誰在乎諾貝爾

誰在乎諾貝爾

2000年高行健獲諾貝爾文學獎，記得當時國內鬧得紛紛揚揚，文學界朋友之中就有人說，以後不會再有人管它什麼諾貝爾不諾貝爾的了。這當然是意氣話，土耳其作家帕慕克2006年獲獎，他的小說《我的名字叫紅》成為中國大暢銷書，可見諾貝爾效應總還是有的。只是我一直弄不明白的反而是，為什麼那些朋友反應得那麼強烈。據萬之在他的新書《諾貝爾文學獎傳奇》裏說，當時甚至有人跑去瑞典學院，遞交抗議信。瑞典學院院士馬悅然在為萬之這本書寫的序文裏甚至說，那些人其實連頒發諾貝爾文學獎的機構名稱都搞不清楚。
馬悅然這麼說，似也是氣話，卻不能不令人思忖，這與文學的品味有關嗎？與高行健本人以及他的小說《靈山》有關嗎？與高行健以一個法國人身份去領獎有關嗎？萬之的書印出來後，要我趁旅遊之便帶一本給人在巴黎的高先生。他的好意是想我近距離領略一下文學大師。其實，十多年前萬之請我們大家去瑞典開會，當時就跟高先生曾有一面之緣，獲獎前後相信感受是不同的。按萬之畫的圖尋路索驥，就在羅浮宮不遠處，高先生在電話裏竟慷慨示知家裏大門門碼。
高先生不再寫小說了，寫小說太沉重，他說，畫畫，準備畫展事宜。來之前萬之就跟我說，高行健的畫出神入化，一踏入門不難被牆上的畫作吸引，道家出世，一片孤僻和冷傲。高先生跟我相熟的中國作家不太一樣，不想回國，他說。冷冷淡淡的，莞爾一笑，似又有一絲的嘲笑，也回不去，他又說。
那種莞爾或嘲笑，也許都只是我讀萬之新書的印象。萬之是陳邁平的筆名，七十年代在地下文學刊物《今天》上寫小說時就用萬之。我笑他起的這種筆名笨，把本名拆成偏旁，遠不如魯迅的且介亭有趣。萬之笑着不語，外表看來隨和其實內裏倔得很，否則他不會不管我們怎麼說，寫出了這本二十多萬字的諾貝爾文學獎傳奇。李歐梵說他七十年代第一次回中國，想了解地下文學，是萬之帶他去見北島。我初認識萬之則是九○年，《今天》復刊，北島主編，萬之社長，他們要我在香港跑印刷廠。雜誌出版二十年，其間在斯德哥爾摩、芝加哥、紐約、香港多次碰頭，話題從《今天》、諾貝爾獎和國際筆會(有一回差點被推出去競選國際筆會秘書長)，變而閑話家常。若沒記錯，陳凱歌拍阿城的《孩子王》是他編的劇本。不久前他還笑着說，你不知道你們的暢銷作家章詒和，我叫她表姐，到北京上學時寄宿在她們家。
穿插的往事，遠不如他寫諾貝爾文學獎的故事傳奇豐富有趣。我不知道他怎麼八十年代就跑去北歐挪威這種小國留學，學挪威語瑞典文，八六年馬悅然就帶他參觀瑞典學院，在跟院士一起飲咖啡聊天時，他「開始感覺諾貝爾文學獎可能並不那麼神秘、神奇或神聖」。後來在斯大教書，年年現場聽諾獎領獎者演講，「看到聽到的不僅僅是文字，也是得獎作家的談吐姿態神采氣質」，大江健三郎未獲獎前他們談過天，帕斯(1990)、布羅斯基(1987)、戈迪默(1991)獲獎後他們見過面，一百周年的盛大慶典他恭逢其會，高行健領獎，被拉去瑞典學院做新聞公報翻譯。萬之謙稱他只像一個舉着領路小旗的導遊，不敢談文學，而只說說一個作家為什麼得「獎」──這不正中我這種八卦讀者下懷！其實，人在瑞典，加上家裏賢妻是瑞典翻譯家，關心諾獎二十多年，萬之豈止解說獲獎的「權威人士」，不難讀出，萬之有他的文學情懷，藉談獎而談文學，引領我們從頒獎詞入門，閱讀一個作家的文學世界。尤令人感動的是，瑞典只比香港人口多不了多少的國家，他們對文學的執著，也許是因為諾貝爾文學獎，迻譯世界文學不遺餘力，在愈來愈庸俗的現代，有人為文學樹立尊嚴和典範，讀着萬之的書，我想，沒有哪個候選人會比瑞典人自己更在乎諾貝爾文學獎。

