桃花杏花，枝頭鬧春意，都開得肆無忌憚，路旁的柳樹鵝黃桔綠，嫩綠新葉上還留著昨晚細微的露珠。冬天一過，春天煥然一新。我們的飛機提早到埗。剛放好行李，古先生忽然說，一起去看看范公。
很久沒見范公了，京城的高速公路愈修愈新，聽說愈新會愈快，但車一堵起來，路並不比從前好走。人們生活條件好了，自己開著車口裏罵起交通堵塞來，心裏還是樂呵呵的，可惜苦了我們外地來的人。去不太遠的芳古園的也在繞彎子，只好請老北京董大姐出來帶路。
范公即范用，筆名叶雨，諧音業餘，書架上有一冊《叶雨書衣》，就是這位正職三聯書店總經理的業餘設計師的封面裝幀作品集。叶雨設計三聯出版的書，我大多都存著，設計風格典雅不在話下，像《讀書文叢》《生活文化譯叢》葉靈鳳的《讀書隨筆》這樣的好書，雖然也是複製時期的大量生產，卻保存著濃厚的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那種獨一無二的油墨味道，粗糙而過於單薄的書紙，傳統套色印刷的封面，因為活字書版印刷而留有明顯凸凹手感的版面，那都是半手工業時代遺存的樸素和真實，從今天數碼時代回頭一看，那時光一去不復返了。
一九三八年范公十五歲，入讀書生活出版社，做練習生；一九八五年范公退休前是三聯的老總。所以，就算三聯去年才慶祝六十周年店慶，范公卻已與三聯書店結緣七十年了。退休後仍編書設計書也寫書，樂此不疲。去年三聯為范公辦了一個展覽，一進場是范公一幅大大的照片，很神氣。
對，就是這神氣兩個字。一生為別人作嫁衣裳，交遍天下文人墨客。除卻沽酒借書外，更無一事擾公卿。黃苗子還這麼說的，范用老兄耽酒嗜書，有五柳先生高致，所撰散文亦不讓桃花源記也。看著手中整整三卷范用散文集《泥土腳印》，因為這樣的出版家我自己也感到神氣起來。你不知道，《泥土腳印》是巴金寫給范公的，願化作泥土，留在先行者的溫暖的腳印裏。
范公幾十年好酒不菸，偏偏晚年患肺氣腫，只能怪天意作弄人。八十六歲，一生記憶太多，現在只選擇最值得記得的記著；一生奔走早已超支，漸漸不想也不能再走路了。躺在床上說話，隨手翻檢床邊的書，書房裏一牆全是酒瓶，見證中西新舊一生的豪氣；另一牆是二流堂舊文友的筆墨字畫，那則是一代出版人與作者的溫情。范公說，我在出版社，接待過好多位鴻儒作家學者畫家。王世襄、費孝通、黎澍、王芸生、蕭乾、吳祖光、馮亦代、黃苗子、郁風、黃宗江、卞之琳、吳甲豐、戈寶權、梅朵、方成、韓羽、姜德明。
誰都看得出來，這不只是一列簡單的名字，那是幾十年中國文化的風景線。所以夏衍說，范用哪裏是在開書店啊，他是在交朋友，范用出的，是文人寫給文人看的書。啊文人，臨行前才驀然看見范公房間地上擺放著一盆君子蘭。

不拍電影的賈樟柯

不拍電影的賈樟柯

聽說賈樟柯不拍電影的時候愛到處閑逛，並未聽過他也在寫書，他來三十三屆香港國際電影節，讓助手一下子送來兩本新書《賈想》和《二十四城記》，非常好奇，急不及待想看。夜深，窗外飄着雨粉，楓樹嫩葉生長無聲，一片寧靜。賈樟柯新書一開篇就說，看這本書，看到一片沉默。
因為年前編過一本《中國獨立電影》訪談錄，是別人談論他們第六代導演的書，開始跟他聯繫，借用一些劇照，確認一些資料。後來有機會見過幾次面，是那種一見如故的隨和，記得見面時好像都跟他幾個寫詩的朋友一起，北島江河西川翟永明（詩人連名字也像現代詩般縹緲），別人議論滔滔，他總沉默不作聲，因為他算是七○後，比所有的人都年青太多，靜靜的安坐着如中學生，眼睛本來就圓大，走神時我總以為是他電影的鏡頭，眼光靈動，讓人總記得他《三峽好人》電影裏那些不老的青山和靈動的長江水。
詩人西川說中國變遷中那些敲敲打打的噪音，平時讓我們覺得亂七八糟的聲音，在賈樟柯電影裏面卻獲得了詩意。人民幣這種東西，農民工拿起來仔細看着錢幣背面的風景畫，夔門、壺口瀑布，居然在《三峽好人》裏也獲得了詩意。非常好玩。
拆遷的現實、李白杜甫詩裏的歷史，太多太多的不協調，電影怎麼去展開敍事，敍事怎麼可能獲得那麼酣暢的一種詩意。在閱讀的沉默中，不難發現賈樟柯原來是他電影最好的評論者，他在《賈想》中把自己的電影真的說得滴水不漏。在沉默中還會發現，就正正是在日常生活的循環和苦悶裏，在他說來毫無浪漫色彩的人際關係及其蛻變中，賈樟柯卻獲得了最深的刺激，找到了他的感悟。
他這樣說，我願意靜靜地凝視，中斷我們的只有下一個鏡頭下一次凝視。我們甚至不像侯孝賢那樣，在凝視過後將攝影機搖起，讓遠處的青山綠水化解內心的悲哀。我們有力量看下去，因為──我不迴避。
二十六歲才第一次看到大海，上中學學會騎自行車後做的第一件事就是騎車到三十里外的另一個縣城去看火車，賈樟柯不止一次地說起那種生命中的激情，我們一路找，終於看到了一條鐵路。大家坐在地上，屏著氣息聽遠處的聲音。那真像一次儀式，讓自己感覺生命中還有某種可以敬畏的東西。
這種真實的經歷，真像是虛構的電影畫面，像賈樟柯的電影裏常有的虛構的情節，卻喚起真實的記憶一樣。記憶怎麼變成現實的呢。他總說想讓自己的電影具有文獻性，不僅在視覺上讓人們看到，像《小武》是一九九七年春天發生在中國北方小縣城裏實實在在的景象，同時也要在聽覺上完成這樣一個紀錄。
在一片沉默中看完兩本書。賈樟柯在此說的沉默指的是新片《二十四城記》中的工人師傅停着不說話的時候，多少驚心動魄的記憶隱沒沉默中。看着《三峽好人》英文名Still Life一樣的靜物，看着電影裏的無聲的雲，在我們時代的噪音（例如立法會裏的粗言俗語）中，沉默真好。

關於風

關於風

天文台新設颱風三級制，在熱帶氣旋最高級颱風之上，增設「强颱風」「超强颱風」，即將卸任的台長親自出來解畫，不說這是跟國內的預報系統看齊，而說是因為市民對以往科學化的風速數字麻木，現在改用「實質形容詞」，讓我們明白風力有多強。媒體說在天文台的實質形容詞下，今夏可能有「超强颱風」卻只掛一號風球。天文台氣死康拉德。

康拉德（Joseph Conrad）其實一九二四年早就死了，傳世小說《颱風》(Typhoon)，孫述宇老師說是文學史上的空前絕後。「地震山崩雪崩都只是剎那間奪人性命，並不帶仇恨激情。颱風卻將人當做仇敵似的攻打，要扯他的肢體纏他的心把他的魂魄逐出去。」康拉德用盡實質與不實質的形容詞，寫颱風的兇猛簡直是有目的有意志的。颱風是在洩憤，以其特有的分崩離析的能力把人與世界的聯繫撕得稀爛粉碎。

不只兇猛，空穴來風，來無影去無踪。科學雖力臻精確，但真要捕捉風，終不如文學形象，見事風生，山雨欲來風滿樓，大風起兮雲飛揚，「條風布暖，霏霧弄晴，池塘遍滿春色。」只可惜天文台沒有劉邦周邦彥的才情，也沒有康拉德儼如無風大海一樣的沉着，描繪風只用「强」和「超强」這種卡通漫畫實質形容詞當然吃力不討好。十九世紀初英國海軍大將蒲福（Beaufort）以帆船在海上航行的速度來區別風力大小，分為十三級，從無風的零級到颶風的十二級，蒲福氏風級一直沿用至今，自然現象漸漸成為科學規律。以前聽前輩學者說那麼多年他一直在研究風，驚訝又令人羨慕，一直等着讀他關於風的歷史研究，他至今不肯輕易拿出來。等不及時我只好把村上春樹《聽風的歌》，麥家的三部曲《聽風者》《看風者》《捕風者》拿來充饑。村上寫的是逝去的歲月，把過去作為風的確是文學家手筆；麥家把那些看不到聽不見的間諜看作風，偵聽叫聽風者，密碼破譯叫看風者，諜報叫捕風者，我看得如癡如醉，看完小說看電視劇，但畢竟不如康拉德那麼真真正正的寫颱風。

孫老師說康拉德正面寫颱風，從愚鈍處寫理想主義的象徵麥回爾船長，似乎成功了。言下之意是說就算是文學家，風和理想主義正面人物一樣都實在不好寫。看着手邊這部《另一個世界是可能的》書稿，我一再走神，想到風也想到了理想，想起了很多作者在大學時代逝去的歲月，那是七十年代火紅時代已經像風一樣過去了的八十年代。從上一本《資本主義不是什麼》到這一部《另一個世界是可能的》，作者許寶強從否定走向肯定。在右翼民粹政治與犬儒反智文化氾濫的香港，那是對一種希望政治的肯定和堅定，是金融海嘯時代的理想主義者，康拉德颱風中的麥回爾船長。

