沒有父親的文化

馬克．鮑萊因（Mark Bauerlein）的書名叫做《最愚蠢的一代》，北京《三聯生活周刊》記者問他，老一代人鄙視新一代人很正常，但很少會用到「愚蠢」這個詞，為什麼選擇這樣一個帶有侮辱性的詞來形容美國的年輕一代？鮑萊因倒是答得乾脆直接：用「愚蠢」這個詞，就因為它的攻擊性，就因為它的確侮辱了八千七百萬美國年輕人。
我不知道鮑萊因能否如二十多年前艾倫．布魯姆《閉塞的美國心靈》一樣，刮起滔天大浪，但他隨手拈來的資料的確令人咋舌：今時今日，百分之五十五的美國高中生一週花在功課上的時間，不超過一小時；大學生則每週少於十小時。三分之一的年輕人不知道美國副總統是誰；百分之五十二的學生以為美國在「二戰」中的盟友是德國、日本或意大利，而不是蘇聯。鮑萊因加了一句：並非我誇大其詞，美國年輕人的無知程度超出你的想像。鮑萊因又再加了一句：這是全球化的現象。
鮑萊因說年輕人「愚蠢」並不是說他們智力有什麼問題，而是說他們有最好的機會、有最充足的資源成為最聰明、最博學的一代，他們沒有善加利用，他們只沉浸在自己的小世界裏。鮑萊因尤其討厭Facebook，他說他也年輕過，也愚蠢過，但是，「我不明白，一個人為什麼對自己的照片那麼著迷，我不理解，一個人為什麼要寫一個關於自己的博客。」
鮑萊因舉自己為例，十五歲的時候，他也上學，和朋友聊天、打籃球，但晚餐的時候會回家，會一個人做功課。一天裏至少有一段時間，不是和十五歲的人待在一起，而是獨自一人，讀書、思考，或者和父母在一起，聽他們談話，關於外面的世界。
現在有的只是互聯網，年輕人愛生愛死的，你離不開我我捨不了你，每時每刻都膩在一起，深更半夜還在MSN、上載照片、SMS。你看這是我剛才吃的菜，你看這是我的護膚霜。他們沒有分開的時候，他們不再有時間單獨一人，不再有時間和書本在一起，不再有時間和父親在一起。這是一個沒有父親的文化。
父親不再成為追隨者，再不有父親的教導，只有同輩的壓力。科技日新月異，父親在新生事物面前不再是權威，孩子倒過來取代了父親的角色。父親老眼昏花，互聯網世界瞬息萬變；手機層出不窮，孩子雙手聯發短訊，父親卻找不到鍵盤的次序；互動電視3D電影，孩子呀孩子，幾乎真的可以拉着父親的手說，我是你爸爸。
上週二是五四紀念日，香港無事，幾個朋友相約在中山大學校園，甘陽用心良苦，在他的博雅學院樓房前，拉起一幅小小的横條「博雅學院紀念五四」，有一個簡單而隆重的出版社贈書給學生的儀式，舉辦一個小型的座談會「青年閱讀與文化出版」，馬克．鮑萊因《最愚蠢的一代》成為了我們的話題。
我知道，恰恰是五四運動那一年，魯迅用「唐俟」筆名寫作《我們現在怎樣做父親》，魯迅的心情比我們更沉重，但想法則是打倒父親文化，解放年輕人：「自己背着因襲的重擔，肩住了黑暗的閘門，放他們到寬闊光明的地方去；此後幸福的度日，合理的做人。」我一直都非常佩服魯迅的堅韌。
我知道在五四這樣的紀念日，重新樹立父親的權威的努力，有點不合時宜。鮑萊因寫《最愚蠢的一代》也不合時宜，他說唯一能做的，是讓父母把對閱讀書本的熱情，傳遞給他們的子女。可惜的是，我不喜歡鮑萊因最後加上這樣的一句話：但這恐怕也是註定要失敗的，因為另一方的力量太強大了——數碼技術與年輕力量的合謀。

