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拍電影的賈樟柯

不拍電影的賈樟柯

聽說賈樟柯不拍電影的時候愛到處閑逛，並未聽過他也在寫書，他來三十三屆香港國際電影節，讓助手一下子送來兩本新書《賈想》和《二十四城記》，非常好奇，急不及待想看。夜深，窗外飄着雨粉，楓樹嫩葉生長無聲，一片寧靜。賈樟柯新書一開篇就說，看這本書，看到一片沉默。
因為年前編過一本《中國獨立電影》訪談錄，是別人談論他們第六代導演的書，開始跟他聯繫，借用一些劇照，確認一些資料。後來有機會見過幾次面，是那種一見如故的隨和，記得見面時好像都跟他幾個寫詩的朋友一起，北島江河西川翟永明（詩人連名字也像現代詩般縹緲），別人議論滔滔，他總沉默不作聲，因為他算是七○後，比所有的人都年青太多，靜靜的安坐着如中學生，眼睛本來就圓大，走神時我總以為是他電影的鏡頭，眼光靈動，讓人總記得他《三峽好人》電影裏那些不老的青山和靈動的長江水。
詩人西川說中國變遷中那些敲敲打打的噪音，平時讓我們覺得亂七八糟的聲音，在賈樟柯電影裏面卻獲得了詩意。人民幣這種東西，農民工拿起來仔細看着錢幣背面的風景畫，夔門、壺口瀑布，居然在《三峽好人》裏也獲得了詩意。非常好玩。
拆遷的現實、李白杜甫詩裏的歷史，太多太多的不協調，電影怎麼去展開敍事，敍事怎麼可能獲得那麼酣暢的一種詩意。在閱讀的沉默中，不難發現賈樟柯原來是他電影最好的評論者，他在《賈想》中把自己的電影真的說得滴水不漏。在沉默中還會發現，就正正是在日常生活的循環和苦悶裏，在他說來毫無浪漫色彩的人際關係及其蛻變中，賈樟柯卻獲得了最深的刺激，找到了他的感悟。
他這樣說，我願意靜靜地凝視，中斷我們的只有下一個鏡頭下一次凝視。我們甚至不像侯孝賢那樣，在凝視過後將攝影機搖起，讓遠處的青山綠水化解內心的悲哀。我們有力量看下去，因為──我不迴避。
二十六歲才第一次看到大海，上中學學會騎自行車後做的第一件事就是騎車到三十里外的另一個縣城去看火車，賈樟柯不止一次地說起那種生命中的激情，我們一路找，終於看到了一條鐵路。大家坐在地上，屏著氣息聽遠處的聲音。那真像一次儀式，讓自己感覺生命中還有某種可以敬畏的東西。
這種真實的經歷，真像是虛構的電影畫面，像賈樟柯的電影裏常有的虛構的情節，卻喚起真實的記憶一樣。記憶怎麼變成現實的呢。他總說想讓自己的電影具有文獻性，不僅在視覺上讓人們看到，像《小武》是一九九七年春天發生在中國北方小縣城裏實實在在的景象，同時也要在聽覺上完成這樣一個紀錄。
在一片沉默中看完兩本書。賈樟柯在此說的沉默指的是新片《二十四城記》中的工人師傅停着不說話的時候，多少驚心動魄的記憶隱沒沉默中。看着《三峽好人》英文名Still Life一樣的靜物，看着電影裏的無聲的雲，在我們時代的噪音（例如立法會裏的粗言俗語）中，沉默真好。

關於風

關於風

天文台新設颱風三級制，在熱帶氣旋最高級颱風之上，增設「强颱風」「超强颱風」，即將卸任的台長親自出來解畫，不說這是跟國內的預報系統看齊，而說是因為市民對以往科學化的風速數字麻木，現在改用「實質形容詞」，讓我們明白風力有多強。媒體說在天文台的實質形容詞下，今夏可能有「超强颱風」卻只掛一號風球。天文台氣死康拉德。

康拉德（Joseph Conrad）其實一九二四年早就死了，傳世小說《颱風》(Typhoon)，孫述宇老師說是文學史上的空前絕後。「地震山崩雪崩都只是剎那間奪人性命，並不帶仇恨激情。颱風卻將人當做仇敵似的攻打，要扯他的肢體纏他的心把他的魂魄逐出去。」康拉德用盡實質與不實質的形容詞，寫颱風的兇猛簡直是有目的有意志的。颱風是在洩憤，以其特有的分崩離析的能力把人與世界的聯繫撕得稀爛粉碎。

不只兇猛，空穴來風，來無影去無踪。科學雖力臻精確，但真要捕捉風，終不如文學形象，見事風生，山雨欲來風滿樓，大風起兮雲飛揚，「條風布暖，霏霧弄晴，池塘遍滿春色。」只可惜天文台沒有劉邦周邦彥的才情，也沒有康拉德儼如無風大海一樣的沉着，描繪風只用「强」和「超强」這種卡通漫畫實質形容詞當然吃力不討好。十九世紀初英國海軍大將蒲福（Beaufort）以帆船在海上航行的速度來區別風力大小，分為十三級，從無風的零級到颶風的十二級，蒲福氏風級一直沿用至今，自然現象漸漸成為科學規律。以前聽前輩學者說那麼多年他一直在研究風，驚訝又令人羨慕，一直等着讀他關於風的歷史研究，他至今不肯輕易拿出來。等不及時我只好把村上春樹《聽風的歌》，麥家的三部曲《聽風者》《看風者》《捕風者》拿來充饑。村上寫的是逝去的歲月，把過去作為風的確是文學家手筆；麥家把那些看不到聽不見的間諜看作風，偵聽叫聽風者，密碼破譯叫看風者，諜報叫捕風者，我看得如癡如醉，看完小說看電視劇，但畢竟不如康拉德那麼真真正正的寫颱風。

孫老師說康拉德正面寫颱風，從愚鈍處寫理想主義的象徵麥回爾船長，似乎成功了。言下之意是說就算是文學家，風和理想主義正面人物一樣都實在不好寫。看着手邊這部《另一個世界是可能的》書稿，我一再走神，想到風也想到了理想，想起了很多作者在大學時代逝去的歲月，那是七十年代火紅時代已經像風一樣過去了的八十年代。從上一本《資本主義不是什麼》到這一部《另一個世界是可能的》，作者許寶強從否定走向肯定。在右翼民粹政治與犬儒反智文化氾濫的香港，那是對一種希望政治的肯定和堅定，是金融海嘯時代的理想主義者，康拉德颱風中的麥回爾船長。

風從哪裏來，到哪裹去，我想連風自身也不知道，我們知道的是風實在存在，我們還知道，疾走虎虎生風，理想主義者呼喚風。

引無數英雄競折腰

翁乃強作品

引無數英雄競折腰

王小波走了十幾年了，就算在香港，有時候還能讀到有關其書其人的文章，有些人有些事，隔得更遠更久些反而看得更清楚，最近讀那些關於七十年代的往事回憶，常常這樣，一句話一個場景，歷史盡在其中。李大興回憶王小波，行文舉重若輕，讀來令人莞爾，隨即滿庭枯葉落寞。他說已經多次體會到，在認識的人死亡時，語言沒有意義。和王小波相識於微時，文中他這樣寫到小波的母親，白頭人送走黑頭的小波晨光兩個兒子後，她「樂觀而健康，有時難過就背背毛澤東詩詞」。
難過就背背毛詩詞，唉，李大興長嘆一聲──毛的影響真是深遠久長！是啊，毛澤東顯然已成為了中國人的政治遺產甚至文化遺產。且看暢銷書榜，六十年前斯諾記錄的那本《毛澤東自傳》仍是今年神州大暢銷書。而我也不甘後人近日埋頭讀哈佛大學馬若德(MacFarquhar)寫的《毛澤東的最後革命》，愈讀愈勇，回到了紅衛兵時代。此書堪稱文革十年史，是作者研究文革幾十年的最後成果，英文版兩年前出版，中文版即將在香港面世。為中譯版寫序作者開篇就說，經過毛澤東經過文化大革命的中國人非同小可。
那當然，只是這個「非同小可」可能要辯證地一分為二。否則毛澤東一代那麼多的人和事怎麼說得清楚？比如說一直令人尋思不得其解的知識份子思想改造，郭沫若等不說，四九年後文化重鎮如馮友蘭金岳霖朱光潛賀麟巴金等都那麼心服口服真心誠意，英雄折腰，如果不是因為人格矮小，如果不是因為懾於政治壓力，難道真的因為文化深層結構的精神文化原因嗎？難道真的只是因為近乎神的毛澤東的喀里斯瑪超凡魅力？
我說的正是引發晴天霹靂的李寓真長文《聶紺弩的刑事檔案》五十年後披露的真相。聶紺弩，現行反革命罪坐過文革十年大牢，號散宜生。現在讀散宜生詩的也許不多了，章詒和〈斯人寂寞〉一文可能更為人知，她說聶一生積澱了五十年中國的「所有血淚與艱辛」。然而我從沒想到聶詩「哀莫大於心不死」還有今時今日的反響。《刑事檔案》長十多萬字，以大量的歷史材料揭示：聶六七年繫獄是因為密告，密告者正是來往最密的幾位文人詩友、文革後二十年仍備受敬重的文化大家。他們憑交情到聶家，作詩酬唱交心，一面稱讚聶「赤心熾於火，熬成千首詩」，一面漏夜寫秘密報告，編織罪名。為時達六年之久，白紙黑字觸目驚心。以其人之道還治其人之身，文人治文人，文革時你整我我鬥你，畢竟不新鮮，令人迷惘的是，聶出獄後他們若無其事，也寫回憶錄訴冤，甚至成為一代宗師。
你最親密的朋友是你的敵人，間諜片的橋段，雖說極權總有極權的產物，但仍令人不寒而慄起來。昭昭白日，天網恢恢，英雄折腰處，怕不只是毛澤東的超凡魅力，還有大白於天下的歷史真相。