風從哪裏來，到哪裹去，我想連風自身也不知道，我們知道的是風實在存在，我們還知道，疾走虎虎生風，理想主義者呼喚風。

引無數英雄競折腰

翁乃強作品

引無數英雄競折腰

王小波走了十幾年了，就算在香港，有時候還能讀到有關其書其人的文章，有些人有些事，隔得更遠更久些反而看得更清楚，最近讀那些關於七十年代的往事回憶，常常這樣，一句話一個場景，歷史盡在其中。李大興回憶王小波，行文舉重若輕，讀來令人莞爾，隨即滿庭枯葉落寞。他說已經多次體會到，在認識的人死亡時，語言沒有意義。和王小波相識於微時，文中他這樣寫到小波的母親，白頭人送走黑頭的小波晨光兩個兒子後，她「樂觀而健康，有時難過就背背毛澤東詩詞」。
難過就背背毛詩詞，唉，李大興長嘆一聲──毛的影響真是深遠久長！是啊，毛澤東顯然已成為了中國人的政治遺產甚至文化遺產。且看暢銷書榜，六十年前斯諾記錄的那本《毛澤東自傳》仍是今年神州大暢銷書。而我也不甘後人近日埋頭讀哈佛大學馬若德(MacFarquhar)寫的《毛澤東的最後革命》，愈讀愈勇，回到了紅衛兵時代。此書堪稱文革十年史，是作者研究文革幾十年的最後成果，英文版兩年前出版，中文版即將在香港面世。為中譯版寫序作者開篇就說，經過毛澤東經過文化大革命的中國人非同小可。
那當然，只是這個「非同小可」可能要辯證地一分為二。否則毛澤東一代那麼多的人和事怎麼說得清楚？比如說一直令人尋思不得其解的知識份子思想改造，郭沫若等不說，四九年後文化重鎮如馮友蘭金岳霖朱光潛賀麟巴金等都那麼心服口服真心誠意，英雄折腰，如果不是因為人格矮小，如果不是因為懾於政治壓力，難道真的因為文化深層結構的精神文化原因嗎？難道真的只是因為近乎神的毛澤東的喀里斯瑪超凡魅力？
我說的正是引發晴天霹靂的李寓真長文《聶紺弩的刑事檔案》五十年後披露的真相。聶紺弩，現行反革命罪坐過文革十年大牢，號散宜生。現在讀散宜生詩的也許不多了，章詒和〈斯人寂寞〉一文可能更為人知，她說聶一生積澱了五十年中國的「所有血淚與艱辛」。然而我從沒想到聶詩「哀莫大於心不死」還有今時今日的反響。《刑事檔案》長十多萬字，以大量的歷史材料揭示：聶六七年繫獄是因為密告，密告者正是來往最密的幾位文人詩友、文革後二十年仍備受敬重的文化大家。他們憑交情到聶家，作詩酬唱交心，一面稱讚聶「赤心熾於火，熬成千首詩」，一面漏夜寫秘密報告，編織罪名。為時達六年之久，白紙黑字觸目驚心。以其人之道還治其人之身，文人治文人，文革時你整我我鬥你，畢竟不新鮮，令人迷惘的是，聶出獄後他們若無其事，也寫回憶錄訴冤，甚至成為一代宗師。
你最親密的朋友是你的敵人，間諜片的橋段，雖說極權總有極權的產物，但仍令人不寒而慄起來。昭昭白日，天網恢恢，英雄折腰處，怕不只是毛澤東的超凡魅力，還有大白於天下的歷史真相。

梧桐河和董建華

梧桐河和董建華

再過兩天就是三月十日，時光倒流回到二○○五年，相信也沒有幾個人記得那是董建華辭任特首的日子，記得當時董先生辭職過後，私下裏曾有幸聽到社會學家分析洶湧的群情以及政局的詭譎，理性感性兼備，印象仍在。社會學家說也許用不着太久，人們會懷念董先生的。言下所指的是，回歸這麼一件前所未有的繁重工程，畢竟是董先生領着香港安然過渡的，其能力和魄力不容小覷。是啊，一開始的時候，董先生的確用非常動人的意象和非常考究的措辭，講出了我們香港中國人回歸祖國的期待。就說那篇被董橋忍不住大讚為「特區政府的第一篇重要文獻」的就職宣誓，的確給了我們美好的願景，是「莊嚴的演詞莊嚴的中文」。很久以後我才知道，這篇回歸演詞原來出自社會學家的大手筆。可惜到了後來，董先生讓我們都失望了。還記得在董先生退位那樣的時刻，社會學家仍扼腕說怕的是後來者更挑不起這樣的重擔了。
後來的曾特首忽而要當政治家忽而只想做好呢份工顯然是等而下之的。只是我們也並未如社會學家預言般懷念起董先生來。如果不是昨天黃昏走在梧桐河堤上，赫然看到河堤兩旁樹幹，有好事者刻留的政治批鬥字句，我怎也不會在此把美麗的梧桐河和董先生連在一起。政治是健忘的歷史，連我這些每一天都享受梧桐河治理好處的人，竟也未能記住董先生治港的辛勞，說起來未免有點寡情薄義了吧。

香港因為維港名頭太響，河流都不見經傳。當然嚴格說來大多所謂的河只是大大小小的溪澗。只是因為地勢崎嶇，河網又密，流水量並不少。冬季不下雨，山溪河床畢露；夏天雨季一到，水系動輒滿溢，氾濫成災，淹浸民居農田，經濟損失慘重，甚至鬧出人命。梧桐河就是北區這樣的一條河，過去每年都氾濫成澤，上頭條新聞。

梧桐河上游連接鶴藪水塘，下游匯併丹山河及軍地河，將八仙嶺及軍地一帶山水引集成流，在上水北面蜿蜒流過，經龍躍頭、烏鴉落陽、虎地坳、河上鄉，穿過文錦渡最後流入深圳河。冬去春來，我們用腳思想，結論是梧桐河是香港最長最美的河。

治理梧桐河的研究工作，雖然完成於八十年代殖民地，但真正拍板撥款動工，始於董先生施政的九七九八年，耗資十二億，歷經六年剛好趕在他下台前竣工，記得當時完工時我在想，他畢竟做成一件事。治理規模龐大，擴闊挖深河道，河堤斜坡鋪種護堤草，兩旁植樹漸已成蔭，有亭翼然，堤上騎自行車跑步溜狗人聲喧眾，有人垂釣。新河道具五十年一遇排洪力，不再怕深圳河排過來的大水。每逢傾盆大雨，我總冒雨上堤，看河水是否能刷新五十年紀錄，至今徒然。

有一回，在河邊遇上牛津地理教科書考察團數百老師，遂想到梧桐河和董先生一樣，也許入不了史冊，但列入教科書總是值得的，畢竟是香港重要的變遷：董先生施政治下，梧桐河原來迂迴曲折的河道，拉直後總長九公里，築有十二道過河橋。東河堤寫着一個特別的英文名River Indus，據說百年前港英探測官是印度人，懷鄉病重，故題名「印度河」，算是殖民歷史的小記號；西河堤上寫的是Ng Tung River。

近有議員倡議貫通梧桐河附近的小河小溪，繞入周圍民宅，於河畔建觀賞亭河濱長廊和公園。那是梧桐河的後話了。

秘史和艶史

秘史和艶史

還是忍不住互文閱讀《小團圓》《色，戒》和《今生今世》。張愛玲說，夏志清讀《張看》自序後，建議她寫祖父母和母親的事，她回夏志清信：「你定做的小說就是《小團圓》」，又說「小說與傳記不明分」。所以視《小團圓》為張愛玲自傳作品，應沒什麼錯。
一九七六年大氣候變化，張愛玲覺得大的民族主義有所鬆動，連電影中的間諜也可以不愛國；更為不讓朱西甯根據胡蘭成的活動手寫她的傳記，她把心一橫，花十個月寫成《小團圓》，卻歷近三十年至死也不拿出來發表，又不願把它杜撰成虛構小說，到了九二年甚至言之鑿鑿要銷毀它。說起來，七八年發表的《色，戒》也許是一次試探。被域外人張系國指責小說歌頌漢奸，她好像始料不及，反應強烈。
「此刻的微笑也絲毫不帶諷刺性，不過有點悲哀。他的側影迎著枱燈，目光下視，睫毛像米色的蛾翅，歇落在瘦瘦的面頰上，在她看來是一種溫柔憐惜的神氣。這個人是真愛我的，她突然想，心下轟然一聲，若有所失。」《色，戒》整個故事就在這一剎那，急轉直下，愛國刺殺行動因為王佳芝心下轟然這一聲而全軍覆沒。這一聲「這個人是真愛我的」又一字不誤的出現這本新出土的神秘自傳《小團圓》：「他一吻她，一陣強有力的痙攣在他胳膊上流下去，可以感覺到他袖子裏手臂很粗……這個人是真愛我的。」在《色，戒》中讓王佳芝魂魄迷失的側臉，一再在《小團圓》中出現，像山的陰影，像黑下來的天，直罩下來。「仍舊是遙坐的時候的半側面，目光下視，凝注的微笑，卻有一絲淒然……倒像有點悲哀。」「她望著他的臉，黃黯的燈光中，是她不喜歡的正面。」她愛的是某一角度的他。
賣國有真愛，秘史中的漢奸對女人好，無話可說，天地歲月寧靜娟好，當然也有很多的錢。為日本人辦報，是為了錢。以前從沒想過，高傲的她也拿漢奸很多錢，第一次去華中辦報前留給她一箱錢；中秋節跟她過生日，又帶了許多錢給她；後來更是每次來都帶錢。錢是日本人給的吧。她知道他是漢奸，「剛認識他的時候就知道戰後他要逃亡」。
真愛大過天，像山的陰影像黑下來的天直罩下來，罩著胃也罩著陰道。子宮頸折斷，覺得「不但是敗柳殘花，還給蹂躪得成了殘廢」。《今生今世》絕口不提兩人床笫之事，《小團圓》中卻樂食色而不疲。她坐在他身上，感受著獅子老虎撣蒼蠅的尾巴，包著絨布的警棍在座下的鞭打；「別過頭來吻她一下，像隻小獸在溪邊顧盼著，時而低下頭去啜口水」，這頭獸露骨大膽起來兒童不宜，「獸在幽暗的巖洞裏的一線黃泉就飲，泊泊的用舌頭捲起來。她是洞口倒掛著的蝙蝠，深山中藏匿的遺民，被侵犯了，被發現了，無助、無告的，有隻動物在小口小口的綴著她的核心。暴露的恐怖揉合在難忍的願望裏：要他回來，馬上回來──回到她的懷抱裏，回到她眼底──」
現在看來，李安的確不簡單，真的非常忠於小說作者，張愛玲不能明說不能明寫的，李安都讓梁朝偉和湯唯在床上做了！──現在也許應該說，其實《小團圓》早就寫好了。只是我們不知道，李安心有靈犀。

