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人

新人



兩三年前，Mark Leonard寫了What Does China Think?一書，一時成為話題。作者說我們都看見到了中國的崛起，也知道一堆驚人的統計數據；但為何卻說不出任何一位具影響力的中國思想家？未聽說中國是怎麼看待這個世界，又如何看待自己。當然作者後來發現事實並非如此。
如果作者今天才下筆，「中國怎麼想」這樣的問題也許會更清楚了。這幾年來各種對中國道路的理論反思，也許是六十年慶典最大的收穫，它使到不少中國人漸漸明白，六十年來中國人做了些什麽，在做些什麼在想什麼。
不久前，原《讀書》雜誌主編汪暉接受德國雜誌專訪，中譯稿在網絡流傳，訪問稿說這屆新政府的施政，就好像是把新左派的理論主張照搬過來一樣。是耶非耶，不是一時能下結論，可以說的是，近十年來新左派力圖以一種制度創新的角度去看中國，在汪暉、崔之元、甘陽、黃平、王紹光、張旭東等人的努力下，一個理論陣營似已成型。漸漸爭取到了闡釋中國的話語主動權。其理論不再相對於國內的所謂自由派，也不只是試圖打破西方神話重述中國故事，而是嘗試以作為一個中國人這樣的基本存在，追尋中國在人類歷史的意義。有趣的是，這些留洋十多年的代表人物，他們身上那種樸素的民族意識，常常被評論界誤讀爲民族主義。
理論界大膽創新的嘗試的確總是令人側目的，還記得十多年前剛印出崔之元《創度創新和思想解放》一書，托沈公帶給李慎之先生，當時有「南王北李」，李公是北京理論界的領袖，對於崔著正面肯定文化大革命的大民主和鞍鋼憲法，李公表示非常憤怒。李公經歷風雨蒼黃，德高望重，但在理論探索中，這不見得就成為判斷的準則。我當時覺得有意思的是，新與舊的區別已經出現。不同年代的中國人對中國革命、中國道路有着截然不同的解讀。也許是對中西方二元對立、對走資走社論述的厭倦，也許是同代人的天然性親近，我更喜歡新左派，尤其喜歡他們對中國的承擔。
這種區別至今猶然，比如最近所謂的國進民退、重慶模式的報道，海外的中國評論，和崔之元藉重慶模式，進一步分析公有制在經濟市場中的意義，截然不一樣。記得九十年代初，戴卓爾夫人跟鄧小平說，聽說你們要搞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這不是開玩笑嗎？崔之元說，沒有人開玩笑！
所以當日前收到另一位主軍人物張旭東寄來他的《試談人民共和國的根基》時，我對於他說的社會主義「新人」感到莞爾。他說，像中國這樣龐大、複雜的歷史現象和政治實體，它的根基必然是多重而又單純的。
張旭東把這種多重又單純的根基，歸根為一種新人。什麽是新人？新人是被人民共和國所界定的人。什麽是人民共和國？人民共和國是以這樣的人民作爲精神、倫理和文化基礎的新國家。他說這有點像同義反復。他引述美國歷史學家Frederick Jackson Turner 著名的美國文明起源的「邊疆論」：「美國人」決不是一般人印象中的歐洲文化種子在新大陸的開花結果，而是作爲一個全新的文化民族和政治民族，誕生在它向西部拓殖、從印第安原住民和荒野中奪取生存世界的路途上。
今天中國的各個領域，有一種跟「社會主義新人」一脈相承的東西。即使在他們的粗俗、沒有教養和天真的行爲方式和欲望方式中，我們也能看到一種革命和社會主義文化和價值觀的殘留。「中國怎麼想」視乎這些新人怎麼想。