梧桐河和董建華

梧桐河和董建華

再過兩天就是三月十日，時光倒流回到二○○五年，相信也沒有幾個人記得那是董建華辭任特首的日子，記得當時董先生辭職過後，私下裏曾有幸聽到社會學家分析洶湧的群情以及政局的詭譎，理性感性兼備，印象仍在。社會學家說也許用不着太久，人們會懷念董先生的。言下所指的是，回歸這麼一件前所未有的繁重工程，畢竟是董先生領着香港安然過渡的，其能力和魄力不容小覷。是啊，一開始的時候，董先生的確用非常動人的意象和非常考究的措辭，講出了我們香港中國人回歸祖國的期待。就說那篇被董橋忍不住大讚為「特區政府的第一篇重要文獻」的就職宣誓，的確給了我們美好的願景，是「莊嚴的演詞莊嚴的中文」。很久以後我才知道，這篇回歸演詞原來出自社會學家的大手筆。可惜到了後來，董先生讓我們都失望了。還記得在董先生退位那樣的時刻，社會學家仍扼腕說怕的是後來者更挑不起這樣的重擔了。
後來的曾特首忽而要當政治家忽而只想做好呢份工顯然是等而下之的。只是我們也並未如社會學家預言般懷念起董先生來。如果不是昨天黃昏走在梧桐河堤上，赫然看到河堤兩旁樹幹，有好事者刻留的政治批鬥字句，我怎也不會在此把美麗的梧桐河和董先生連在一起。政治是健忘的歷史，連我這些每一天都享受梧桐河治理好處的人，竟也未能記住董先生治港的辛勞，說起來未免有點寡情薄義了吧。

香港因為維港名頭太響，河流都不見經傳。當然嚴格說來大多所謂的河只是大大小小的溪澗。只是因為地勢崎嶇，河網又密，流水量並不少。冬季不下雨，山溪河床畢露；夏天雨季一到，水系動輒滿溢，氾濫成災，淹浸民居農田，經濟損失慘重，甚至鬧出人命。梧桐河就是北區這樣的一條河，過去每年都氾濫成澤，上頭條新聞。

梧桐河上游連接鶴藪水塘，下游匯併丹山河及軍地河，將八仙嶺及軍地一帶山水引集成流，在上水北面蜿蜒流過，經龍躍頭、烏鴉落陽、虎地坳、河上鄉，穿過文錦渡最後流入深圳河。冬去春來，我們用腳思想，結論是梧桐河是香港最長最美的河。

治理梧桐河的研究工作，雖然完成於八十年代殖民地，但真正拍板撥款動工，始於董先生施政的九七九八年，耗資十二億，歷經六年剛好趕在他下台前竣工，記得當時完工時我在想，他畢竟做成一件事。治理規模龐大，擴闊挖深河道，河堤斜坡鋪種護堤草，兩旁植樹漸已成蔭，有亭翼然，堤上騎自行車跑步溜狗人聲喧眾，有人垂釣。新河道具五十年一遇排洪力，不再怕深圳河排過來的大水。每逢傾盆大雨，我總冒雨上堤，看河水是否能刷新五十年紀錄，至今徒然。

有一回，在河邊遇上牛津地理教科書考察團數百老師，遂想到梧桐河和董先生一樣，也許入不了史冊，但列入教科書總是值得的，畢竟是香港重要的變遷：董先生施政治下，梧桐河原來迂迴曲折的河道，拉直後總長九公里，築有十二道過河橋。東河堤寫着一個特別的英文名River Indus，據說百年前港英探測官是印度人，懷鄉病重，故題名「印度河」，算是殖民歷史的小記號；西河堤上寫的是Ng Tung River。

近有議員倡議貫通梧桐河附近的小河小溪，繞入周圍民宅，於河畔建觀賞亭河濱長廊和公園。那是梧桐河的後話了。

秘史和艶史

秘史和艶史

還是忍不住互文閱讀《小團圓》《色，戒》和《今生今世》。張愛玲說，夏志清讀《張看》自序後，建議她寫祖父母和母親的事，她回夏志清信：「你定做的小說就是《小團圓》」，又說「小說與傳記不明分」。所以視《小團圓》為張愛玲自傳作品，應沒什麼錯。
一九七六年大氣候變化，張愛玲覺得大的民族主義有所鬆動，連電影中的間諜也可以不愛國；更為不讓朱西甯根據胡蘭成的活動手寫她的傳記，她把心一橫，花十個月寫成《小團圓》，卻歷近三十年至死也不拿出來發表，又不願把它杜撰成虛構小說，到了九二年甚至言之鑿鑿要銷毀它。說起來，七八年發表的《色，戒》也許是一次試探。被域外人張系國指責小說歌頌漢奸，她好像始料不及，反應強烈。
「此刻的微笑也絲毫不帶諷刺性，不過有點悲哀。他的側影迎著枱燈，目光下視，睫毛像米色的蛾翅，歇落在瘦瘦的面頰上，在她看來是一種溫柔憐惜的神氣。這個人是真愛我的，她突然想，心下轟然一聲，若有所失。」《色，戒》整個故事就在這一剎那，急轉直下，愛國刺殺行動因為王佳芝心下轟然這一聲而全軍覆沒。這一聲「這個人是真愛我的」又一字不誤的出現這本新出土的神秘自傳《小團圓》：「他一吻她，一陣強有力的痙攣在他胳膊上流下去，可以感覺到他袖子裏手臂很粗……這個人是真愛我的。」在《色，戒》中讓王佳芝魂魄迷失的側臉，一再在《小團圓》中出現，像山的陰影，像黑下來的天，直罩下來。「仍舊是遙坐的時候的半側面，目光下視，凝注的微笑，卻有一絲淒然……倒像有點悲哀。」「她望著他的臉，黃黯的燈光中，是她不喜歡的正面。」她愛的是某一角度的他。
賣國有真愛，秘史中的漢奸對女人好，無話可說，天地歲月寧靜娟好，當然也有很多的錢。為日本人辦報，是為了錢。以前從沒想過，高傲的她也拿漢奸很多錢，第一次去華中辦報前留給她一箱錢；中秋節跟她過生日，又帶了許多錢給她；後來更是每次來都帶錢。錢是日本人給的吧。她知道他是漢奸，「剛認識他的時候就知道戰後他要逃亡」。
真愛大過天，像山的陰影像黑下來的天直罩下來，罩著胃也罩著陰道。子宮頸折斷，覺得「不但是敗柳殘花，還給蹂躪得成了殘廢」。《今生今世》絕口不提兩人床笫之事，《小團圓》中卻樂食色而不疲。她坐在他身上，感受著獅子老虎撣蒼蠅的尾巴，包著絨布的警棍在座下的鞭打；「別過頭來吻她一下，像隻小獸在溪邊顧盼著，時而低下頭去啜口水」，這頭獸露骨大膽起來兒童不宜，「獸在幽暗的巖洞裏的一線黃泉就飲，泊泊的用舌頭捲起來。她是洞口倒掛著的蝙蝠，深山中藏匿的遺民，被侵犯了，被發現了，無助、無告的，有隻動物在小口小口的綴著她的核心。暴露的恐怖揉合在難忍的願望裏：要他回來，馬上回來──回到她的懷抱裏，回到她眼底──」
現在看來，李安的確不簡單，真的非常忠於小說作者，張愛玲不能明說不能明寫的，李安都讓梁朝偉和湯唯在床上做了！──現在也許應該說，其實《小團圓》早就寫好了。只是我們不知道，李安心有靈犀。