彈指一揮間

彈指一揮間

近日追看內地電視劇《金婚》, 一集一年, 五十集下來, 也就走過了中國的五十年代, 六十年代, 七十年代, 八十年代, 九十年代, 一直走到今天這個二十一世紀。也就是說, 戲寫的雖然是男女主角五十年的婚姻生活, 其實也可看做一部當代中國史了。編年體, 一年又一年的看似連貫不斷, 但若逢五逢十斷一斷, 就不難發現, 中國的變化驚天地泣鬼神, 滄海變了桑田。戲如果繼續拍下來, 今年明年相信都要貼上特別的標籤,京奧運就不說了, 汶川地震, 開放改革三十年, 明年六十年大慶, 八九二十年, 五四九十年。
這種逢五逢十的周年, 銀婚金婚什麼的, 有什麼科學邏輯嗎？我相信是沒有的。所以冷靜的香港人大多也無動於衷, 除了張五常激動興奮, 一篇文章分成十二篇連載, 還要續寫幾篇後記按語說明來龍去脈。只是讀他的宏文大作, 又總是讓我想到, 剛剛上個月在汕頭開的一個「中國人文社會科學三十年」論壇, 在論壇上, 黃平拿那些貧乏的經濟學家來開玩笑: 三十年改革, 中國經濟成功的經驗, 恰恰也幸好是因為不聽經濟學家的話。黃平現為社科院美國所所長, 與會者幾乎都是各學科的領軍人物──用論壇主持人陳春聲教授的話說, 都是中國最好的學者或者曾經是最好的學者或者自認爲是最好的學者。
話題轉到這裏, 多少是因為樓上梁文道上周日的文章, 這好幾位最好的學者或者曾經是最好的學者, 如梁文道說的, 其實人都在香港, 我們的確並不知道他們在做什麼。略略知道一些的是, 他們對香港尤其是香港的高等教育愈來愈不耐煩。
對香港高等教育的批評, 最早的是科大教授現為卡內基基金會高級研究員的丁學良, 最近則有一位年輕的田方萌。十多年前老丁從哈佛來香港沒兩年, 就看到香港教育體制的荒唐 (更荒唐的也許是不久前中大教育學院曾榮光對中學母語教育的攻擊), 明明是華人社會, 第一教學語言卻是英文, 整個學術體制也完全照搬英美, 學術研究的課題和出路均附庸於西方學界, 因為研究的發表機會主要在西方的學刊, 否則不被認可云云。
在國內被視為旋風的郎咸平看出來, 香港只是一個商人治理的社會。他毫不客氣地批評香港的執政精英一不懂高層次宏觀管理, 二不懂高新技術, 三尤其是不重視研究發展和長期規劃, 因爲他們以前的成功和這些因素無關。
甘陽和馮象的批評, 則站在更高的層面, 他們看到香港不可能也許也不需要有太高的自我期許, 只做「跟得夫人」就可以了, 它對人類文明沒什麽責任。(我聽到這裡不能不感到臉紅) 但中國學人要有一個底氣, 這個底氣是對中國文明的一種自信。馮象則一針指出, 指出了香港學界的寄生性, 他以法學為例認爲，中國法學最大的挑戰，不在體制內的腐敗和控制（如買賣學位、競賄評估、大小山頭爭奪資源），而是全球化的形勢下，中國法學整體上的邊緣化、殖民地化、香港化。中國學人對香港學界 (其實也是整個香港) 的批評, 手起刀落, 刀刀見血。沒想到, 我們還津津樂道國際大都會, 以香港為榮, 而以香港為戒, 「去香港化」, 正成為檢討三十年中國改革和學術發展的一個課題。

待宰的馬衝着我流淚

待宰的馬衝着我流淚


待宰的馬衝着我流淚，是現在浸會大學駐校訪問的作家韓少功一篇文章的題目，全文留白，他把這部收有九十九章隨筆的《山南水北》書稿交給出版社時，怕編輯糊塗，加了句說明：第九十五章只有標題，無正文，留白。
記得不久前《蘋果》上有詩人北島一篇散文〈在中國這幅畫的留白處〉，好像是說香港這地方是中國的一處留白，連文學也跟大陸的不同，沒有幻覺沒有眼淚，沒有天子腳下特權，文學來到這種清貧之地，終見真偽：你得真愛這行，才耐得起這種寂寞。最近，他納悶不已說為什麼香港文學活動的官樣文章那麼繁瑣花樣那麼多？這是後話按下不表。
韓少功留白，是感到文學語言的蒼白無力。這種蒼白無力，對於什麼來說呢？魯迅說過的話，好像很老生常談，血管流出來的是血，水管流出來的是水；但在常談和行動之間那一步距離，真的跨不出去嗎？韓少功說了一句似曾相識而有力的話：「我不相信」。
「那些平時看起來巨大無比的幸福或痛苦，記憶或者忘卻，功業或者遺憾，一旦進入經度與緯度的坐標，一旦置於高空俯瞰的目標之下，就會在寂靜的山河之間毫無踪迹，似乎從來沒有發生過，也永遠不會發生。」這幾句話，你可以讀作出版社推銷書本的商業廣告，也可以讀作韓少功人生轉折的感悟；既然可以這樣也可以那樣，我們的生活態度也就因此不是一樣的。
生活在城市幾十年，漸漸的卻看着城市不知從什麼時候開始陌生起來，大街交織如梭的汽車變成鋼鐵鼠流，樓牆的冷氣機有如鋼鐵肉斑。七年前，葬別了父母，也帶大了孩子，韓少功與妻子一起，帶着一條狗（這條檢回來的名叫三毛的流浪狗在書中佔了不止一章的篇幅），走上了多年以前走過的路，從海南省作協主席回去鄉村做農民，回到三十年前下鄉插隊的湖南汨羅八溪峒，過鄉居生活，養鷄，種地，挑糞，修路，與農民不一樣的是仍照樣讀書，寫作（這部二十多萬字的《山南水北》就是這麼寫出來的），上網，也看電視。此事成為一時新聞，然而，朋友們當然偏袒着他，怎麼能把韓少功和寫《永遠的普羅旺斯》的 Peter Mayle 相提並論！
韓少功《山南水北》中的八溪峒，他用手比劃着說，一開門是大水庫，水位很穩定，船渡要半個多小時才上岸，打開後門，從一棵掛滿紅葉的老樹下穿過，就可以下水游泳了。風平浪靜之時，湖面不再是水波的拼凑，而是一塊巨大的鏡面，讓人不知如何是好。一行白鷺在山腰橫切而過，無聲無響。一葉扁舟，一位釣翁。這不是什麼山水畫，而是我家窗外的真實圖景。站在這裏，哪怕是一個最大的笨蛋，也該知道中國山水寫意的來處。
只是，八溪峒不是桃花源也不是文學寓言，韓少功一而再說他的鄉村只是鄉村本身。問題是，像我們這麼聰明這麼犀利的城裏人，真的能明白這是怎麼一回事嗎。韓少功遂又說了個陶淵明和梁漱溟不一樣的事兒，陶淵明做官不如意，歸田園居，也就心安理得。梁漱溟關切的是多數人的命運，心裡肯定是不安寧的，他看到那麼多中國鄉村的難題。但梁漱溟肯定又是安寧的，因為他從書齋到了現實，從上層到了底層，擺脫了以前那種蒙住眼睛的自以為是。韓少功說他更看重梁漱溟。《山南水北》似也應這樣子去讀，讀着讀着，我們感到欣喜，文學語言不蒼白，感覺在恢復，生命現着勃勃的生機。