何東生

何東生



因為一句話，何東生在我這裡留下了印象。八十年代初，何東生還在復旦教書，參加興華營，跟港台的知識界初次接觸，那時候國家剛剛開放改革，這樣的半對外接觸彌為珍貴。當然，那時候何東生沒想過自己後來會平步青雲，進入中南海核心階層，何東生說，兩岸三地的知識精英接觸交流後，他最大的發現是，大家想的東西是完全不一樣的，知識結構、問題意識、話語、歷史觀和世界觀，基本上都不一樣，「而且不只是港台知識精英不理解我們，我們也不理解他們。」何東生甚至說得非常坦白，他說大家其實並沒有太大興趣去互相理解。所以真正的理解，幾乎是不可能的。知識精英尚且如此，老百姓更不用說了。
何東生這幾句話，坦白說，在我心裡結了個疙瘩，留了點什麼。距何東生參加興華營的好多年後，香港回歸了，現在時髮，香港人爭相到北京的大學裡接觸接觸交流交流，了解國情，這當然是非常好的事。這各種各樣的國情學習班，有時候結業時會請一些官階較高的來講最後一節課或者講講基本法。我記得有一回一位講基本法的官員把話也說得非常坦白，他說你們香港呀，雖說是這個國際中心那個世界第一，其實說到底並沒有你們自以為的那麼真的有什麼了不起。當我覺得他說得實在對的時候，不知何故卻想到了何東生。這種有點耀武揚威的話，是盛世的產物，跟何東生的沉着和深謀遠慮相比，差太遠了。
何東生晚上失眠睡不着覺，位高權重，晚上喜歡自己開着路虎越野車兜風，開到天亮，累了在車上打個盹。這個國家領導人的私人秘密，並不影響他成為一個深謀遠慮的政治家。現在領導層中當然都不再是革命家而是專業訓練出身，但那不是電機就是水利工程，像何東生這樣的二朝元老又受過馬基雅維利政治學特訓的並不多。何東生不只是集體領導中的一個投票機制，他有他的想法。「西方不是有個上帝？上帝創造世界，祂是全善的，不可能故意創造一個不好的世界，是不是？但世界確實存在不完善之處，所以萊布尼茨這個哲學家就替上帝辯護，說世界雖然不完美，但更好是不可能的。上帝尚且如此，何況中國？中國的現況，已經是在現有條件下最好的了，再好則是現實上不可能的，你不能假設說中國有英國的議會傳統，或北歐的社會民主，或美國的廣大土地資源，中國就是中國，今天的中國，已經找到現實世界中的最佳選項。」
陳冠中《盛世》寫的這個何東生，讓你想到他和Saul Bellow寫的Ravelstein有隱匿的對話一點也不奇怪，何東生像是Ravelstein從政的一個門生。陳冠中怕我們看不仔細，故意加了一些旁注，加插了一段北京施特勞斯和施米特讀書班描述。SS讀書班的是學術、政治和產業界的結合，正式成員有副部級官員、少將級軍人、央企和主權財富投資老總，加上幾位社科院和重點大學的所長、教授。人脈直通天庭。讀的是經世之學，座右銘是智勇雙全 -- 尚武精神、英雄主義和男子氣概。要在這個平庸而沒有榮譽感的年代成為精神貴族。 -- Saul Bellow譏諷說，像是一隻要出發橫越Andes山脈的螞蟻。
既有善於俗白教導和微言大義的哲學家，又有深謀遠慮的政治家像何東生，今天的中國，已經找到現實世界中的最佳選項。何東生興華營的營友、港台的知識精英像陳冠中，最多只能引用伏爾泰諷刺萊布尼茨的話開開玩笑，「在所有可能的世界中的最好的一個世界裏，一切都已經是最好的了」。