彈指一揮間

彈指一揮間

近日追看內地電視劇《金婚》, 一集一年, 五十集下來, 也就走過了中國的五十年代, 六十年代, 七十年代, 八十年代, 九十年代, 一直走到今天這個二十一世紀。也就是說, 戲寫的雖然是男女主角五十年的婚姻生活, 其實也可看做一部當代中國史了。編年體, 一年又一年的看似連貫不斷, 但若逢五逢十斷一斷, 就不難發現, 中國的變化驚天地泣鬼神, 滄海變了桑田。戲如果繼續拍下來, 今年明年相信都要貼上特別的標籤,京奧運就不說了, 汶川地震, 開放改革三十年, 明年六十年大慶, 八九二十年, 五四九十年。
這種逢五逢十的周年, 銀婚金婚什麼的, 有什麼科學邏輯嗎？我相信是沒有的。所以冷靜的香港人大多也無動於衷, 除了張五常激動興奮, 一篇文章分成十二篇連載, 還要續寫幾篇後記按語說明來龍去脈。只是讀他的宏文大作, 又總是讓我想到, 剛剛上個月在汕頭開的一個「中國人文社會科學三十年」論壇, 在論壇上, 黃平拿那些貧乏的經濟學家來開玩笑: 三十年改革, 中國經濟成功的經驗, 恰恰也幸好是因為不聽經濟學家的話。黃平現為社科院美國所所長, 與會者幾乎都是各學科的領軍人物──用論壇主持人陳春聲教授的話說, 都是中國最好的學者或者曾經是最好的學者或者自認爲是最好的學者。
話題轉到這裏, 多少是因為樓上梁文道上周日的文章, 這好幾位最好的學者或者曾經是最好的學者, 如梁文道說的, 其實人都在香港, 我們的確並不知道他們在做什麼。略略知道一些的是, 他們對香港尤其是香港的高等教育愈來愈不耐煩。
對香港高等教育的批評, 最早的是科大教授現為卡內基基金會高級研究員的丁學良, 最近則有一位年輕的田方萌。十多年前老丁從哈佛來香港沒兩年, 就看到香港教育體制的荒唐 (更荒唐的也許是不久前中大教育學院曾榮光對中學母語教育的攻擊), 明明是華人社會, 第一教學語言卻是英文, 整個學術體制也完全照搬英美, 學術研究的課題和出路均附庸於西方學界, 因為研究的發表機會主要在西方的學刊, 否則不被認可云云。
在國內被視為旋風的郎咸平看出來, 香港只是一個商人治理的社會。他毫不客氣地批評香港的執政精英一不懂高層次宏觀管理, 二不懂高新技術, 三尤其是不重視研究發展和長期規劃, 因爲他們以前的成功和這些因素無關。
甘陽和馮象的批評, 則站在更高的層面, 他們看到香港不可能也許也不需要有太高的自我期許, 只做「跟得夫人」就可以了, 它對人類文明沒什麽責任。(我聽到這裡不能不感到臉紅) 但中國學人要有一個底氣, 這個底氣是對中國文明的一種自信。馮象則一針指出, 指出了香港學界的寄生性, 他以法學為例認爲，中國法學最大的挑戰，不在體制內的腐敗和控制（如買賣學位、競賄評估、大小山頭爭奪資源），而是全球化的形勢下，中國法學整體上的邊緣化、殖民地化、香港化。中國學人對香港學界 (其實也是整個香港) 的批評, 手起刀落, 刀刀見血。沒想到, 我們還津津樂道國際大都會, 以香港為榮, 而以香港為戒, 「去香港化」, 正成為檢討三十年中國改革和學術發展的一個課題。

待宰的馬衝着我流淚

待宰的馬衝着我流淚


待宰的馬衝着我流淚，是現在浸會大學駐校訪問的作家韓少功一篇文章的題目，全文留白，他把這部收有九十九章隨筆的《山南水北》書稿交給出版社時，怕編輯糊塗，加了句說明：第九十五章只有標題，無正文，留白。
記得不久前《蘋果》上有詩人北島一篇散文〈在中國這幅畫的留白處〉，好像是說香港這地方是中國的一處留白，連文學也跟大陸的不同，沒有幻覺沒有眼淚，沒有天子腳下特權，文學來到這種清貧之地，終見真偽：你得真愛這行，才耐得起這種寂寞。最近，他納悶不已說為什麼香港文學活動的官樣文章那麼繁瑣花樣那麼多？這是後話按下不表。
韓少功留白，是感到文學語言的蒼白無力。這種蒼白無力，對於什麼來說呢？魯迅說過的話，好像很老生常談，血管流出來的是血，水管流出來的是水；但在常談和行動之間那一步距離，真的跨不出去嗎？韓少功說了一句似曾相識而有力的話：「我不相信」。
「那些平時看起來巨大無比的幸福或痛苦，記憶或者忘卻，功業或者遺憾，一旦進入經度與緯度的坐標，一旦置於高空俯瞰的目標之下，就會在寂靜的山河之間毫無踪迹，似乎從來沒有發生過，也永遠不會發生。」這幾句話，你可以讀作出版社推銷書本的商業廣告，也可以讀作韓少功人生轉折的感悟；既然可以這樣也可以那樣，我們的生活態度也就因此不是一樣的。
生活在城市幾十年，漸漸的卻看着城市不知從什麼時候開始陌生起來，大街交織如梭的汽車變成鋼鐵鼠流，樓牆的冷氣機有如鋼鐵肉斑。七年前，葬別了父母，也帶大了孩子，韓少功與妻子一起，帶着一條狗（這條檢回來的名叫三毛的流浪狗在書中佔了不止一章的篇幅），走上了多年以前走過的路，從海南省作協主席回去鄉村做農民，回到三十年前下鄉插隊的湖南汨羅八溪峒，過鄉居生活，養鷄，種地，挑糞，修路，與農民不一樣的是仍照樣讀書，寫作（這部二十多萬字的《山南水北》就是這麼寫出來的），上網，也看電視。此事成為一時新聞，然而，朋友們當然偏袒着他，怎麼能把韓少功和寫《永遠的普羅旺斯》的 Peter Mayle 相提並論！
韓少功《山南水北》中的八溪峒，他用手比劃着說，一開門是大水庫，水位很穩定，船渡要半個多小時才上岸，打開後門，從一棵掛滿紅葉的老樹下穿過，就可以下水游泳了。風平浪靜之時，湖面不再是水波的拼凑，而是一塊巨大的鏡面，讓人不知如何是好。一行白鷺在山腰橫切而過，無聲無響。一葉扁舟，一位釣翁。這不是什麼山水畫，而是我家窗外的真實圖景。站在這裏，哪怕是一個最大的笨蛋，也該知道中國山水寫意的來處。
只是，八溪峒不是桃花源也不是文學寓言，韓少功一而再說他的鄉村只是鄉村本身。問題是，像我們這麼聰明這麼犀利的城裏人，真的能明白這是怎麼一回事嗎。韓少功遂又說了個陶淵明和梁漱溟不一樣的事兒，陶淵明做官不如意，歸田園居，也就心安理得。梁漱溟關切的是多數人的命運，心裡肯定是不安寧的，他看到那麼多中國鄉村的難題。但梁漱溟肯定又是安寧的，因為他從書齋到了現實，從上層到了底層，擺脫了以前那種蒙住眼睛的自以為是。韓少功說他更看重梁漱溟。《山南水北》似也應這樣子去讀，讀着讀着，我們感到欣喜，文學語言不蒼白，感覺在恢復，生命現着勃勃的生機。

文學沙龍

文學沙龍


寫下這樣的題目的同時，隨即有一種不寫為妙的退卻，你翻翻看詞典怎麼說文學沙龍──作家藝術家等在名流家中舉行的定期聚會。你會想到的是那個被卡通化了的鬼才王爾德，或者法國的狄德羅，當然還有巴黎惡之花波德萊爾。維琴妮亞吳爾芙的Bloomsbury Group更是令人津津樂道。只是那畢竟都是一兩個世紀以前的文人雅集，如今是什麼年代了，除了樓上的董橋誰還敢再去提他們，誰還敢掛這幾個「家」在自己身上。我們有興趣的毋寧是哪個政經智囊沙龍被曾特首看中，出了幾個副局長政治助理。
直到知道是北島李陀在香港張羅「今天文學沙龍」，心裡想，是他們那當然沒話好說的。若說當代中國也有文學沙龍的話，始作俑者當然是三十年前油印《今天》雜誌的朦朧詩人圈，那種浪漫的騷動本質上是革命和反革命，那個昨日的故事，已不知花去了多少文學研究者多少的夜晚寫成了多少部專著。不能不令人吃驚的是，三十年前的浪漫，至今還留在北島他們身上？去年，北島搬家來香港，有一回一眾行山入大澳，途中他斷斷續續的說了一些老故事和新想法，十八世紀三四十年代俄國別林斯基赫爾岑屠格湼夫安能科夫，如詩一樣朦朧的俄國文人的名字，成為北島新的「今天文學沙龍」朦朦朧朧的追隨者。隨後，二○○七年底，北京重現星星畫展，《今天》在香港出版專號遙相呼應。「七十年代」，再次成為北島李陀他們的話題。那的確曾是謎一樣的故事：詩人和畫家對於一個時代的感受，為什麼遠比歷史學家還敏感？現在回頭看來，詩人和畫家對於時代的了解，甚至也比學院派思想史家的還深入得多。
好了，言歸正題，「今天文學沙龍」第一次聚會由北大歷史學家李零主持，李零左邊開壇講孔子右邊講老子，私底下講中國方術，他顯然對甘陽的儒家社會主義共和國傳統文化熱，大大不以為然。也許可以這樣概括李零的沙龍：不管持什麽政治立場，傳統文化都不能救中國（甘陽當然會說誰都不要誰來救），情况就像一百年前一樣。如果有人天真地以爲，只要把中國共産黨改造成中華文化復興黨，或用另外一個如此這般的黨直接取代中國共産黨，借孔子之名，立教立憲，道德重建，就是中國的唯一出路。李零說，這不但不能給中國增光，還會給中國抹黑，授人以柄。現在發生的一連串事件，處處都在警示中國，中國的日子不太平。
「今天文學沙龍」參與者有來自北大的唐曉峰、西川，香港中大的甘琦、沈建華，美國哥倫比亞大學的劉禾、李陀，四川詩人歐陽江河、唐曉渡、黃怒波，巴黎來的張寧和藝評家高名潞。一直未有機會問北島，為什麼在香港？編寫過《香港的憂鬱》的小思老師，不知會怎樣續寫這一批南來的中國文人？