文學沙龍

文學沙龍


寫下這樣的題目的同時，隨即有一種不寫為妙的退卻，你翻翻看詞典怎麼說文學沙龍──作家藝術家等在名流家中舉行的定期聚會。你會想到的是那個被卡通化了的鬼才王爾德，或者法國的狄德羅，當然還有巴黎惡之花波德萊爾。維琴妮亞吳爾芙的Bloomsbury Group更是令人津津樂道。只是那畢竟都是一兩個世紀以前的文人雅集，如今是什麼年代了，除了樓上的董橋誰還敢再去提他們，誰還敢掛這幾個「家」在自己身上。我們有興趣的毋寧是哪個政經智囊沙龍被曾特首看中，出了幾個副局長政治助理。
直到知道是北島李陀在香港張羅「今天文學沙龍」，心裡想，是他們那當然沒話好說的。若說當代中國也有文學沙龍的話，始作俑者當然是三十年前油印《今天》雜誌的朦朧詩人圈，那種浪漫的騷動本質上是革命和反革命，那個昨日的故事，已不知花去了多少文學研究者多少的夜晚寫成了多少部專著。不能不令人吃驚的是，三十年前的浪漫，至今還留在北島他們身上？去年，北島搬家來香港，有一回一眾行山入大澳，途中他斷斷續續的說了一些老故事和新想法，十八世紀三四十年代俄國別林斯基赫爾岑屠格湼夫安能科夫，如詩一樣朦朧的俄國文人的名字，成為北島新的「今天文學沙龍」朦朦朧朧的追隨者。隨後，二○○七年底，北京重現星星畫展，《今天》在香港出版專號遙相呼應。「七十年代」，再次成為北島李陀他們的話題。那的確曾是謎一樣的故事：詩人和畫家對於一個時代的感受，為什麼遠比歷史學家還敏感？現在回頭看來，詩人和畫家對於時代的了解，甚至也比學院派思想史家的還深入得多。
好了，言歸正題，「今天文學沙龍」第一次聚會由北大歷史學家李零主持，李零左邊開壇講孔子右邊講老子，私底下講中國方術，他顯然對甘陽的儒家社會主義共和國傳統文化熱，大大不以為然。也許可以這樣概括李零的沙龍：不管持什麽政治立場，傳統文化都不能救中國（甘陽當然會說誰都不要誰來救），情况就像一百年前一樣。如果有人天真地以爲，只要把中國共産黨改造成中華文化復興黨，或用另外一個如此這般的黨直接取代中國共産黨，借孔子之名，立教立憲，道德重建，就是中國的唯一出路。李零說，這不但不能給中國增光，還會給中國抹黑，授人以柄。現在發生的一連串事件，處處都在警示中國，中國的日子不太平。
「今天文學沙龍」參與者有來自北大的唐曉峰、西川，香港中大的甘琦、沈建華，美國哥倫比亞大學的劉禾、李陀，四川詩人歐陽江河、唐曉渡、黃怒波，巴黎來的張寧和藝評家高名潞。一直未有機會問北島，為什麼在香港？編寫過《香港的憂鬱》的小思老師，不知會怎樣續寫這一批南來的中國文人？

電子工程學家

電子工程學家


陳天機教授是一位電子工程教授, 八十年代在中文大學的, 大概都不會不知道他, 他開課教學生寫電腦程式, 那時候, 不管讀文讀商讀理的, 都會趕時髦, 去修讀一門半節有關電腦語言的課; 當然, 有些人記得陳天機, 可能是因為後來他做了聯合書院院長, 愛在校園裏領幾十幾百師生圍圈圈跳土風舞。那場面有時非常壯觀, 因為總玩得太瘋狂, 那時我們並不知道, 帶跳土風舞前, 他自己早養成持續二十年的習慣──每星期跳兩小時土風舞, 希臘塞爾維亞以色列北歐俄國意大利等等的, 都會跳。
現在說起來, 差不多三十年前的事了, 陳之藩教授來中大, 創辦電子系, 在本版「思與花開」欄裏, 他寫過當年游說邢慕寰院長開辦電子系博士學位的事, 開山闢地之難, 盡在不言中。陳之藩想的是大事業, 想中國人有自己的軟體工程, 所以把人在IBM任高級程式寫手的陳天機也請到香港來了。你想想, 八一年IBM才正式推出個人電腦, 比爾蓋茨也剛剛起步, 陳之藩顯然已有他的遠景。
說回陳天機, 從任職二十年的IBM來到中文大學校園, 他覺得什麼都好玩, 或者說, 他看重大學的非形式教育。那種沒有形式的東西, 後來慢慢演變成具中大特色的通識教育。陳天機不去發展電腦軟件工程, 而醉心於通識教育, 陳之藩教授怎麼想, 我不知道, 我們知道的是陳天機樂在其中, 時至今日, 他仍在中大教他自己的「大自然與文化」通識課。
通識, 將成為與中、英、數平起平坐的中學四門必修之一, 怎麼教,很多老師至今丈二和尚摸不著頭腦, 我帶著問題, 在書展中找到陳天機新書《天羅地網》, 大開眼界。隨手一例: 五代南唐的馮延巳, 寫過小詞「風乍起, 吹皺一池春水」, 中宗李璟問「吹皺一池春水, 與你有甚麼關係」？馮延巳答「拙作比不上陛下的小樓吹徹玉笙寒」。
陳天機的通識教育是這樣的: 馮延巳「風乍起」的文學價值, 比不上李璟的「細雨夢回雞塞遠, 小樓吹徹玉笙寒」。廣東話「雞塞遠」與「雞菜薳」同音, 陳天機於是為「雞炒菜薳」安了一個別名「細雨夢回」。他的表弟聽後一連許多天都要賢內助燒這道菜, 引發思古之幽情。
陳天機其實想說的是, 「風乍起, 吹皺一池春水」是詞人筆下大自然的表現。但是, 從科學角度看, 風吹之下, 流體顯出的皺紋所蘊藏的奧秘, 實在太引人入勝了。所以, 在陳天機遂插入一幅一九九九年美國太空總署的人造衛星圖, 我們得以看到, 風吹在智利海岸上空, 受Selkirk海島的高峰阻攔; 雲層隨著風向產生逐漸左移、擴散、淡化的兩排漩渦, 形成科學中的「渦街」現象。
陳天機不止於此, 他說大自然的「渦街」, 跟梵高那幅價值連城的《星夜》可能有關係。
陳天機教授把《天羅地網》的英文名改為A Web from Sky to Earth, 並自己製作一套PowerPoint, 在人山人海的書展中展示出來, 行人如流水, 好像不太明白他說的, 他自得其樂。說他的Web, 並沒有將學問「一網打盡」的意圖, 但我們總得找到一些據點，作為基礎，從而編織一個「應變網」; 應變網再變成新認知網……。
認知網愈廣闊，應變網愈容易編織。

假作真時真亦假

假作真時真亦假


天氣悶熱, 讀《紅樓夢》納涼消暑, 三家評本的太平閒人最有趣, 穿鑿附會, 將施特勞斯學派的隱諱教導和俗白寫作, 發揮得淋漓盡致, 草蛇灰綫果然伏脈千里。讀書不求甚解, 我想沒有比《紅樓夢》更好玩的了。現在讀《紅樓夢》, 避不開汗牛充棟的各種各樣的紅學, 胡適俞平伯吳世昌周汝昌還好讀, 愈後來的愈吃力, 張愛玲的總是最好看。五詳紅樓夢, 書中有一段, 她寫到一個身裁苗條, 年紀不上三十的美國女學生若克三衛特基, 咦, 我真孤陋寡聞, 不知道在中國家喻戶曉的羅克珊維特克, 還曾是張愛玲的半個學生。
這個維特克要寫論文, 去請教張愛玲, 中國人這樣注重女人的幽嫻貞靜，為什麼又這樣愛慕俠女。而我感興趣的, 是張愛玲自己的話。張愛玲知道, 後來維特克訪問了江青 (一九七二年訪問江青超過六十個小時！), 更後來又寫了《江青同志》(Comrade Chiang Ch’ing) 一書, 相信江青只是生活在男人支配的世界中一個女人, 受到傷害。張愛玲不簡單之處在於, 張說, 這是公式化的女權運動論調, 「將江青視為被壓迫的女性, 令人失笑」。為什麼失笑呢？首先想到張愛玲會不會早就認得藍蘋吧。藍蘋一九三六至三七年, 拍電影紅的時候, 張愛玲還小, 一九四四年前後, 張愛玲才跟影視界有些接觸。
留意這樣的鷄毛蒜皮, 卻是因為前年文革三十年, 吾友范思把這部《紅都女皇江青同志》譯為中文, 找維特克聯繫版權, 不果, 維特克的書信冷冷漠漠的, 似間接證實不久前張穎回憶錄中提及的傳言, 當年維特克訪問江青, 毛澤東震怒, 江青從此失寵, 周恩來親自查辦, 外交官黃華在美國用高價買斷了《江青同志》中文版權云云。張穎是中國外交官章文晉夫人。三十年前的傳言, 至今仍是傳言。
說到江青, 卻又是因為華國鋒的死。日前吾友臨時被邀, 上電視節目議論華國鋒的逝世, 話說從頭, 那時候那些人和事, 雖大多是假言真語的傳聞, 但明明都是驚心動魄刻骨銘心的經歷, 如今怎麼都變成一種似曾相識的冷淡。毛澤東逝世, 華國鋒葉劍英智擒江青。這都曾經是何等大事, 事到如今, 未得證實, 卻反而無從談起了。華葉都不在了, 怎麼智擒江青法, 看來只好把聽說的, 一直流傳下去。幸好有DNA測試, 證實華國鋒並不是毛失散的兒子云云。
現在互聯網實在迅速得太不可思議, 可惜天下事並不因此變成更真實可靠, 而不能不訝異, 三十年前這麼龐大的一個中國, 人們是怎麼活下來的, 那麼多消息是怎樣流傳的, 歷史的寫作又是如何形成的呢？前年, 因為一部《八十年代》, 掀起一片八十年代熱, 然而激情畢竟不能複製, 反思變成懷舊。最近, 創刊於一九七八年的《今天》雜誌, 再發起寫作召魂: 回到七十年代, 把歷史經驗, 匯成記憶之河。
問題是, 會不會像華國鋒, 葬禮規格雖高, 但人心冷漠, 像例行公事。畢竟如今是經濟時代, 那時候是政治時代。時代不同了。