詩人在香港

詩人在香港



香港是一個國際城市，雖然我們知道那指的最多只是購物和金融市場交易買賣而言。至於詩人，在現代社會早被視為可敬而不可親近的受保護動物。
朋友圈子裏都認北島是詩人，可敬也可近。你知道，就寫詩這一點來說，朋友間的認同，遠比外人怎麼看更可靠。雖然這些年來，北島詩寫得太少，好在最近他編成四十年自選集《守夜》，他一直在用散文寫他的童年北京，像本版零碎發表過的一些章節段落，像〈北京四中〉一文那樣的結尾：「回北京不久趕上過春節。在同學聚會上，杯盤狼藉，醉後高歌痛哭。寫舊體詩詞成了時尚，互相唱和，一時多少離愁別緒！北京火車站成了我們最後的課堂，新的一課是告別。」仍是一種詩的節奏。我總是拿來當詩讀的。
然而，就算我是他的粉絲，去年他說今年要在香港搞一個大型的國際詩歌節時，我還是大大的嚇了一跳。我和香港一樣現實，首先想到是，誰會給你錢請那麼多國際詩人，有些大牌的可能還要坐頭等艙來香港朗誦詩歌。我潑冷水的第二個理由才是我們香港人都那麼忙碌，誰會去聽你們的國際詩歌。只是，我怎麽認爲國際詩歌節在香港不合時宜，顯然絲毫動搖不了詩人的信念。因為詩歌寫作本身，對於詩人來說，本來就是要把不可能說出來的，說出來。而把不可能做成的，做起來，恰是香港國際詩歌節的目標。北島引用喜愛的奧塔維歐．帕斯，「在革命和宗教之間，詩歌是另一種聲音。香港恰好爲這另一種聲音提供了空間。這與其獨特的歷史背景、政治與文化的生態有關，與國際地位和地理位置的重要性以及多民族多語種並存的現狀有關。香港國際詩歌節是香港的文化事件，也是整個漢語世界的文化事件。」
我看來已無可救藥，這樣優美的豪言壯語，雖然充滿智慧，但我同時總感到詞語矛盾有悖論，並未能打動我。夏天我們相約歐游，回來後，詩人把學校的課都集中挪到了下一個學年，全力籌備詩歌節。我站在遠遠的，袖手旁觀，但自此以後，見面時不用說，就算在電話裏他說的全都是詩歌節呀詩歌節，已經邀請到誰誰，這個美國詩人怎麽好那個埃及詩人多麽重要，我卻其實連最鄰近的日本詩人高橋睦郎也未讀過。但因爲實在不懂，所以漸漸的倒是愈生好奇。當看着詩人走出了馬料水中大校園，來到了九龍塘，立即得到浸會大學鍾玲教授的寫作坊加盟，陣勢登時倍增，再接再厲，從九龍塘長驅直入旺角，又和男拔萃書院張灼祥校長結盟，國際詩節果然一下子成了香港中文大學浸會大學和拔萃男書院聯合策動的大型文學活動，令人嘖嘖稱奇。
據說是俄國詩人約瑟夫．布羅茨基說的，人類在二十世紀學會了面對一切藝術形式，除了詩歌以外。我想，就算這個月下旬的國際詩歌節怎麽成功，我們也很難說香港因此和詩歌就有了什麽關係，很難說我們因此就學會了詩歌這種藝術形式。但是，就算對詩歌一竅不通，我無端端的也感染到一種快感，好像看見了那些詩人，懷裏各自揣著竊竊暗喜的作品，來到香港，尋覓他們的同類。交換詩歌，或手槍。一個人不管用哪種語言寫作，詩歌是唯一的母語。無論用哪種語言，真正的詩人深入到寫詩這樣的層次，是沒有分別的。怎樣去尋找一首詩的節奏，怎樣去確定一首的形式，怎麽去賦予一首詩的結構，不管你用哪種語言寫詩，你也許會發現一共同的秘密。
你會在香港國際詩歌節中交換你的秘密？北島說，只要你是詩人，他一開口你就會知道他是不是詩人。同樣的話，我則更喜歡女詩人說出來的柔情：請讓我聽聽你的聲音／請聽聽我的聲音。