電子工程學家

電子工程學家


陳天機教授是一位電子工程教授, 八十年代在中文大學的, 大概都不會不知道他, 他開課教學生寫電腦程式, 那時候, 不管讀文讀商讀理的, 都會趕時髦, 去修讀一門半節有關電腦語言的課; 當然, 有些人記得陳天機, 可能是因為後來他做了聯合書院院長, 愛在校園裏領幾十幾百師生圍圈圈跳土風舞。那場面有時非常壯觀, 因為總玩得太瘋狂, 那時我們並不知道, 帶跳土風舞前, 他自己早養成持續二十年的習慣──每星期跳兩小時土風舞, 希臘塞爾維亞以色列北歐俄國意大利等等的, 都會跳。
現在說起來, 差不多三十年前的事了, 陳之藩教授來中大, 創辦電子系, 在本版「思與花開」欄裏, 他寫過當年游說邢慕寰院長開辦電子系博士學位的事, 開山闢地之難, 盡在不言中。陳之藩想的是大事業, 想中國人有自己的軟體工程, 所以把人在IBM任高級程式寫手的陳天機也請到香港來了。你想想, 八一年IBM才正式推出個人電腦, 比爾蓋茨也剛剛起步, 陳之藩顯然已有他的遠景。
說回陳天機, 從任職二十年的IBM來到中文大學校園, 他覺得什麼都好玩, 或者說, 他看重大學的非形式教育。那種沒有形式的東西, 後來慢慢演變成具中大特色的通識教育。陳天機不去發展電腦軟件工程, 而醉心於通識教育, 陳之藩教授怎麼想, 我不知道, 我們知道的是陳天機樂在其中, 時至今日, 他仍在中大教他自己的「大自然與文化」通識課。
通識, 將成為與中、英、數平起平坐的中學四門必修之一, 怎麼教,很多老師至今丈二和尚摸不著頭腦, 我帶著問題, 在書展中找到陳天機新書《天羅地網》, 大開眼界。隨手一例: 五代南唐的馮延巳, 寫過小詞「風乍起, 吹皺一池春水」, 中宗李璟問「吹皺一池春水, 與你有甚麼關係」？馮延巳答「拙作比不上陛下的小樓吹徹玉笙寒」。
陳天機的通識教育是這樣的: 馮延巳「風乍起」的文學價值, 比不上李璟的「細雨夢回雞塞遠, 小樓吹徹玉笙寒」。廣東話「雞塞遠」與「雞菜薳」同音, 陳天機於是為「雞炒菜薳」安了一個別名「細雨夢回」。他的表弟聽後一連許多天都要賢內助燒這道菜, 引發思古之幽情。
陳天機其實想說的是, 「風乍起, 吹皺一池春水」是詞人筆下大自然的表現。但是, 從科學角度看, 風吹之下, 流體顯出的皺紋所蘊藏的奧秘, 實在太引人入勝了。所以, 在陳天機遂插入一幅一九九九年美國太空總署的人造衛星圖, 我們得以看到, 風吹在智利海岸上空, 受Selkirk海島的高峰阻攔; 雲層隨著風向產生逐漸左移、擴散、淡化的兩排漩渦, 形成科學中的「渦街」現象。
陳天機不止於此, 他說大自然的「渦街」, 跟梵高那幅價值連城的《星夜》可能有關係。
陳天機教授把《天羅地網》的英文名改為A Web from Sky to Earth, 並自己製作一套PowerPoint, 在人山人海的書展中展示出來, 行人如流水, 好像不太明白他說的, 他自得其樂。說他的Web, 並沒有將學問「一網打盡」的意圖, 但我們總得找到一些據點，作為基礎，從而編織一個「應變網」; 應變網再變成新認知網……。
認知網愈廣闊，應變網愈容易編織。

假作真時真亦假

假作真時真亦假


天氣悶熱, 讀《紅樓夢》納涼消暑, 三家評本的太平閒人最有趣, 穿鑿附會, 將施特勞斯學派的隱諱教導和俗白寫作, 發揮得淋漓盡致, 草蛇灰綫果然伏脈千里。讀書不求甚解, 我想沒有比《紅樓夢》更好玩的了。現在讀《紅樓夢》, 避不開汗牛充棟的各種各樣的紅學, 胡適俞平伯吳世昌周汝昌還好讀, 愈後來的愈吃力, 張愛玲的總是最好看。五詳紅樓夢, 書中有一段, 她寫到一個身裁苗條, 年紀不上三十的美國女學生若克三衛特基, 咦, 我真孤陋寡聞, 不知道在中國家喻戶曉的羅克珊維特克, 還曾是張愛玲的半個學生。
這個維特克要寫論文, 去請教張愛玲, 中國人這樣注重女人的幽嫻貞靜，為什麼又這樣愛慕俠女。而我感興趣的, 是張愛玲自己的話。張愛玲知道, 後來維特克訪問了江青 (一九七二年訪問江青超過六十個小時！), 更後來又寫了《江青同志》(Comrade Chiang Ch’ing) 一書, 相信江青只是生活在男人支配的世界中一個女人, 受到傷害。張愛玲不簡單之處在於, 張說, 這是公式化的女權運動論調, 「將江青視為被壓迫的女性, 令人失笑」。為什麼失笑呢？首先想到張愛玲會不會早就認得藍蘋吧。藍蘋一九三六至三七年, 拍電影紅的時候, 張愛玲還小, 一九四四年前後, 張愛玲才跟影視界有些接觸。
留意這樣的鷄毛蒜皮, 卻是因為前年文革三十年, 吾友范思把這部《紅都女皇江青同志》譯為中文, 找維特克聯繫版權, 不果, 維特克的書信冷冷漠漠的, 似間接證實不久前張穎回憶錄中提及的傳言, 當年維特克訪問江青, 毛澤東震怒, 江青從此失寵, 周恩來親自查辦, 外交官黃華在美國用高價買斷了《江青同志》中文版權云云。張穎是中國外交官章文晉夫人。三十年前的傳言, 至今仍是傳言。
說到江青, 卻又是因為華國鋒的死。日前吾友臨時被邀, 上電視節目議論華國鋒的逝世, 話說從頭, 那時候那些人和事, 雖大多是假言真語的傳聞, 但明明都是驚心動魄刻骨銘心的經歷, 如今怎麼都變成一種似曾相識的冷淡。毛澤東逝世, 華國鋒葉劍英智擒江青。這都曾經是何等大事, 事到如今, 未得證實, 卻反而無從談起了。華葉都不在了, 怎麼智擒江青法, 看來只好把聽說的, 一直流傳下去。幸好有DNA測試, 證實華國鋒並不是毛失散的兒子云云。
現在互聯網實在迅速得太不可思議, 可惜天下事並不因此變成更真實可靠, 而不能不訝異, 三十年前這麼龐大的一個中國, 人們是怎麼活下來的, 那麼多消息是怎樣流傳的, 歷史的寫作又是如何形成的呢？前年, 因為一部《八十年代》, 掀起一片八十年代熱, 然而激情畢竟不能複製, 反思變成懷舊。最近, 創刊於一九七八年的《今天》雜誌, 再發起寫作召魂: 回到七十年代, 把歷史經驗, 匯成記憶之河。
問題是, 會不會像華國鋒, 葬禮規格雖高, 但人心冷漠, 像例行公事。畢竟如今是經濟時代, 那時候是政治時代。時代不同了。

十五萬

十五萬

三聯書店六十歲生日，老編輯老作者得以聚在一起，吃茶聊天，歐梵問董女士三聯四十歲生日時的往事，恍在昨日，疑假似真。好在二十年前我新來報到，什麼都新鮮什麼都記著。當然記得的不會是酒會上的襟花，為店慶而隆重出版的書和為讀者舉辦的系列講座，倒真的歷歷猶新。那是一九八八年，金耀基陪余英時來講文化超越，為了這樣一個跨越海峽兩岸的講題，事先我們還專門去請教朱維錚教授，朱維錚何許人也，出入歷史政治，有謀有略，落落大度。講座前在信德的士站等，那是我第一次見到余先生。湯一介講儒學，先去港大柏立基看他老人家，覺得他比所有後生都更怕羞臉紅。嚴家其當年是趙智囊幹將，來講政治改革，書生論政也叱吒風雲。甘陽談文化熱，那時會場已禁煙，他講到激動處敲桌而起，煙癮大發苦不堪言。劉賓雁剛被開除黨籍，陳映真專門來打氣，一個劉賓雁一個陳映真，因為三聯在港握手，何等悲壯。金觀濤帶《河殤》來，李澤厚意氣風發呼風喚雨首發《華夏美學》，方勵之介紹科普，杜維明加盟三聯籌辦的《文化中國》，錢鍾書答應出山主編五十種近代名著。八十年代大開大闔，就是不一樣。我接任務一個月內組稿編成出版《龍年的悲愴》和《五四多元反思》兩書，隨即是一九八九。這些往事小事，好像不再見諸於三聯的大事記。歷史是書寫者而不是經歷者的歷史。然乎。
的確是因為以上的感想，很想記下兩件不相干的小事，都跟錢有關。也不想避俗，故題。
記一：梅子辦《城市文藝》雜誌，藝發局資助了兩年，成績有褒有貶，且按下不表。第三個年頭，雜誌出版了九個月，藝發局說不再給錢了。對官老爺來說，程序既對，這事就沒錯。《城市文藝》因此在九月號登啟示宣佈停刊。藝發局項目，這樣收場的也許不新奇，所以也少有人理。但是，少不等於沒有。學校個人訂閱政府資助的文學雜誌一年，只出九期，就說沒了？讀者呂碧嘉說怎麼能這樣，托我轉告主編，雜誌照印，三期十五萬的稿費印刷費她來付。啊，梅子感動得不知所以，說這三期他當然做義工不收分文，還念叨這事是不是跟他上午去教會受洗有關係？梅子先生不知道，呂碧嘉愛美，不愛天主。
記二：有人說過，創刊於七八年的《今天》，對壓抑的時代是結局，提出了激情異議，開闢了一個新時代，香港有同感的也許不多，但國內記住的人不少，三十多位作家藝術家下個月要來港紀念《今天》三十年，北島大喜過望才發現阮囊羞澀，三十人的路費住宿，對每期都為三萬元印刷費頭疼的《今天》來說，真如天文數字。此文要記的，就是接下來做好事的雷鋒事跡。首先是詹先生說，他朋友多，每個朋友湊一萬，藝術家那部份十五萬他包下了。接著是雷先生說，他們基金會做的就是文化事業，他申請十五萬。
啊十五萬，對於我這種有賴政府訂立最低工資才能保障文字工作的，數目很大，然而你知道我說的不是錢。