十五萬

十五萬

三聯書店六十歲生日，老編輯老作者得以聚在一起，吃茶聊天，歐梵問董女士三聯四十歲生日時的往事，恍在昨日，疑假似真。好在二十年前我新來報到，什麼都新鮮什麼都記著。當然記得的不會是酒會上的襟花，為店慶而隆重出版的書和為讀者舉辦的系列講座，倒真的歷歷猶新。那是一九八八年，金耀基陪余英時來講文化超越，為了這樣一個跨越海峽兩岸的講題，事先我們還專門去請教朱維錚教授，朱維錚何許人也，出入歷史政治，有謀有略，落落大度。講座前在信德的士站等，那是我第一次見到余先生。湯一介講儒學，先去港大柏立基看他老人家，覺得他比所有後生都更怕羞臉紅。嚴家其當年是趙智囊幹將，來講政治改革，書生論政也叱吒風雲。甘陽談文化熱，那時會場已禁煙，他講到激動處敲桌而起，煙癮大發苦不堪言。劉賓雁剛被開除黨籍，陳映真專門來打氣，一個劉賓雁一個陳映真，因為三聯在港握手，何等悲壯。金觀濤帶《河殤》來，李澤厚意氣風發呼風喚雨首發《華夏美學》，方勵之介紹科普，杜維明加盟三聯籌辦的《文化中國》，錢鍾書答應出山主編五十種近代名著。八十年代大開大闔，就是不一樣。我接任務一個月內組稿編成出版《龍年的悲愴》和《五四多元反思》兩書，隨即是一九八九。這些往事小事，好像不再見諸於三聯的大事記。歷史是書寫者而不是經歷者的歷史。然乎。
的確是因為以上的感想，很想記下兩件不相干的小事，都跟錢有關。也不想避俗，故題。
記一：梅子辦《城市文藝》雜誌，藝發局資助了兩年，成績有褒有貶，且按下不表。第三個年頭，雜誌出版了九個月，藝發局說不再給錢了。對官老爺來說，程序既對，這事就沒錯。《城市文藝》因此在九月號登啟示宣佈停刊。藝發局項目，這樣收場的也許不新奇，所以也少有人理。但是，少不等於沒有。學校個人訂閱政府資助的文學雜誌一年，只出九期，就說沒了？讀者呂碧嘉說怎麼能這樣，托我轉告主編，雜誌照印，三期十五萬的稿費印刷費她來付。啊，梅子感動得不知所以，說這三期他當然做義工不收分文，還念叨這事是不是跟他上午去教會受洗有關係？梅子先生不知道，呂碧嘉愛美，不愛天主。
記二：有人說過，創刊於七八年的《今天》，對壓抑的時代是結局，提出了激情異議，開闢了一個新時代，香港有同感的也許不多，但國內記住的人不少，三十多位作家藝術家下個月要來港紀念《今天》三十年，北島大喜過望才發現阮囊羞澀，三十人的路費住宿，對每期都為三萬元印刷費頭疼的《今天》來說，真如天文數字。此文要記的，就是接下來做好事的雷鋒事跡。首先是詹先生說，他朋友多，每個朋友湊一萬，藝術家那部份十五萬他包下了。接著是雷先生說，他們基金會做的就是文化事業，他申請十五萬。
啊十五萬，對於我這種有賴政府訂立最低工資才能保障文字工作的，數目很大，然而你知道我說的不是錢。

七十年代(其二)

他崢嶸而凌厲，我憤激而快意


《七十年代》一書還未上市，已收到讀者的信了。寫《最後的貴族》的章大姐，多時不在《蘋果》發表文章了，仍然記得在此讀她〈淚往下滴，血朝上湧〉〈中國是有悲哀傳統的〉〈傷今念昔，恨煞子規啼〉等文章時的激動。董先生說那是大手筆。《七十年代》作者之一陳丹青，文章寫了，改了十多遍，仍不知如何是好（手之舞之足之蹈之，在編輯這本書時我也得以經歷一回作者之間坦蕩蕩的「以文會友」的純真），請她斧正，大姐又知道我在趕着印書，就直接來信了。我不是偷懒，但真想多引幾句，聊慰記掛她的讀者。
讀罷陳丹青〈幸虧年輕〉一文，「由於還保留著一點心靈的敏感和曾經的經歷，無法克制的激動竟使自己數日來坐立不安，像害了一場大病。」「藝術家筆下的十年回憶。充滿色彩，光影，聲響，律動，場景和細節，還有翻騰的文采，沸騰的思緒，飛騰的聯想。怎麼說呢？它的真實、思辯、情感都遠遠超過正規的歷史、嚴謹的思想和經典的文學。它是當年的記錄，更是當下的抵抗。」
陳丹青以西藏組畫聞名。一九七六年九月九日，毛澤東去世那一天，他正在拉薩畫畫。「三十二年後，此刻我斗膽寫出當年的真實，就是：我們等待最高領袖逝世的這一天，等很久了。」
章詒和說丹青，「用一些『刻毒』的語言，表達了自己的隱憂。這不由得使我想到五四文化人和魯迅的精神遺產，而篇中每個字都是用作者的親歷、感受、懷疑和痛苦換來的！他崢嶸而凌厲，我憤激而快意。」
人心感於物而動，這是她「心靈的敏感」，然而，她「曾經的經歷」呢？記得曾在哪個訪問裏，章詒和把自己寫回憶錄計劃放到最後，現在要好好的寫父輩那一代。我想過，她如果寫回憶錄，主要部分也在七十年代嗎？一九六三年，章詒和從北京到四川，直到七八年，其間坐了十年大牢，在牢裏的工作是埋葬囚徒屍體。十年牢獄，她說，一想不到監獄犯人如此之多，二想不到犯人刑期如此之長，三想不到監獄狀況如此之差。十年十五年是多少個頭年呢？其間，儲安平早在六六年就「走了」，章家與張伯駒夫婦永遠失去了聯繫，羅隆基病逝，章伯鈞去世，康同璧不在，聶紺弩被判無期徒刑……這都是讀者知道的往事並不如烟。我回信說，我想到的卻是書中另一文〈斷章〉的結尾：「解開情感的纜繩/告別母愛的港口/要向人生索取/不向命運乞求/紅旗就是船帆/太陽就是舵手/請把我的話兒/永遠記在心頭……我想起頭一次聽到的郭路生的詩句，眼中充滿淚水。迎向死亡的感覺真美。青春真美。」

七十年代(其一)

七十年代

自從查建英的《八十年代》訪談錄後，都在等着這樣的一本書。
李零說，八十年代開花，九十年代結果，甚麼事都醞釀在七十年代。
阿城說他的七十年代，六六年開始，七八年結束，有十三年。朱正琳七○年入獄，七九年入北大，正斷出一個完整的七十年代。這本書是三十個人的七十年代，一代人的歷史記憶。
當我把這整整五十萬字逾百張照片的排版稿，打印成六百頁書樣，那一刻，書未面世，而我要做都做了，有一種痛快，又感到急不及待，給編者北島李陀打了電話，北島顯然更焦急，說立即見個面。就在昨天晚上，北崑侯少奎在利希慎音樂廳唱「大江東去浪花千迭，趁西風駕着這小舟一葉，才離了九重龍鳳闕」之前，中大校園的月亮出奇的圓，仰望皓月長空，凝視書稿，我們喝了一口年份和產地都不怎麼樣的生澀的紅葡萄酒，緊緊的搓了搓手，一頁一頁的翻將下來，唰唰的翻頁聲，為那些逝去的無聲的歲月重新賦予一絲微弱的生氣。侯少奎愈唱愈上，「這也不是江水，二十年流不盡的英雄血！」
陳丹青說對了，幸虧年輕，否則憑甚麼我們還有敍說七十年代的今日。老舍傅雷，劉少奇彭德懷張聞天賀龍，當然還有很多很多無人記得姓名的，他們能有這樣的機會嗎？蹲在死牢裏，一日復一日等待押出去槍斃的張郎郎，若非是天意還是別的甚麼，還有今時書中這樣驚心動魄的死牢回憶！當時的感受真恐怖，事後的感覺他媽的真幸福。
當代中國的歷史記憶，最大的危機不只是個人的記憶和官方的敍述，有多麼大的差距， 李陀不能不憂心忡忡的更大危機的是：人們不再當歷史記憶一回事，歷史無厘頭化，變成了茶餘飯後的消遣。
於是，要編這樣的一本書。
為了這樣的一本書，最能寫的也沉默無語。幾乎所有的第一反應都是：那是跟自己過不去，七十年代，那可是我全部的一生！
那麼能說會侃的陳丹青，到了最後一刻仍交不了稿，死綫前，來信求寬恕說幾天屎都拉不出來了。三十年前的事，回想起來真難，記憶在內心，封存無為，回憶常常誤入思考迷津。「我知道，非得哪天沿着昔日的山徑一程一程的走回去，站在山腳、村口，這才可能給我的眼睛找回七十年代。」
編了幾十年書，直到今天我好像才真正明白寫作實難。真的，也許只有這樣的寫作，才可能讓你有一種活過來的幸福感。昨天在文字中生動復活，在你的閱讀中展現。那種歷史畫面，你也許陌生也許並不陌生，但肯定會震驚你。朱偉說，「那是一種只有毛澤東的氣魄和遠見才寫得出來的歷史，以後不會再有這樣純淨的青年，不會再有千千萬萬青年經受這樣從身體到精神的磨煉，也就不再會有這樣令人難以忘懷的記憶。」你能明白這樣的話嗎？活在七十年代的人明白那是怎樣的一種感覺，那是怎樣的一個年代。