那不變成香港了

那不變成香港了



甘陽到中山大學辦他的博雅學院，現在算是移居廣州以學校為家了，周末月尾回來香港，大家各忙各的，難得一聚，不再如以前那樣三頭兩日就能聽他海聊指點江山的，和他合作這麼多年，一起編過百多本書，他不在香港一下子我的平日竟也變得清靜起來。前晚約見面，不知怎地卻說到老友吳彬前些日因北京大雪滑倒骨折住院，說到遠在巴黎的趙越勝終於寫出了三代讀書人的文化史，說到人在美國的余英時教授抱恙康復新近為牛津編就的大書《中國文化史通釋》，秋風涼意，他一個人吸他的菸，我翻讀他新近在《現代中文學刊》上的訪問稿，竟有點感慨起來。
幸好話題很快轉到他博雅學院的學生，轉到國內學界對博雅學院的關注，他才又手舞足蹈起來。中山大學博雅學院說辦就辦，立即上馬，裝修教學大樓，購置設備物資，物色教授老師，從全校幾千名新生中再遴選出三十四名學生，分兩班精英教育，第一年本科修讀拉丁文、古漢語、詩經、古希臘悲劇。加上甘陽的狷狂，旋即成為中國大學界最熱的話題。見面他說的卻是，中國孩子那種聰明，那種求學求知之殷切，你怎麼想也想不到的。可恨我們一直都缺乏好的學校，缺乏好的老師。我們整個的知識社會，你不能不承認，現在處於一個非常迷茫的時代，具體問題如金融危機貧富懸殊貪污腐敗一大堆，但沒有中心議題，沒有公共話題。我們的思想界，空空如也。思想貧乏，沒有人真正能讓年輕學生開竅。連最後的保壘大學都在商業化庸俗化，盲目追求新潮，弄得我們中國人好像真的沒有文化，沒有傳統，沒有學統。在不斷地騖新獵奇的時候，其實是被引得摸不着北。再這樣下去的話，“那不變成香港了，大家用英文寫作呀發表呀，卻不知道自己在搞什麼”。
這樣的話，只有甘陽膽敢說的，西方近三十年來的話語，全都是矛盾，總談差異總談多元，結果愈談愈沒有差異，愈談愈單一化愈平面化。甘陽的博雅學院遂重頭再來，請來名師——經典。對於經典，甘陽說你首先需要樹立一種非常敬重，甚至敬畏而又不失批判的態度。美國有所謂 sacred fifteen 的說法，所謂“神聖的十五種”，各人列出來的這“十五種”可能有些微出入，但其中總會有十種八種重複的，這就表明他們對於最基本的東西還是有共識的。如果我們中國學界的經典著作能達成共識的話，我們的學生就不必到了研究生階段，而是在本科階段，就能讀好一些基本的著作了。確立經典在中國大學的地位，並不是說要把這些著作當作完全正確，經典作品從來不是這個意思。最好的通識教育，不是簡單灌輸一套教條，而是讓經典在新的歷史時期，引起我們不同的思考，反映出最新的學術進展。他的博雅學院要做的是，讓最好和最新的，直接進入本科一年級的教育，一開始基礎就要高，就要走得遠。
說起教育理念，高大且遠，甘陽滔滔不絕，但不難看出他在用大力敲醒學生，首先做的是，恢復中國人的一種自信。對於他來說，做中國人，做一個中國的大學生，意味着當今世界唯一有可能在西方主導下爭取文化獨立的民族、唯一有可能充分獲得自我尊嚴的民族。他說，二十一世紀最重要的問題，就是打破西方五百年來對全球的統治，而只有中國具有這種可能。
他意氣風發，躊躇滿志，看着看着，我卻記起二十年前在啟德送行他赴美留學時情景，記起十年前在赤臘角機場接他來香港時的情景，芝加哥和香港，終於成為他回國的中途站，成了往事。

