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述中國故事

重述中國故事

整整十年前，桑曄寫過一本書，書名是三個年份，所以特別記得牢，《1949 1989 1999》，記得當時看到雪白的書皮只印著三組數字，心裏格登了一下。桑曄的書是一部五十個中國人的口述歷史，非常值得讀的一本書，因爲太真實聽說一直都未能在國內出版，只在香港印行，書肆好像早已找不到了。寫五十個人顯然是因爲那年剛好五十年國慶，因此想到又過了十年了，如何怎樣的再加上十個人呢？
書出版的那年，我們殺死了千年蟲昂然跨入新世紀，一九九九年，風平浪靜，日後的歷史學家也許只會視作無關緊要的一年。不像今年，才元月，歷史學家已說這是值得用濃濃的筆墨大書特書的一個年頭了。
對於特別年頭的興趣莫過於以前在這裏名采版讀陳之藩先生的文章，他對奇迹年的種種聯想常常讓我覺得世事實在太玄太妙，有些事情說起來是人爲努力但又好像是時勢使然冥冥中早有安排。今年值得大書特寫，當然各有各側重，有人說的是金融海嘯後整個國際秩序面臨重整，中國的經驗和下一步的想法變得舉足輕重；有人說的是周年紀念隱含的危和機，五四九十年，建國六十年，入西藏五十年，六四二十年。不過唯物主義朋友們一聽到這種概念遊戲總會口誅筆伐斥之為故弄玄虛，認為那實在不過是你到底想要什麼的問題，比如說現在你想說怎麼樣的中國故事，百年滄桑中國？三十年中國還是六十年中國？
被封為新左派的或被視為自由派的，都在重寫各自的中國故事。寫過《現代中國的興起》的汪暉說的是中國「去政治化的政治」過程，認為我們有必要重新檢討對自身六十年代的自我否定，重新理解這一錯綜糾葛的局勢及其對後文革時代的影響。也即是說不應簡單地否定文革。提出第二次思想解放和制度創新的崔之元，引證愈來愈多的經驗，推廣企業和農村走向一種新的集體合作制。甘陽乾脆說得明明白白，新中國成立一甲子了，有必要從新中國六十年的整體歷程來重新認識中國，而不宜再人爲地割裂前三十年（1949－79）和後三十年（1979至今）的歷史連續性，不用經濟改革成功來否定前三十年，也用不著用毛澤東時代來否定鄧小平時代的改革。我們對於六十年來的整體歷史必須尋求一種新的視野和整體性論述。在這樣的重述中，自由派的老故事難免惹來譏諷，經濟學家茅于軾應英國《金融時報》寫的徵文稿〈我是準確地被打成了右派〉被當作箭靶，因為那實在老掉牙了。茅于軾說前後三十年當然你死我活，「毛澤東搞了三十年的階級鬥爭是空前災難。三十年前中國的一切都被政府或共產黨控制，每個人的飯碗拿在共產黨的手裏，讓你有飯吃就有飯吃，不讓你吃飯，就只好餓死。」我在想，你我的故事本來就不一樣，你寫你的，我寫我的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