七十年代(其二)

他崢嶸而凌厲，我憤激而快意


《七十年代》一書還未上市，已收到讀者的信了。寫《最後的貴族》的章大姐，多時不在《蘋果》發表文章了，仍然記得在此讀她〈淚往下滴，血朝上湧〉〈中國是有悲哀傳統的〉〈傷今念昔，恨煞子規啼〉等文章時的激動。董先生說那是大手筆。《七十年代》作者之一陳丹青，文章寫了，改了十多遍，仍不知如何是好（手之舞之足之蹈之，在編輯這本書時我也得以經歷一回作者之間坦蕩蕩的「以文會友」的純真），請她斧正，大姐又知道我在趕着印書，就直接來信了。我不是偷懒，但真想多引幾句，聊慰記掛她的讀者。
讀罷陳丹青〈幸虧年輕〉一文，「由於還保留著一點心靈的敏感和曾經的經歷，無法克制的激動竟使自己數日來坐立不安，像害了一場大病。」「藝術家筆下的十年回憶。充滿色彩，光影，聲響，律動，場景和細節，還有翻騰的文采，沸騰的思緒，飛騰的聯想。怎麼說呢？它的真實、思辯、情感都遠遠超過正規的歷史、嚴謹的思想和經典的文學。它是當年的記錄，更是當下的抵抗。」
陳丹青以西藏組畫聞名。一九七六年九月九日，毛澤東去世那一天，他正在拉薩畫畫。「三十二年後，此刻我斗膽寫出當年的真實，就是：我們等待最高領袖逝世的這一天，等很久了。」
章詒和說丹青，「用一些『刻毒』的語言，表達了自己的隱憂。這不由得使我想到五四文化人和魯迅的精神遺產，而篇中每個字都是用作者的親歷、感受、懷疑和痛苦換來的！他崢嶸而凌厲，我憤激而快意。」
人心感於物而動，這是她「心靈的敏感」，然而，她「曾經的經歷」呢？記得曾在哪個訪問裏，章詒和把自己寫回憶錄計劃放到最後，現在要好好的寫父輩那一代。我想過，她如果寫回憶錄，主要部分也在七十年代嗎？一九六三年，章詒和從北京到四川，直到七八年，其間坐了十年大牢，在牢裏的工作是埋葬囚徒屍體。十年牢獄，她說，一想不到監獄犯人如此之多，二想不到犯人刑期如此之長，三想不到監獄狀況如此之差。十年十五年是多少個頭年呢？其間，儲安平早在六六年就「走了」，章家與張伯駒夫婦永遠失去了聯繫，羅隆基病逝，章伯鈞去世，康同璧不在，聶紺弩被判無期徒刑……這都是讀者知道的往事並不如烟。我回信說，我想到的卻是書中另一文〈斷章〉的結尾：「解開情感的纜繩/告別母愛的港口/要向人生索取/不向命運乞求/紅旗就是船帆/太陽就是舵手/請把我的話兒/永遠記在心頭……我想起頭一次聽到的郭路生的詩句，眼中充滿淚水。迎向死亡的感覺真美。青春真美。」

七十年代(其一)

七十年代

自從查建英的《八十年代》訪談錄後，都在等着這樣的一本書。
李零說，八十年代開花，九十年代結果，甚麼事都醞釀在七十年代。
阿城說他的七十年代，六六年開始，七八年結束，有十三年。朱正琳七○年入獄，七九年入北大，正斷出一個完整的七十年代。這本書是三十個人的七十年代，一代人的歷史記憶。
當我把這整整五十萬字逾百張照片的排版稿，打印成六百頁書樣，那一刻，書未面世，而我要做都做了，有一種痛快，又感到急不及待，給編者北島李陀打了電話，北島顯然更焦急，說立即見個面。就在昨天晚上，北崑侯少奎在利希慎音樂廳唱「大江東去浪花千迭，趁西風駕着這小舟一葉，才離了九重龍鳳闕」之前，中大校園的月亮出奇的圓，仰望皓月長空，凝視書稿，我們喝了一口年份和產地都不怎麼樣的生澀的紅葡萄酒，緊緊的搓了搓手，一頁一頁的翻將下來，唰唰的翻頁聲，為那些逝去的無聲的歲月重新賦予一絲微弱的生氣。侯少奎愈唱愈上，「這也不是江水，二十年流不盡的英雄血！」
陳丹青說對了，幸虧年輕，否則憑甚麼我們還有敍說七十年代的今日。老舍傅雷，劉少奇彭德懷張聞天賀龍，當然還有很多很多無人記得姓名的，他們能有這樣的機會嗎？蹲在死牢裏，一日復一日等待押出去槍斃的張郎郎，若非是天意還是別的甚麼，還有今時書中這樣驚心動魄的死牢回憶！當時的感受真恐怖，事後的感覺他媽的真幸福。
當代中國的歷史記憶，最大的危機不只是個人的記憶和官方的敍述，有多麼大的差距， 李陀不能不憂心忡忡的更大危機的是：人們不再當歷史記憶一回事，歷史無厘頭化，變成了茶餘飯後的消遣。
於是，要編這樣的一本書。
為了這樣的一本書，最能寫的也沉默無語。幾乎所有的第一反應都是：那是跟自己過不去，七十年代，那可是我全部的一生！
那麼能說會侃的陳丹青，到了最後一刻仍交不了稿，死綫前，來信求寬恕說幾天屎都拉不出來了。三十年前的事，回想起來真難，記憶在內心，封存無為，回憶常常誤入思考迷津。「我知道，非得哪天沿着昔日的山徑一程一程的走回去，站在山腳、村口，這才可能給我的眼睛找回七十年代。」
編了幾十年書，直到今天我好像才真正明白寫作實難。真的，也許只有這樣的寫作，才可能讓你有一種活過來的幸福感。昨天在文字中生動復活，在你的閱讀中展現。那種歷史畫面，你也許陌生也許並不陌生，但肯定會震驚你。朱偉說，「那是一種只有毛澤東的氣魄和遠見才寫得出來的歷史，以後不會再有這樣純淨的青年，不會再有千千萬萬青年經受這樣從身體到精神的磨煉，也就不再會有這樣令人難以忘懷的記憶。」你能明白這樣的話嗎？活在七十年代的人明白那是怎樣的一種感覺，那是怎樣的一個年代。

中國文化的大樹倒了

中國文化的大樹倒了

一

收到一張請柬，是城大中國文化中心、牛津和商務幾個文化機構一起辦的讀書會，講者是鄭培凱、白先勇、李歐梵，題目驟眼看來有些嚇人：中國文化的大樹倒了。其實接下來一句才是重點：樹倒猢猻在。讀書人自信，不怕自嘲。
樹倒猢猻散，沒人在乎猢猻散後的處境。捷克漢學家、李歐梵的老師普實克記了一筆，鄭培凱因此寫了一本書，讀來令人思之撫然。這幾乎整整一個月，在大學校園「雅緻玲瓏：走進崑曲世界」裏，看着他們幾位頻頻撲撲出出入入，尤其白先勇先生一副風塵僕僕而又優雅的身影，一種挽狂瀾於既倒又不失風度的美，就如崑曲，困乏多情。鄭培凱的書中說，大樹已倒，我們都是被迫散離的猢猻，學着構築安身的所在，走上了搬演等待果陀的舞台，四望茫然，猢猻或許能走出個人樣吧？
文化花果飄零，文化仍活在我們身上。憂患不失樂觀更令人奮進。雅事不怕硬銷，他們三位的讀書會就在今天傍晚美麗華商務印書館。