章詒和的糾結

章詒和的糾結


月前在這裏，讀到章詒和的短文《這樣事和誰細講》，原來那是她同名新書的序文。記得她說過，《最後的貴族》六篇，她寫了十年。時日倏忽，這樣又過了七個年頭，終於拿出這個續篇。她不讓讀者失望，《這樣事和誰細講》近四百頁，四個篇章寫四個人：翦伯贊、千家駒、羅隆基、李文宜，篇篇擲地有聲。
從《最後的貴族》到《這樣事和誰細講》，章詒和寫的幾乎都是中國民主同盟的上層人士，章伯鈞、羅隆基、史良、千家駒、儲安平、張伯駒、馬連良、李文宜。她說，無意去寫中國民盟史，但我們不難看到，她有意在用她獨特的筆法來寫出民盟的歷史，在這些筆下人物的榮耀和恥辱、高尚和卑鄙、失落和挫折中，我們讀出一部民盟史來了，起碼我們看到了章詒和描繪的中國民主黨派的興衰軌迹。
問題是，六十年來中國民主黨派的興衰，從來不是，或者不只是民主黨派自己的事，而是由別人的黨派決定的——民主黨派在前面表演，中共統戰部在後面指揮。這就是章詒和的心理糾結，這種心理糾結必然又成為她寫作的痛苦。因為她早就把自己的榮辱得失，與她父輩連在一起了，但是，每當風起雪飛，茫茫如煙如霧，她卻發覺，她在一步一步地遠離她父輩創立的民盟——那個由沈鈞儒、黃炎培、章伯鈞、張君勱、羅隆基、梁漱溟、左舜生發起組織的中國民主同盟。
寫還是不寫，寫出來的可能只是恥辱，不寫出來則只有痛苦，甚至寫出來也只會更痛苦。書中《滿腔心事向誰論：父母和千家駒》一文，從題目到內容都可以說是《這樣事和誰細講》的縮影，文中章詒和說了一次經歷：「不久，我去閩南出差，進了一家餐館。那裏面，有八個侏儒做服務生。鐵觀音茶剛沏上，一個福建戲劇史專家問我：詒和，你看他們像誰？像什麼？我反問。像不像現在的八個民主黨派呀。福建朋友說。滿桌開懷大笑，我則心如刀絞。原本以為自己對民主黨派的感情淡得像水，船過水無痕。這刀絞般的心痛卻表明，事情並非如此。追懷已往，不忍追懷，又無法忘懷。或者說，有意遺忘過去，便是快樂嗎？」
誰能夠，又能向誰說出這樣的事呢？章詒和這篇千家駒，從二○○三年一直到二○○九年，數易其稿，寫了七個年頭。千家駒 (1909—2002) 一九三二年畢業於北京大學經濟系，一九四五年抗戰勝利後在香港辦經濟通訊社，任中國民主同盟南方總支部秘書長，兼香港達德學院教授。一九四九年應中共中央之邀回北平參加新政治協商會議籌備會；同時出任中國人民銀行總行顧問。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任中央財政經濟委員會委員，全國政協委員，民盟中央副主席。一九八九年七月，憤然離國流亡海外。章詒和引為奇辱大恥的是，九一年民盟中央因此吊銷了千家駒民盟中央副主席等職務。九二年，經江澤民、喬石、李瑞環簽字，才同意千家駒返回大陸。
在此，章詒和不只寫出了她的憤慨——憑什麼流亡海外人士回鄉，必須向共產黨政權寫悔過書，她更想寫出的是千家駒這種知識人與政治人的雙重性。學術研究與社會關注的高度結合，最終使學者千家駒在晚年成為政治人物。
章詒和說，對待政治人物，歷史看似有情，歸根到底是很無情的。「返回大陸的千家駒在深圳生活，他最後幾年是怎樣過的？我四處打聽，卻無從知曉。不管如何生活，其內心深處定是寂寞如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