中國文化的大樹倒了

中國文化的大樹倒了

一

收到一張請柬，是城大中國文化中心、牛津和商務幾個文化機構一起辦的讀書會，講者是鄭培凱、白先勇、李歐梵，題目驟眼看來有些嚇人：中國文化的大樹倒了。其實接下來一句才是重點：樹倒猢猻在。讀書人自信，不怕自嘲。
樹倒猢猻散，沒人在乎猢猻散後的處境。捷克漢學家、李歐梵的老師普實克記了一筆，鄭培凱因此寫了一本書，讀來令人思之撫然。這幾乎整整一個月，在大學校園「雅緻玲瓏：走進崑曲世界」裏，看着他們幾位頻頻撲撲出出入入，尤其白先勇先生一副風塵僕僕而又優雅的身影，一種挽狂瀾於既倒又不失風度的美，就如崑曲，困乏多情。鄭培凱的書中說，大樹已倒，我們都是被迫散離的猢猻，學着構築安身的所在，走上了搬演等待果陀的舞台，四望茫然，猢猻或許能走出個人樣吧？
文化花果飄零，文化仍活在我們身上。憂患不失樂觀更令人奮進。雅事不怕硬銷，他們三位的讀書會就在今天傍晚美麗華商務印書館。

二

老友甘陽要去北京講「世紀大講堂」，世紀大講堂是一個電視節目，但長期設在北大校園的百年紀念樓裏，王魯湘主持。王魯湘是當年《河殤》的編導，有時無意中撳開電視，看到他和講者嘉賓憂戚與共的談論文化，有一種這年頭幸好還有他們的知遇和慰藉。上月在北大，剛巧也在百年紀念樓裏，上的是後奧運時代經濟發展的課。課餘對著大堂裏空空如也的世紀大講堂，沒有錄影，顯然更是金融海嘯滔天巨浪波及情緒，那種空空落落，茫然若失，覺得文化離我們真遠。
這一回甘陽要講的題目叫做「從富強到文雅」。想拉一拉強國致富的後腿，郁郁乎文哉，一聽就讓人叫好。甘陽總有一種本事，國內他的粉絲稱之為扳道夫，也即有一種扳轉潮流的敏銳和能力。說起來，那些全盤西化派、新左派帽子，未免張冠李戴，他戴的其實是一頂不合時宜的文化保守主義，一以貫之。記得初次聽他講座，二十年前，在中華文化促進中心，兩百多人面前，語到激動處他敲着桌子，引老柏克的話：我們應該求互補，我們應該作調停，我們要的是均衡。
柏克（Edmund Burke）被視為「第一位現代保守主義者」，甘陽說，有時候想到他，想到艾略特，想到奧威爾，總能讓生活在現世的我們清醒一點。什麼意思呢，社會進步，經濟發展，是大多數人共同推進的，但是文化的繁榮卻從來就是少數人的事。奧威爾說，讀書人在今時今日不能不被撕成兩半：一半進入社會，一半卻只能被放逐出社會。

政治正確與不正確

政治正確與不正確

我想說的其實只是食物與愛情，或者最多只能說是關於一本小說，有一點點難忍的憂傷，更多的是難言的無奈；有玩世不恭的嘲諷，主要的是一群像你我一樣從殖民時期香港過來的角色，他們的日常生活和愛情，更更多的是作者迴環反復的自言自語。我說的是也斯寫了十一年的小說《後殖民食物與愛情》，他要拿去印了。先睹為快，難免有感觸，寫下來算是提醒自己：「後殖民」只是學院的理論措辭，政治正確的說法叫「回歸」。殖民時代早已過去了。記得前不久北京來的友人好言相勸：你們的愛國主義到現在還真特別，你們確實愛國，保釣運動比內地還積極，可你們說你們愛的國是祖國河山歷史文化，而不是一定是政治實體，真讓人搞不懂。沒有政治主權者的國是怎麼樣的東西呢？
我當時真的一時語塞。不像也斯筆下的食神老薛，起碼還會私下嘟嚷幾下。回歸後，有人說老薛肯定愛國，有人說他被迫愛國，也斯筆下的老薛總說：「我只在食物方面是愛國主義者！」老薛搖頭：「愛不是那麼簡單！哪有迫人家去愛自己的道理？」
在香港寫故事寫了幾十年的也斯，不諱言他之所以還不斷地寫呀寫，是因為他在香港長大，很想理解這地方，很想知道這個地方的人在想些什麼，他們為什麼這麼想。就算回歸才是政治正確的說法，「談香港不能忽略它的殖民地背景，種種歷史和文化，不是從書本上讀來的，是從生活中體驗得來的」。
九七前也斯寫了《煩惱娃娃的旅程》故事，出版時乾脆用上跟這個地方直接相關的書名《記憶的城市．虛構的城市》，後來寫的《香港的故事，為什麼這麼難說》，成為必讀篇章。九七過去十一年了，煩惱娃娃的煩惱顯然並未因為回歸政治正確而減少，十一年後，這一回他一上來跟我們說的還是：說香港故事真難。多重身份的人物，不同角度不同的觀點，自願或被迫的選擇，移民和回歸，浪遊和尋覓等等，是回歸認同的歷程還是新一次的自我漂流？
這樣的混雜文化和故事說起來的確困難，也斯說他想到德國文人作家班哲明（Walter Benjamin）說過的那種「互相交換經驗的能力」的消失。「過去的道德經驗變成不切實際的空言，而目前溝通經驗的能力正在降低，我們在尋找說故事的人，提供言語、整理事實，讓讀者可以帶着友誼之情，找回衡量人性正常感情和事實的尺度？」但也斯隨即自我反問：甚麼是正常呢？「每個早晨帶來全球的新聞。然而我們卻匱乏有意義的故事。因為每件事傳到我們耳中之前，都早已被他人闡釋盡透了。」班哲明如是說。
《後殖民食物與愛情》因此分十二章去說浪子史提芬的故事，或者說是食神老薛的故事，或者是愛美麗和阿素的愛情故事，或者是鬼佬羅傑的故事。故事始於九七主權回歸夜一場天下無不散之筵席。史提芬那晚醉得不省人事，失去了很多，從那以後，殖民地食神成了後殖民食神，浪子有沒有修心養性，阿素和愛美麗有沒有遇上新的愛情，鬼佬羅傑還留在香港教書嗎……故事未完，且聽下回分解。像這個既熟悉又陌生的地方的人和事，你當然能在小說中找到各自的人物藍本和原型，也斯說，「這故事裏的人物，正如其他故事的人物，還在發展之中。他們開食肆從成功到失敗了，他們從邂逅到分離了，另外一對人又或許發展了一段新感情了。有人去新加坡、有人往越南有所追尋，有人去台灣開展了新的生活。這些人的故事都未完。」

沒有年輪的大樹

沒有年輪的大樹

今年夏天似乎來得比往年早，加上是往更南方走，過完春節已烈日當空。鄉人忙着採摘作物往收購場運，趁北方城市冬日蔬果短缺，趕賣一個好價錢，過年前兩元一斤的紅椒青椒，這時候能賣五塊，一輛摩托車載上滿滿的也就能掙回幾百了。如果不計幾個月來的種籽肥料和灌溉汗水，拿着這幾百塊真的如楊白勞一樣眉笑眼開的。而像我這種從香港回來過年的人，乘便問長探短，想從別人的生活中打聽奇聞軼事的，很快便發覺徒勞而無趣。鄉人生活日復一日，意義並不如想像般難明白，但畢竟彼此不會有太多瓜葛。
可是，短短幾天我心中好像還是發生了一些什麼事。我想說的難道只是關於那些桉樹嗎？我並不太肯定。說起來，就個人記憶所及，新中國的建設比起破壞來說，真真氣吞山河。不說那種橫截長江出平湖或南水北調的人山和人海，光是公路兩旁的樹林綠帶，記憶多長它就有多長，綿延不斷。小時候在這些樹林中撿拾樹葉做柴薪，那是勞作，說起來算不上什麼童趣，但因為日頭猛烈，在涼爽的樹蔭下偷閑捉蚱蜢鬥蟋蟀，現在想起來還是很好玩的。樹木茁長，理直氣壯，你有多大樹也多大，當然我指的是年歲，個子它們高太多，也即是說海南島的公路林起碼有四十年的了。寬闊的公路後來繁忙起來，兩旁的樹太粗太高道路因此顯窄了，但鄉間畢竟談不上交通壅塞，真實的變化只是沙地公路鋪成柏油，泥黃變深褐，婉延更長更深。路沒有盡頭，本來就這樣，沒有什麼值得在此多寫的。
從機場高速轉出來，一片蒼茫，暮色中已見炊煙。一陣眩暈，驟間我意識到自己怎麼老了，車行個多小時所見到的公路樹林，已改天換地：都是新種的桉樹！短短二三年，幾十年的公路樹林被連頭連根挖起，改植上五年能收成的桉樹。抓錢比抓革命更促生產。只是，不是說桉樹遺害無窮嗎？
桉樹，世界上長得最快的樹種，一天長高三厘米，一個月一米，一年十米。五年未見年輪即收成造紙。海南島試驗林中，最高生長速度年畝產四立方米。經濟效益當然是產業中的佼佼者。紙張短缺桉樹價格飈升，財閥金光集團以每畝百元價格租地種桉樹，公路林帶尤因交通便利成為搶手。我不懂植物學，鄉人講天命自然，因此戚戚於懷：移植外來的非我族類，樹葉散發臭氣，中國傳統造林視之爲凶。這種可長到三十層樓高的桉樹，甚至不讓後生人栽種，樹大人亡；只請老人，樹大植樹者的壽數也近了。科學專家更說，連世銀也不資助支持種桉樹，桉樹快速吸乾水土，不能自我更新，不靠種子自然繁殖，排抑原生物種，對環境不友好。大面積連片種植，導致土地貧瘠，原生物種衰減退化，形成「天上無飛鳥地上不長草」綠色荒漠。
又一次摧毀性的大建設，一次掠奪性的大發展，不僅僅是因為在這種徹底的交替過程中，我和鄉人被完全忽略了才心感不安。