二

老友甘陽要去北京講「世紀大講堂」，世紀大講堂是一個電視節目，但長期設在北大校園的百年紀念樓裏，王魯湘主持。王魯湘是當年《河殤》的編導，有時無意中撳開電視，看到他和講者嘉賓憂戚與共的談論文化，有一種這年頭幸好還有他們的知遇和慰藉。上月在北大，剛巧也在百年紀念樓裏，上的是後奧運時代經濟發展的課。課餘對著大堂裏空空如也的世紀大講堂，沒有錄影，顯然更是金融海嘯滔天巨浪波及情緒，那種空空落落，茫然若失，覺得文化離我們真遠。
這一回甘陽要講的題目叫做「從富強到文雅」。想拉一拉強國致富的後腿，郁郁乎文哉，一聽就讓人叫好。甘陽總有一種本事，國內他的粉絲稱之為扳道夫，也即有一種扳轉潮流的敏銳和能力。說起來，那些全盤西化派、新左派帽子，未免張冠李戴，他戴的其實是一頂不合時宜的文化保守主義，一以貫之。記得初次聽他講座，二十年前，在中華文化促進中心，兩百多人面前，語到激動處他敲着桌子，引老柏克的話：我們應該求互補，我們應該作調停，我們要的是均衡。
柏克（Edmund Burke）被視為「第一位現代保守主義者」，甘陽說，有時候想到他，想到艾略特，想到奧威爾，總能讓生活在現世的我們清醒一點。什麼意思呢，社會進步，經濟發展，是大多數人共同推進的，但是文化的繁榮卻從來就是少數人的事。奧威爾說，讀書人在今時今日不能不被撕成兩半：一半進入社會，一半卻只能被放逐出社會。

政治正確與不正確

政治正確與不正確

我想說的其實只是食物與愛情，或者最多只能說是關於一本小說，有一點點難忍的憂傷，更多的是難言的無奈；有玩世不恭的嘲諷，主要的是一群像你我一樣從殖民時期香港過來的角色，他們的日常生活和愛情，更更多的是作者迴環反復的自言自語。我說的是也斯寫了十一年的小說《後殖民食物與愛情》，他要拿去印了。先睹為快，難免有感觸，寫下來算是提醒自己：「後殖民」只是學院的理論措辭，政治正確的說法叫「回歸」。殖民時代早已過去了。記得前不久北京來的友人好言相勸：你們的愛國主義到現在還真特別，你們確實愛國，保釣運動比內地還積極，可你們說你們愛的國是祖國河山歷史文化，而不是一定是政治實體，真讓人搞不懂。沒有政治主權者的國是怎麼樣的東西呢？
我當時真的一時語塞。不像也斯筆下的食神老薛，起碼還會私下嘟嚷幾下。回歸後，有人說老薛肯定愛國，有人說他被迫愛國，也斯筆下的老薛總說：「我只在食物方面是愛國主義者！」老薛搖頭：「愛不是那麼簡單！哪有迫人家去愛自己的道理？」
在香港寫故事寫了幾十年的也斯，不諱言他之所以還不斷地寫呀寫，是因為他在香港長大，很想理解這地方，很想知道這個地方的人在想些什麼，他們為什麼這麼想。就算回歸才是政治正確的說法，「談香港不能忽略它的殖民地背景，種種歷史和文化，不是從書本上讀來的，是從生活中體驗得來的」。
九七前也斯寫了《煩惱娃娃的旅程》故事，出版時乾脆用上跟這個地方直接相關的書名《記憶的城市．虛構的城市》，後來寫的《香港的故事，為什麼這麼難說》，成為必讀篇章。九七過去十一年了，煩惱娃娃的煩惱顯然並未因為回歸政治正確而減少，十一年後，這一回他一上來跟我們說的還是：說香港故事真難。多重身份的人物，不同角度不同的觀點，自願或被迫的選擇，移民和回歸，浪遊和尋覓等等，是回歸認同的歷程還是新一次的自我漂流？
這樣的混雜文化和故事說起來的確困難，也斯說他想到德國文人作家班哲明（Walter Benjamin）說過的那種「互相交換經驗的能力」的消失。「過去的道德經驗變成不切實際的空言，而目前溝通經驗的能力正在降低，我們在尋找說故事的人，提供言語、整理事實，讓讀者可以帶着友誼之情，找回衡量人性正常感情和事實的尺度？」但也斯隨即自我反問：甚麼是正常呢？「每個早晨帶來全球的新聞。然而我們卻匱乏有意義的故事。因為每件事傳到我們耳中之前，都早已被他人闡釋盡透了。」班哲明如是說。
《後殖民食物與愛情》因此分十二章去說浪子史提芬的故事，或者說是食神老薛的故事，或者是愛美麗和阿素的愛情故事，或者是鬼佬羅傑的故事。故事始於九七主權回歸夜一場天下無不散之筵席。史提芬那晚醉得不省人事，失去了很多，從那以後，殖民地食神成了後殖民食神，浪子有沒有修心養性，阿素和愛美麗有沒有遇上新的愛情，鬼佬羅傑還留在香港教書嗎……故事未完，且聽下回分解。像這個既熟悉又陌生的地方的人和事，你當然能在小說中找到各自的人物藍本和原型，也斯說，「這故事裏的人物，正如其他故事的人物，還在發展之中。他們開食肆從成功到失敗了，他們從邂逅到分離了，另外一對人又或許發展了一段新感情了。有人去新加坡、有人往越南有所追尋，有人去台灣開展了新的生活。這些人的故事都未完。」

沒有年輪的大樹

沒有年輪的大樹

今年夏天似乎來得比往年早，加上是往更南方走，過完春節已烈日當空。鄉人忙着採摘作物往收購場運，趁北方城市冬日蔬果短缺，趕賣一個好價錢，過年前兩元一斤的紅椒青椒，這時候能賣五塊，一輛摩托車載上滿滿的也就能掙回幾百了。如果不計幾個月來的種籽肥料和灌溉汗水，拿着這幾百塊真的如楊白勞一樣眉笑眼開的。而像我這種從香港回來過年的人，乘便問長探短，想從別人的生活中打聽奇聞軼事的，很快便發覺徒勞而無趣。鄉人生活日復一日，意義並不如想像般難明白，但畢竟彼此不會有太多瓜葛。
可是，短短幾天我心中好像還是發生了一些什麼事。我想說的難道只是關於那些桉樹嗎？我並不太肯定。說起來，就個人記憶所及，新中國的建設比起破壞來說，真真氣吞山河。不說那種橫截長江出平湖或南水北調的人山和人海，光是公路兩旁的樹林綠帶，記憶多長它就有多長，綿延不斷。小時候在這些樹林中撿拾樹葉做柴薪，那是勞作，說起來算不上什麼童趣，但因為日頭猛烈，在涼爽的樹蔭下偷閑捉蚱蜢鬥蟋蟀，現在想起來還是很好玩的。樹木茁長，理直氣壯，你有多大樹也多大，當然我指的是年歲，個子它們高太多，也即是說海南島的公路林起碼有四十年的了。寬闊的公路後來繁忙起來，兩旁的樹太粗太高道路因此顯窄了，但鄉間畢竟談不上交通壅塞，真實的變化只是沙地公路鋪成柏油，泥黃變深褐，婉延更長更深。路沒有盡頭，本來就這樣，沒有什麼值得在此多寫的。
從機場高速轉出來，一片蒼茫，暮色中已見炊煙。一陣眩暈，驟間我意識到自己怎麼老了，車行個多小時所見到的公路樹林，已改天換地：都是新種的桉樹！短短二三年，幾十年的公路樹林被連頭連根挖起，改植上五年能收成的桉樹。抓錢比抓革命更促生產。只是，不是說桉樹遺害無窮嗎？
桉樹，世界上長得最快的樹種，一天長高三厘米，一個月一米，一年十米。五年未見年輪即收成造紙。海南島試驗林中，最高生長速度年畝產四立方米。經濟效益當然是產業中的佼佼者。紙張短缺桉樹價格飈升，財閥金光集團以每畝百元價格租地種桉樹，公路林帶尤因交通便利成為搶手。我不懂植物學，鄉人講天命自然，因此戚戚於懷：移植外來的非我族類，樹葉散發臭氣，中國傳統造林視之爲凶。這種可長到三十層樓高的桉樹，甚至不讓後生人栽種，樹大人亡；只請老人，樹大植樹者的壽數也近了。科學專家更說，連世銀也不資助支持種桉樹，桉樹快速吸乾水土，不能自我更新，不靠種子自然繁殖，排抑原生物種，對環境不友好。大面積連片種植，導致土地貧瘠，原生物種衰減退化，形成「天上無飛鳥地上不長草」綠色荒漠。
又一次摧毀性的大建設，一次掠奪性的大發展，不僅僅是因為在這種徹底的交替過程中，我和鄉人被完全忽略了才心感不安。