西學中的夜行

西學中的夜行


上海社科院原來就座落在舊時洋派的霞飛路，來不及問那斑斕的法國梧桐樹是不是都是法租界年代種下來的。因為這法國梧桐你完全可以說上海香港不用比了。繁華大馬路上讓我好奇的是門面幾十米寬的煙酒商店，那麼大的鋪店只專門零售香煙和醇酒，這氣派是香港學不來的。在著名的長春食品商店處拐彎進入弄堂，竟是門庭落落不凡的御花園酒店和社科院主樓，顯然都因為保存歷史而得以保護起來，前身是聖約翰書院，對門就是共青團第一次會議舊址，這些小故事來不及記下來，老魏就帶我們來到附近茂名路進賢路上的春飯店，最好的上海菜只可能出現在尋常巷陌，這是老魏的原話。老魏是社會主義上海過來人，不愛洋裝愛中裝。次日他訂好的地方仍是不出淮海中路百步的東湖路七號大公館，那卻是因為公館以前的主人杜月笙，《上海灘》那樣的上海讓我們都感到親切起來。
第六屆中國文化論壇年會主題是“西學在中國”，季風書園當家嚴搏非不來開這種學術研討會了，但他說你們來上海開正好，因為上海就是西方在中國。季風書園的地址雖說是陝西南路，但我總是從淮海路走進去，那是陝西路和淮海路的交匯點，季風書園就這樣守著商業和文化的交匯點十幾年了，全國赫赫有名，然而風雨如晦，最近竟要驚動官場高層才得以續約三年。嚴搏非不想我們也困在文化和商業狹縫裏喘大氣，帶志揚和我來到黃浦江邊透氣，雨後江風習習，坐在浦東江邊看浦西外灘，那的確是一幅百年上海的橫切面，不同年代不同城市的貨輪從古典的外灘建築前順流而下，你可以說背景就是帝國主義侵略史，也可以說那引進外資發展起來的經濟江河圖，而那些五六七八九十年代陸續下水的水泥輪和億萬富豪的游艇，在混濁的黃埔江上，同樣都成為見證。見證著大歷史的同時也見證我們幾個人之間的交往。
認識嚴搏非時他還在上海社科院搞西學研究，後來他創辦季風書園一直在上海經營書店，我在香港編書印書，志揚則是我們的作者，來回行走武漢和海南，相識快三十年了。顯然是暮色太重，搏非觸景傷情，回憶起七四年父親語重心長的一次談話，他說整整談了四個鐘頭，那天不論是父親的神情還是聲調他至今仍記得非常清晰。一直說到後來從內蒙返回上海，到武漢找志揚和萌萌，我續上八十年代志揚把他坐完七年反革命牢獄後寫成的第一本書稿《瀆神的節日》托交我手時的緊張，而我記得就是在那過後不久，搏非在《讀書》雜誌上評論亨廷頓的《變動社會中的政治秩序》，我去信求見。志揚說那麼多年真正如釋重負的感覺是九二年第一次出國，我們一起去了斯德哥爾摩，在小街小巷裏蹓躂。
這樣你說一段，我接上幾年的，我們三人順著江流流了三十年，當我們意識到這浦東開發也才不過二十年時，無不感到悲壯起來。當我把剛印出來的志揚新書《西學中的夜行》交給搏非時，他總是非常敏銳的讀出了志揚此書的前題：啟蒙主義與殖主義是手拉著手向世界宣戰的。
就這樣，在黃浦江邊志揚把我們帶入他的“西學在中國”的思考：不管作何種解釋都否認不了這樣的事實，我們中國人是在西方殖民乃至於亡國滅種的災難和恐懼中接受西方啟蒙思想的。一百年來，我們一次也沒有單純的思想啟蒙運動。志揚接著問我們，為什麼一個自詡大白於天下的啟蒙真理自始至終隱蔽地支撐著冷酷的殖民事實？軍事殖民、經濟殖民、文化殖民有什麼不一樣嗎？搏非和我都看到了，志揚問的是問題，實際上是落日前的憑弔：憑弔難耐落日垂暮，夜行仍須破曉時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