敗更英雄

敗更英雄

去北京出差，只帶回兩本書，一本《我與三聯》，另一本《耄耊律師仍少年》。都是文集，書中都有幾十個作者幾十篇文章。《我與三聯》收三代人和三聯的因緣，很多人很多事此前都略有所聞，現在由當事人自己寫，讀來回味無窮。《耄耊律師仍少年》是關於張思之先生的文集，一半是別人寫的，一半是張先生自己的。這本書沒出版社沒書號，三百多頁，是一本私印本。這些年來讀到的李慎之文集，包遵信紀念文集，《今天》重印本，好像都是這樣運作的。
秘密印行，地下出版，私底下流傳，於香港我們覺得有詩意是一種血色浪漫，北島苦笑，前幾天紀念《今天》三十年，他說：「歷史似乎不能前瞻，只能回首，穿過歲月風塵，我們看到那幾個圍著一台破舊油印機忙碌的年輕人。而他們看不到我們。」
張思之八十歲，才有幸一睹他的神采，一點也不覺得晚。銀白的頭髮，矍鑠的精神，干雲豪氣，稚笑和激憤，執著而熱情，只要一看張思之代理的是什麼案件，就能明白「中國律師第一人」，「一生都未勝訴的失敗者」這樣的稱號為什麼同時都能集在他身上：江青案，李作鵬反革命案，大興安嶺大火案，王軍濤案，鮑彤案，高瑜案，魏京生案，南方周末案等等。勇者無懼，韌性堅持；勝固英雄，敗更英雄。
余生太晚，第一次認出張思之三個字已是八九後，在《鏡報》讀到張先生為王軍濤案的七千字辯護詞，大為震動。王軍濤後來說張先生的無罪辯護，是中華人民共和國法治史和政治史的里程碑。只是我們當時並不知道，此案帶給張先生的是他一生中最大的挫敗最嚴峻的考驗，案後他曾一再發狠不再辦案（我們知道他隨即接辦更加棘手的鮑彤案）。二十年過去，中國律師業泥沙俱下，唯利是圖者眾，難免時而感到悲觀的張先生話頭一轉：「話說回來，不管前路多麼艱難，也只好硬著頭皮走下去，一步一步地，一步一步地！」聚過話別，章大姐為他多備一份菜餚打包，張先生笑了，說小愚照顧我自個住。沒想到過年前竟接到張先生手書，蠅頭小楷，古樸秀麗，言辭之謙遜更令我惶惶然坐立不安。只有重讀《耄耊律師仍少年》。書中有王軍濤文：「我們生活在一個大轉型時代，舊的東西在消亡，新的東西在誕生，美好與醜陋交織在一起」。幸好，美好的天天向上，像早上的大陽升起來升得更高。

重述中國故事

重述中國故事

整整十年前，桑曄寫過一本書，書名是三個年份，所以特別記得牢，《1949 1989 1999》，記得當時看到雪白的書皮只印著三組數字，心裏格登了一下。桑曄的書是一部五十個中國人的口述歷史，非常值得讀的一本書，因爲太真實聽說一直都未能在國內出版，只在香港印行，書肆好像早已找不到了。寫五十個人顯然是因爲那年剛好五十年國慶，因此想到又過了十年了，如何怎樣的再加上十個人呢？
書出版的那年，我們殺死了千年蟲昂然跨入新世紀，一九九九年，風平浪靜，日後的歷史學家也許只會視作無關緊要的一年。不像今年，才元月，歷史學家已說這是值得用濃濃的筆墨大書特書的一個年頭了。
對於特別年頭的興趣莫過於以前在這裏名采版讀陳之藩先生的文章，他對奇迹年的種種聯想常常讓我覺得世事實在太玄太妙，有些事情說起來是人爲努力但又好像是時勢使然冥冥中早有安排。今年值得大書特寫，當然各有各側重，有人說的是金融海嘯後整個國際秩序面臨重整，中國的經驗和下一步的想法變得舉足輕重；有人說的是周年紀念隱含的危和機，五四九十年，建國六十年，入西藏五十年，六四二十年。不過唯物主義朋友們一聽到這種概念遊戲總會口誅筆伐斥之為故弄玄虛，認為那實在不過是你到底想要什麼的問題，比如說現在你想說怎麼樣的中國故事，百年滄桑中國？三十年中國還是六十年中國？
被封為新左派的或被視為自由派的，都在重寫各自的中國故事。寫過《現代中國的興起》的汪暉說的是中國「去政治化的政治」過程，認為我們有必要重新檢討對自身六十年代的自我否定，重新理解這一錯綜糾葛的局勢及其對後文革時代的影響。也即是說不應簡單地否定文革。提出第二次思想解放和制度創新的崔之元，引證愈來愈多的經驗，推廣企業和農村走向一種新的集體合作制。甘陽乾脆說得明明白白，新中國成立一甲子了，有必要從新中國六十年的整體歷程來重新認識中國，而不宜再人爲地割裂前三十年（1949－79）和後三十年（1979至今）的歷史連續性，不用經濟改革成功來否定前三十年，也用不著用毛澤東時代來否定鄧小平時代的改革。我們對於六十年來的整體歷史必須尋求一種新的視野和整體性論述。在這樣的重述中，自由派的老故事難免惹來譏諷，經濟學家茅于軾應英國《金融時報》寫的徵文稿〈我是準確地被打成了右派〉被當作箭靶，因為那實在老掉牙了。茅于軾說前後三十年當然你死我活，「毛澤東搞了三十年的階級鬥爭是空前災難。三十年前中國的一切都被政府或共產黨控制，每個人的飯碗拿在共產黨的手裏，讓你有飯吃就有飯吃，不讓你吃飯，就只好餓死。」我在想，你我的故事本來就不一樣，你寫你的，我寫我的好了。

小說家

小說家

看過叫《小說》的電影，只記得電影女角秘書小姐逐一拍門通知「老師開會啦」，接著是會議室裏一眾小說家正襟危坐，輪流發言，好像說的是這個時代有沒有詩意，除了幾個畫面，那些小說家說了些什麼，現在完全想不起來了。看來，電影的確是看而不是讓你去想的。後來在香港幾次近距離見到小說家，真人走下銀幕，好奇問他，呂樂的電影怎麼會拍成這樣，載起道來了，你不是說小說一載起道來就不好再叫閑書，閑時也不好閑讀了。小說家笑了，雖然叫做《小說》，但那可是電影。電影是人家拍的呀，沒有誰說過導演要依劇本拍戲的，我連編劇也不是。這個時候他甚至會來一課通識教育，電影直接刺激聽覺和視覺，腦中的海馬回杏仁核情感中樞沒有足够的記憶，所以引不起情緒反應，記不清想不起來。
俗世的種種規矩，小說家區分得明白，看得透也記清楚。自己書裏寫的是那幾個字，尤其記得準。刪《廢都》可以打XX，刪我的為什麼不能留著空格，小說家只好自己在書前加按語告訴讀者「出版社對簡體字版有所修改，好事者不妨將之與繁體字版對對看」。這些我們都習以為常的還好，誰不知那天他輕描淡寫的說《棋王》結尾其實並不是現在這樣的，這個結尾是他們要我改的。這一下就再放不下了，總覺得有什麼事不對了，每次見面都想問什麼時候能讀到原先的結尾呢？詩人編輯甚至施以激將法，怎麽不寫了，寫不出來了吧。小說家見慣大場面，不緩不慢的，寫呀，不發，寫跟發兩回事，寫的你們不敢發。怎麼不敢。發了你更不能回去了。回不去不回去罷了。我也回不去怎麽辦。
這樣的你來我往，小說家來了大家又再聚聚，有人專門從汕頭趕回來為了聽故事。小說家說進旅館了忙完手頭的活就過來，我們知道他活多一時三刻忙不完，總要二個時辰後才能趕到，飯菜且端上來先喝酒，他來到，菸掏出來放在桌上，新拆開的菸包夠三五小時的故事會，用打火機不用火柴，不抽菸斗吸大前門，小時候拍過的菸紙印象當然還在，一廂情願記錯是北京產的。小說家糾正說只能是上海，北京是政治文化中心，經濟生產像大前門這種有規模的只能在上海。他總能把日常瑣事跟國家政治格局聯繫起來，見微知著，令人吃驚。「普通人的英雄行為常常是歷史的縮影。那些普通人在一種被迫的情況下，煥發出一定的光彩。之後，普通人又復歸爲普通人，並且常常被自己有過的行為所驚嚇。因此，從個人來說，常常是從零開始，復歸爲零，而歷史由此便進一步。」
所以，他只略略談了談梅蘭芳的瑣事，話頭一轉說導演老了，人生觀世界觀社會經驗都相當固定，不是一天能覺悟過來的，不會懂這些，既連這些也不懂，電影也就可以不去看了。煙霧縈繞不去，抽菸滴酒不沾，小說家有充分的科學醫學理由。與身體相關的知識，小說家尤其比誰都懂。我們抓緊機會謙虛學習，隔夜飯餸不能吃，胺基酸還是蛋白酶還是什麼，還是記不住，結果餸菜還是打包隔夜食用。最後，他有時會加一句「真的」，但你偏偏記得他也說過「最後」只是一個概念，因此就更將信將疑：小說家說的現實其實就是小說。小說家者流，蓋出于稗官。街談巷語，道聽途說者之所造也。班固怎麼那麼懂。