敗更英雄

敗更英雄

去北京出差，只帶回兩本書，一本《我與三聯》，另一本《耄耊律師仍少年》。都是文集，書中都有幾十個作者幾十篇文章。《我與三聯》收三代人和三聯的因緣，很多人很多事此前都略有所聞，現在由當事人自己寫，讀來回味無窮。《耄耊律師仍少年》是關於張思之先生的文集，一半是別人寫的，一半是張先生自己的。這本書沒出版社沒書號，三百多頁，是一本私印本。這些年來讀到的李慎之文集，包遵信紀念文集，《今天》重印本，好像都是這樣運作的。
秘密印行，地下出版，私底下流傳，於香港我們覺得有詩意是一種血色浪漫，北島苦笑，前幾天紀念《今天》三十年，他說：「歷史似乎不能前瞻，只能回首，穿過歲月風塵，我們看到那幾個圍著一台破舊油印機忙碌的年輕人。而他們看不到我們。」
張思之八十歲，才有幸一睹他的神采，一點也不覺得晚。銀白的頭髮，矍鑠的精神，干雲豪氣，稚笑和激憤，執著而熱情，只要一看張思之代理的是什麼案件，就能明白「中國律師第一人」，「一生都未勝訴的失敗者」這樣的稱號為什麼同時都能集在他身上：江青案，李作鵬反革命案，大興安嶺大火案，王軍濤案，鮑彤案，高瑜案，魏京生案，南方周末案等等。勇者無懼，韌性堅持；勝固英雄，敗更英雄。
余生太晚，第一次認出張思之三個字已是八九後，在《鏡報》讀到張先生為王軍濤案的七千字辯護詞，大為震動。王軍濤後來說張先生的無罪辯護，是中華人民共和國法治史和政治史的里程碑。只是我們當時並不知道，此案帶給張先生的是他一生中最大的挫敗最嚴峻的考驗，案後他曾一再發狠不再辦案（我們知道他隨即接辦更加棘手的鮑彤案）。二十年過去，中國律師業泥沙俱下，唯利是圖者眾，難免時而感到悲觀的張先生話頭一轉：「話說回來，不管前路多麼艱難，也只好硬著頭皮走下去，一步一步地，一步一步地！」聚過話別，章大姐為他多備一份菜餚打包，張先生笑了，說小愚照顧我自個住。沒想到過年前竟接到張先生手書，蠅頭小楷，古樸秀麗，言辭之謙遜更令我惶惶然坐立不安。只有重讀《耄耊律師仍少年》。書中有王軍濤文：「我們生活在一個大轉型時代，舊的東西在消亡，新的東西在誕生，美好與醜陋交織在一起」。幸好，美好的天天向上，像早上的大陽升起來升得更高。

重述中國故事

重述中國故事

整整十年前，桑曄寫過一本書，書名是三個年份，所以特別記得牢，《1949 1989 1999》，記得當時看到雪白的書皮只印著三組數字，心裏格登了一下。桑曄的書是一部五十個中國人的口述歷史，非常值得讀的一本書，因爲太真實聽說一直都未能在國內出版，只在香港印行，書肆好像早已找不到了。寫五十個人顯然是因爲那年剛好五十年國慶，因此想到又過了十年了，如何怎樣的再加上十個人呢？
書出版的那年，我們殺死了千年蟲昂然跨入新世紀，一九九九年，風平浪靜，日後的歷史學家也許只會視作無關緊要的一年。不像今年，才元月，歷史學家已說這是值得用濃濃的筆墨大書特書的一個年頭了。
對於特別年頭的興趣莫過於以前在這裏名采版讀陳之藩先生的文章，他對奇迹年的種種聯想常常讓我覺得世事實在太玄太妙，有些事情說起來是人爲努力但又好像是時勢使然冥冥中早有安排。今年值得大書特寫，當然各有各側重，有人說的是金融海嘯後整個國際秩序面臨重整，中國的經驗和下一步的想法變得舉足輕重；有人說的是周年紀念隱含的危和機，五四九十年，建國六十年，入西藏五十年，六四二十年。不過唯物主義朋友們一聽到這種概念遊戲總會口誅筆伐斥之為故弄玄虛，認為那實在不過是你到底想要什麼的問題，比如說現在你想說怎麼樣的中國故事，百年滄桑中國？三十年中國還是六十年中國？
被封為新左派的或被視為自由派的，都在重寫各自的中國故事。寫過《現代中國的興起》的汪暉說的是中國「去政治化的政治」過程，認為我們有必要重新檢討對自身六十年代的自我否定，重新理解這一錯綜糾葛的局勢及其對後文革時代的影響。也即是說不應簡單地否定文革。提出第二次思想解放和制度創新的崔之元，引證愈來愈多的經驗，推廣企業和農村走向一種新的集體合作制。甘陽乾脆說得明明白白，新中國成立一甲子了，有必要從新中國六十年的整體歷程來重新認識中國，而不宜再人爲地割裂前三十年（1949－79）和後三十年（1979至今）的歷史連續性，不用經濟改革成功來否定前三十年，也用不著用毛澤東時代來否定鄧小平時代的改革。我們對於六十年來的整體歷史必須尋求一種新的視野和整體性論述。在這樣的重述中，自由派的老故事難免惹來譏諷，經濟學家茅于軾應英國《金融時報》寫的徵文稿〈我是準確地被打成了右派〉被當作箭靶，因為那實在老掉牙了。茅于軾說前後三十年當然你死我活，「毛澤東搞了三十年的階級鬥爭是空前災難。三十年前中國的一切都被政府或共產黨控制，每個人的飯碗拿在共產黨的手裏，讓你有飯吃就有飯吃，不讓你吃飯，就只好餓死。」我在想，你我的故事本來就不一樣，你寫你的，我寫我的好了。

小說家

小說家

看過叫《小說》的電影，只記得電影女角秘書小姐逐一拍門通知「老師開會啦」，接著是會議室裏一眾小說家正襟危坐，輪流發言，好像說的是這個時代有沒有詩意，除了幾個畫面，那些小說家說了些什麼，現在完全想不起來了。看來，電影的確是看而不是讓你去想的。後來在香港幾次近距離見到小說家，真人走下銀幕，好奇問他，呂樂的電影怎麼會拍成這樣，載起道來了，你不是說小說一載起道來就不好再叫閑書，閑時也不好閑讀了。小說家笑了，雖然叫做《小說》，但那可是電影。電影是人家拍的呀，沒有誰說過導演要依劇本拍戲的，我連編劇也不是。這個時候他甚至會來一課通識教育，電影直接刺激聽覺和視覺，腦中的海馬回杏仁核情感中樞沒有足够的記憶，所以引不起情緒反應，記不清想不起來。
俗世的種種規矩，小說家區分得明白，看得透也記清楚。自己書裏寫的是那幾個字，尤其記得準。刪《廢都》可以打XX，刪我的為什麼不能留著空格，小說家只好自己在書前加按語告訴讀者「出版社對簡體字版有所修改，好事者不妨將之與繁體字版對對看」。這些我們都習以為常的還好，誰不知那天他輕描淡寫的說《棋王》結尾其實並不是現在這樣的，這個結尾是他們要我改的。這一下就再放不下了，總覺得有什麼事不對了，每次見面都想問什麼時候能讀到原先的結尾呢？詩人編輯甚至施以激將法，怎麽不寫了，寫不出來了吧。小說家見慣大場面，不緩不慢的，寫呀，不發，寫跟發兩回事，寫的你們不敢發。怎麼不敢。發了你更不能回去了。回不去不回去罷了。我也回不去怎麽辦。
這樣的你來我往，小說家來了大家又再聚聚，有人專門從汕頭趕回來為了聽故事。小說家說進旅館了忙完手頭的活就過來，我們知道他活多一時三刻忙不完，總要二個時辰後才能趕到，飯菜且端上來先喝酒，他來到，菸掏出來放在桌上，新拆開的菸包夠三五小時的故事會，用打火機不用火柴，不抽菸斗吸大前門，小時候拍過的菸紙印象當然還在，一廂情願記錯是北京產的。小說家糾正說只能是上海，北京是政治文化中心，經濟生產像大前門這種有規模的只能在上海。他總能把日常瑣事跟國家政治格局聯繫起來，見微知著，令人吃驚。「普通人的英雄行為常常是歷史的縮影。那些普通人在一種被迫的情況下，煥發出一定的光彩。之後，普通人又復歸爲普通人，並且常常被自己有過的行為所驚嚇。因此，從個人來說，常常是從零開始，復歸爲零，而歷史由此便進一步。」
所以，他只略略談了談梅蘭芳的瑣事，話頭一轉說導演老了，人生觀世界觀社會經驗都相當固定，不是一天能覺悟過來的，不會懂這些，既連這些也不懂，電影也就可以不去看了。煙霧縈繞不去，抽菸滴酒不沾，小說家有充分的科學醫學理由。與身體相關的知識，小說家尤其比誰都懂。我們抓緊機會謙虛學習，隔夜飯餸不能吃，胺基酸還是蛋白酶還是什麼，還是記不住，結果餸菜還是打包隔夜食用。最後，他有時會加一句「真的」，但你偏偏記得他也說過「最後」只是一個概念，因此就更將信將疑：小說家說的現實其實就是小說。小說家者流，蓋出于稗官。街談巷語，道聽途說者之所造也。班固怎麼那麼懂。

古典學家

古典學家

不久前，古典學家在名采版寫文章談普羅米修斯盜火給凡人的公案，文末留下這樣的一個問題：普羅米修斯被宙斯懲罰，縛在高加索山上究竟是不是一樁冤案？普羅米修斯有沒有可能是一個名副其實的罪犯？我搞不懂，跑去問他，原來他在給他那些秘傳弟子講這部可能並不是出自埃斯庫洛斯 (Aeschylus) 之手的古希臘作品《被縛的普羅米修斯》。煙霧瀰漫，有幾個顯然五糧液喝過了頭，手舞足蹈大放厥詞。古典學家眯著神情不形於色，愛故作神秘，說這部《被縛的普羅米修斯》可能跟著名的民主思想家普羅塔戈拉有關，普羅塔戈拉技術文明論的重點其實是民主政治的起源，而倘若如此，這部詩劇講的就不是人類的技術文明，而是民主政治了。所以他同時給弟子講柏拉圖的《普羅塔戈拉》，自己更動手翻譯柏拉圖的《會飲》，演繹《會飲》中涵括情愛、憐愛、同性戀等等的愛若斯(Eros)成了新神的微言大義。
古典學家見我的好奇心這麼快就被他吸引顯得有些得意起來，三口兩口把菸抽完後接着說，你們以前總以為普羅米修斯是因為愛我們，而去偷竊神界的火，結果激怒宙斯。當然，宙斯懲罰普羅米修斯確是要教訓他，要他明白做神要有做神的樣子，得謹守神的規矩：一要服從宙斯的領導，二則不要憐愛凡人。普羅米修斯憐愛凡人，就是破壞了神性的等差秩序。我們凡人好像老友劉再復一樣當然會歌頌普羅米修斯的偉大。其實，嚓一下，古典學家又點了叼着的香菸，挨近我的耳邊壓低聲音說：《被縛的普羅米修斯》的主題，並不只是我們以為的盜火被宙斯囚禁的故事，好好讀讀書，普羅米修斯懷有他的「預謀」。這個預謀既是宙斯所需要，反過來又能被普羅米修斯用來推翻宙斯──我們且稱之為好心腸的憐愛政治。「為了純粹的愛情，敢於與同宗兄弟生兒育女，而且生出的定然是英勇的後人，正是這位後人將從暴政中解放普羅米修斯。情愛和憐愛高於律法和神聖的秩序。」
我知道，古典學家要說的才開了個頭，他眼毒看到我心裏萌動的不安，也許是怕我想歪了，他跳躍式的往下講，呵呵，宙斯懲罰普羅米修斯當然完全正當，普羅米修斯罪有應得。《被縛的普羅米修斯》恰恰想說的是女人式的軟心腸是一種「道德的缺陷」。因為憐愛政治的後果是不分對錯，一旦憐愛成為政治原則，社會也就變得不分善惡好壞了。我好像一下明白了古典學家新書《昭告幽微》中若隱若現的反現代啟蒙情緒。我甚至漸漸跟得上古典學家的戲諧舞步，當他在滔滔不絶的談論中不失諧謔的間插着說到了尼采，我也能略略感受到了雖躲在書齌裏，古典學家畢竟擺脫不去的對現代人現代民主政治社會的焦慮感。尼采說過，如果說來自普羅米修斯點燃火堆的啟蒙運動是一場大災難，那麼災難的原因是因為知識人對人的憐憫。只要有英雄登台，「必定出現新鮮玩意和令人驚異的笑料，也會使許多人產生內心的震慄」。

嚴肅對待失望

嚴肅對待失望


朋友小崔是互聯網時代的個體戶通訊社，每天總能收到幾十個他編選出來的郵件，編選加按語，經常還附上相關的參考文獻，那些參考文獻動輒三五百頁，再加上網友携手合力，中譯英英譯中交叉，討論得以展開，不像那種自動分發來的垃圾郵件，所以網友不顧信箱爆炸，都樂於申請入會。隨着時代進步，多年來單向的通訊社發佈變成2.0年代多維互動，聲色俱美。在一群認識或不認識的群眾中湊熱鬧，煞是好玩，嘻笑怒駡喜怒哀樂，能調理身心健康。
日前一篇《史記．八○後傳》回應者眾，我向樓上董先生報告說現在不能不碰電腦了，我們中國人的聰明才智全都轉移陣地到短訊和互聯網世界。報告過後再傳上這短短百餘字的史記：「夫八○後者，初從文，未及義務教育之免費，不逮高等學校之分配，適值擴招，過五關，斬六將，碩博相繼，數年乃成，負債十萬。覓生計，十年無休，披星戴月，秉燭達旦，蓄十萬。樓市暴漲，不足購房，遂投股市，翌年縮至萬餘，抑鬱成疾。醫保曰，不符大病之條例，拒賠。乃傾其所有，入院一周，病無果，因欠費被逐出院門。友憐之，賒三鹿一包，沖而飲，卒。」他讀了對此表示失望。
不管是對八○後失望，還是對互聯網2.0失望，都讓人覺得事態嚴重要嚴肅對待。綜合金融海嘯後各方面最新情況，尤其是各大公司裁員減薪的最新動態 (不少國內網友觀察到「在外資企業工作多年的美女厭倦了加班和跳槽，今年竟然紛紛轉去報考公務員」)，昨天小崔作出引導：重溫政治經治學家Albert O. Hirschman。
網友說赫思曼當然是大師，技術進步，人們加倍勤勞，結果勞動生產率提高，我們生產有剩餘了。效率高人手過多，盈利成績不再那麼好看(其實仍很好看)，有人說經濟「鬆馳」了。一隻泄氣的氫氣球癟了，其實照樣升空，只是飛得不那麼猛罷了。想使氫氣球恢復往日「雄風」，就要再注入氣體（其實是裁員）。如此這般，癟圓往復，就是赫思曼的「衰減與恢復」、「鬆馳與緊張」。
政府施政失誤，企業裁員，一種失望情緒籠罩天空。衰減或鬆弛，不只是香港，香港強有力的後盾也在劫難逃。小崔說赫思曼的「轉變參與」能解釋「公私關懷的周期」。個人消費會產生失望，參與公共事務也會產生失望。因八九年學運高潮衰落而失望而下海，80後青年學生在汶川大地震後積極參與公眾事務等等，都能見出文革後「個人關懷」和「公共關懷和參與」的周期性循環。失望如此普遍，又那麼實在，赫思曼說一直沒人好好去研究它。他認為要「嚴肅對待失望」。只是，現在是誰對誰不滿，誰對誰失望，誰要嚴肅對待誰呢？為什麼總是你對我不滿，我感到失望？

思與花開

思與花開


以前亦舒說周末是讀明周的日子，這以前是過去式的，有好幾回，跟童元方講電話，她說周日愛上茶餐廳，邊吃早餐，邊讀生活名采。我覺得那是相見一樣的真實。她說的讀，是她唸一段，陳先生唸一段那種，如平常他們在家背唸詩詞，陳先生說上句，她搶下句，一唱一和。這樣的情景，光聽著就讓人神往不已的。有一回，真的在他們家附近的茶餐廳遇見他們，港式奶茶多士，童元方讀報，陳先生在讀楊先生的新書，一見面就忍不住說那本書怎麼怎麼校對不力有錯字，接著又說到惠勒死了，陳先生一臉悵然一臉認真，真的如他自己在書裡寫的。
機緣巧合，替陳先生印過好幾本書，這些年他也都在香港，但不知為何總不敢走近，有一回在中大校園，看著陳先生在走路，那麼認真的走著路，看著呆了，甚至不敢走上前去打招呼，總覺得陳先生是一個偉人，生活在愛因斯坦歐本海默楊振寧那樣的圈子裡，在想一些很大很大的事情，怕冒昩打擾他的思路。雖然真的見面聊天時，他笑起來呀，天真如花開。
四年前，陳先生在此生活名采，和童元方合寫專欄，叫“思與花開”，當時想，怎麼會這麼好的。“客裡歡娛和睡減，年來哀樂與詞增”。池邊吟思與花開，陳先生說此律詩，是散文的寫法。他自己不作詩，寫詩一樣的散文。
什麼是詩一樣的散文呢，陳先生將惠勒一生的思想譯為：“一切是微粒。一切是場。一切是信息”。而愛因斯坦的廣義相對論則是：“空間作用於物質，告訴它如何運動。物質作用於空間，告訴它如何彎曲”。這不就是詩嗎？相信陳先生也覺得太詩化了，所以後來他又說，愛因斯坦的廣義相對論，是平行的鐵軌，永不相交，那是從摸的觀念引伸的；從看的觀念說，我們看到兩條延長鐵軌，是相交的。
對於我們這樣的科學盲來說，廣義相對論永遠是廣義相對論，但相信連愛因斯坦也會驚嘆陳先生的詩一樣的解說。如霍金會驚嘆他們神來的唱和一樣：“我們曾熱烈的爭辯過In a Nutshell這個詞的中文譯詞；「果殼」或「胡桃」是市場上的中文譯名，可是對中國人而言，又有什麼意義？為什麼譯「胡桃」或「果殼」？除增加糊塗之外，又能給讀者增加什麼信息？這本書名應譯為「總而言之，宇宙如此」。她說：那麼《時間簡史》也要譯為「簡而言之，時間如是」了。”
這太厲害了吧！這就遠遠不是人家說的夫唱妻和了，除了知識和思想上的交流，更多的是，與傳統的契合。怎麼總忘不了傳統呢？陳先生也不斷在問自己。
思與花開是兩個人的唱和，現在編成集子的，是陳先生自己的六十多篇文章，包括不在專欄裡的較長的文章，三百餘頁。我們不難讀出來的是，唱和本來就是內在的。但實在有太多妙趣，要整本書讀才豁然明白，比如說專欄最初陳先生的文章，十篇有八篇都有一個與字，如東湖與西湖，大哉問與小哉問，笑與嘯。真的如他說的，人間之事，世間之物，太複雜了。在這不計其數的事物之中，我們總想找出相同的或相似的事或物化簡成類，再猜想各類所顯現的規律，也就是理。用詩來說理，就是思與花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