古典學家

古典學家

不久前，古典學家在名采版寫文章談普羅米修斯盜火給凡人的公案，文末留下這樣的一個問題：普羅米修斯被宙斯懲罰，縛在高加索山上究竟是不是一樁冤案？普羅米修斯有沒有可能是一個名副其實的罪犯？我搞不懂，跑去問他，原來他在給他那些秘傳弟子講這部可能並不是出自埃斯庫洛斯 (Aeschylus) 之手的古希臘作品《被縛的普羅米修斯》。煙霧瀰漫，有幾個顯然五糧液喝過了頭，手舞足蹈大放厥詞。古典學家眯著神情不形於色，愛故作神秘，說這部《被縛的普羅米修斯》可能跟著名的民主思想家普羅塔戈拉有關，普羅塔戈拉技術文明論的重點其實是民主政治的起源，而倘若如此，這部詩劇講的就不是人類的技術文明，而是民主政治了。所以他同時給弟子講柏拉圖的《普羅塔戈拉》，自己更動手翻譯柏拉圖的《會飲》，演繹《會飲》中涵括情愛、憐愛、同性戀等等的愛若斯(Eros)成了新神的微言大義。
古典學家見我的好奇心這麼快就被他吸引顯得有些得意起來，三口兩口把菸抽完後接着說，你們以前總以為普羅米修斯是因為愛我們，而去偷竊神界的火，結果激怒宙斯。當然，宙斯懲罰普羅米修斯確是要教訓他，要他明白做神要有做神的樣子，得謹守神的規矩：一要服從宙斯的領導，二則不要憐愛凡人。普羅米修斯憐愛凡人，就是破壞了神性的等差秩序。我們凡人好像老友劉再復一樣當然會歌頌普羅米修斯的偉大。其實，嚓一下，古典學家又點了叼着的香菸，挨近我的耳邊壓低聲音說：《被縛的普羅米修斯》的主題，並不只是我們以為的盜火被宙斯囚禁的故事，好好讀讀書，普羅米修斯懷有他的「預謀」。這個預謀既是宙斯所需要，反過來又能被普羅米修斯用來推翻宙斯──我們且稱之為好心腸的憐愛政治。「為了純粹的愛情，敢於與同宗兄弟生兒育女，而且生出的定然是英勇的後人，正是這位後人將從暴政中解放普羅米修斯。情愛和憐愛高於律法和神聖的秩序。」
我知道，古典學家要說的才開了個頭，他眼毒看到我心裏萌動的不安，也許是怕我想歪了，他跳躍式的往下講，呵呵，宙斯懲罰普羅米修斯當然完全正當，普羅米修斯罪有應得。《被縛的普羅米修斯》恰恰想說的是女人式的軟心腸是一種「道德的缺陷」。因為憐愛政治的後果是不分對錯，一旦憐愛成為政治原則，社會也就變得不分善惡好壞了。我好像一下明白了古典學家新書《昭告幽微》中若隱若現的反現代啟蒙情緒。我甚至漸漸跟得上古典學家的戲諧舞步，當他在滔滔不絶的談論中不失諧謔的間插着說到了尼采，我也能略略感受到了雖躲在書齌裏，古典學家畢竟擺脫不去的對現代人現代民主政治社會的焦慮感。尼采說過，如果說來自普羅米修斯點燃火堆的啟蒙運動是一場大災難，那麼災難的原因是因為知識人對人的憐憫。只要有英雄登台，「必定出現新鮮玩意和令人驚異的笑料，也會使許多人產生內心的震慄」。

嚴肅對待失望

嚴肅對待失望


朋友小崔是互聯網時代的個體戶通訊社，每天總能收到幾十個他編選出來的郵件，編選加按語，經常還附上相關的參考文獻，那些參考文獻動輒三五百頁，再加上網友携手合力，中譯英英譯中交叉，討論得以展開，不像那種自動分發來的垃圾郵件，所以網友不顧信箱爆炸，都樂於申請入會。隨着時代進步，多年來單向的通訊社發佈變成2.0年代多維互動，聲色俱美。在一群認識或不認識的群眾中湊熱鬧，煞是好玩，嘻笑怒駡喜怒哀樂，能調理身心健康。
日前一篇《史記．八○後傳》回應者眾，我向樓上董先生報告說現在不能不碰電腦了，我們中國人的聰明才智全都轉移陣地到短訊和互聯網世界。報告過後再傳上這短短百餘字的史記：「夫八○後者，初從文，未及義務教育之免費，不逮高等學校之分配，適值擴招，過五關，斬六將，碩博相繼，數年乃成，負債十萬。覓生計，十年無休，披星戴月，秉燭達旦，蓄十萬。樓市暴漲，不足購房，遂投股市，翌年縮至萬餘，抑鬱成疾。醫保曰，不符大病之條例，拒賠。乃傾其所有，入院一周，病無果，因欠費被逐出院門。友憐之，賒三鹿一包，沖而飲，卒。」他讀了對此表示失望。
不管是對八○後失望，還是對互聯網2.0失望，都讓人覺得事態嚴重要嚴肅對待。綜合金融海嘯後各方面最新情況，尤其是各大公司裁員減薪的最新動態 (不少國內網友觀察到「在外資企業工作多年的美女厭倦了加班和跳槽，今年竟然紛紛轉去報考公務員」)，昨天小崔作出引導：重溫政治經治學家Albert O. Hirschman。
網友說赫思曼當然是大師，技術進步，人們加倍勤勞，結果勞動生產率提高，我們生產有剩餘了。效率高人手過多，盈利成績不再那麼好看(其實仍很好看)，有人說經濟「鬆馳」了。一隻泄氣的氫氣球癟了，其實照樣升空，只是飛得不那麼猛罷了。想使氫氣球恢復往日「雄風」，就要再注入氣體（其實是裁員）。如此這般，癟圓往復，就是赫思曼的「衰減與恢復」、「鬆馳與緊張」。
政府施政失誤，企業裁員，一種失望情緒籠罩天空。衰減或鬆弛，不只是香港，香港強有力的後盾也在劫難逃。小崔說赫思曼的「轉變參與」能解釋「公私關懷的周期」。個人消費會產生失望，參與公共事務也會產生失望。因八九年學運高潮衰落而失望而下海，80後青年學生在汶川大地震後積極參與公眾事務等等，都能見出文革後「個人關懷」和「公共關懷和參與」的周期性循環。失望如此普遍，又那麼實在，赫思曼說一直沒人好好去研究它。他認為要「嚴肅對待失望」。只是，現在是誰對誰不滿，誰對誰失望，誰要嚴肅對待誰呢？為什麼總是你對我不滿，我感到失望？

思與花開

思與花開


以前亦舒說周末是讀明周的日子，這以前是過去式的，有好幾回，跟童元方講電話，她說周日愛上茶餐廳，邊吃早餐，邊讀生活名采。我覺得那是相見一樣的真實。她說的讀，是她唸一段，陳先生唸一段那種，如平常他們在家背唸詩詞，陳先生說上句，她搶下句，一唱一和。這樣的情景，光聽著就讓人神往不已的。有一回，真的在他們家附近的茶餐廳遇見他們，港式奶茶多士，童元方讀報，陳先生在讀楊先生的新書，一見面就忍不住說那本書怎麼怎麼校對不力有錯字，接著又說到惠勒死了，陳先生一臉悵然一臉認真，真的如他自己在書裡寫的。
機緣巧合，替陳先生印過好幾本書，這些年他也都在香港，但不知為何總不敢走近，有一回在中大校園，看著陳先生在走路，那麼認真的走著路，看著呆了，甚至不敢走上前去打招呼，總覺得陳先生是一個偉人，生活在愛因斯坦歐本海默楊振寧那樣的圈子裡，在想一些很大很大的事情，怕冒昩打擾他的思路。雖然真的見面聊天時，他笑起來呀，天真如花開。
四年前，陳先生在此生活名采，和童元方合寫專欄，叫“思與花開”，當時想，怎麼會這麼好的。“客裡歡娛和睡減，年來哀樂與詞增”。池邊吟思與花開，陳先生說此律詩，是散文的寫法。他自己不作詩，寫詩一樣的散文。
什麼是詩一樣的散文呢，陳先生將惠勒一生的思想譯為：“一切是微粒。一切是場。一切是信息”。而愛因斯坦的廣義相對論則是：“空間作用於物質，告訴它如何運動。物質作用於空間，告訴它如何彎曲”。這不就是詩嗎？相信陳先生也覺得太詩化了，所以後來他又說，愛因斯坦的廣義相對論，是平行的鐵軌，永不相交，那是從摸的觀念引伸的；從看的觀念說，我們看到兩條延長鐵軌，是相交的。
對於我們這樣的科學盲來說，廣義相對論永遠是廣義相對論，但相信連愛因斯坦也會驚嘆陳先生的詩一樣的解說。如霍金會驚嘆他們神來的唱和一樣：“我們曾熱烈的爭辯過In a Nutshell這個詞的中文譯詞；「果殼」或「胡桃」是市場上的中文譯名，可是對中國人而言，又有什麼意義？為什麼譯「胡桃」或「果殼」？除增加糊塗之外，又能給讀者增加什麼信息？這本書名應譯為「總而言之，宇宙如此」。她說：那麼《時間簡史》也要譯為「簡而言之，時間如是」了。”
這太厲害了吧！這就遠遠不是人家說的夫唱妻和了，除了知識和思想上的交流，更多的是，與傳統的契合。怎麼總忘不了傳統呢？陳先生也不斷在問自己。
思與花開是兩個人的唱和，現在編成集子的，是陳先生自己的六十多篇文章，包括不在專欄裡的較長的文章，三百餘頁。我們不難讀出來的是，唱和本來就是內在的。但實在有太多妙趣，要整本書讀才豁然明白，比如說專欄最初陳先生的文章，十篇有八篇都有一個與字，如東湖與西湖，大哉問與小哉問，笑與嘯。真的如他說的，人間之事，世間之物，太複雜了。在這不計其數的事物之中，我們總想找出相同的或相似的事或物化簡成類，再猜想各類所顯現的規律，也就是理。用詩來說理，就是思與花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