自殺作為中國問題

孫恒的新工人藝術團二○○二年成立，一直以來「用歌聲呐喊，用文藝維權」。昨天五月二十八日在北京民謠義演，悼念富士康工友。朋友傳來他的呼籲：富士康現在就像一個魔咒一樣/整日糾纏在我的腦子裏/空氣中彌漫著沉悶和壓抑/壓在我的胸口/壓得我喘不過來氣/我們必須開口歌唱/我們不能再保持沉默/否則/下一個就是我/下一個就是你/也會跳下去。
孫恒要為富士康的兄弟姐妹、為這個偉大時代默默無聞的勞動者、為生命與尊嚴唱歌。非常及時。雖然，總有一些朋友表現得相對理性相對冷靜，呂祥跟我們說，到目前為止，事情令人迷離。連環校園廝殺學童案，右派表現得很激烈積極，斷定是中國政治制度的失敗使然，並推論若想杜絕同類事件，就應該加快「政治改革」。富士康自殺事件，左派表現得很活躍，認定是自由企業的殘酷造成的惡果，吶喊呼籲打破枷鎖衝出牢籠。
呂祥接着問的是，這兩方是不是都在借題發揮呢？他認為用個案事件來推動特定的政治議程，極不可取。社會也好，制度也好，與個案事件之間，恐怕很難有明確的因果關係。如果真關心問題之所在，應該更多地探討各個個案的具體心理因素。
我記得北大的吳飛教授幾年前寫過《自殺作為中國問題》一書，吳飛面對的還不是富士康這類嚴峻而又急劇變化的連環自殺事件，但她處理的，的確已是日趨嚴重而情況獨特的「中國式自殺」問題。「中國式自殺」大多數發生在家庭裏，發生在有感情的人之間，比如夫妻、父母子女之間。「中國式自殺」往往「起於親密關係，止於親密關係」，來自於親密關係之間的「委屈」和「冤枉」，作為一種伸冤和控訴。縱使人們的自殺所訴求的道理，經不起深究，也並不值得以自殺來表達，而事實上自殺往往也不能真的得償所願。但是，自殺行爲背後包含着自殺者捍衛自身尊嚴和面子的訴求，以及對其所認爲的「正義」的爭取，到頭來還是令人肅然無語。因為在這層面上，自殺不只是消極的離棄，它反過來可能成爲一種宣告、控訴、抗爭和銘記，因為「自殺總是有足够的重要性，可以引起公眾意識的注意」。在其他抗爭都沒法取得效果的情况下，了決生命，在某種意義上是「弱者」最後的也是最強烈的籌碼和本錢。這當然是弱者最大的悲哀，我們社會的悲劇。
富士康事件是「中國式自殺」的劇烈表現，事態至今雖然迷離而緊急，但看來仍然是由於自殺者解决困厄能力不足、自以為走入窮途末路造成的。面對困厄，束手無策，當媒體把自殺渲染得像魔咒一樣，整日糾纏不去，壓抑得喘不過氣來的時候，自殺竟成了一個末路出口。
但是，我特別記得吳飛《自殺作為中國問題》一書說的，自殺雖是絕望者為重新達到正義而採取的一種極端的反抗形式和最後一擊，然而，很多自殺者並不是真的要自殺，而是一種「失敗的自殺成功」。那些陰差陽錯、那些不是真的要自殺，是有可能挽回來的生命。

編書編雜誌的人

好幾年前，小思老師在中環租了一個小單元，錄像錄音文獻搜集文字記錄，開始了她的香港文化人「口述歷史」工程。記不起為什麼，訪談古兆申那天，我也跟了去。小思整個的工程實在太大，至今兢兢業業進行已近十年，尚未整理就緒，故暫時未能付諸印行。最早面世的、訪談古兆申古蒼梧這部份，是一個例外，提早交到我手在牛津印了出來。
小思的談訪，據說大多維時半天一日的。訪談古兆申，一談就是三個工作天。三天談四十年的人和事，其實並不過份，苦的是熊志琴，把錄音整理成二十多萬文字，再作校訂、查核文獻、加按注釋，學術文化就是這麼艱辛的，這樣就過了七年。但比起這本《雙程路》跨越的四十年來說，七年就七年吧，不算太長太久。
小思說六十年代就認識古兆申。按書中所記，好像是他們都被陸離拉去參與《中國學生周報》的活動，到八十年代他們一起成立香港文學藝術協會，一起編《八方》，一起做香港中華文化促進中心，一起做着許多同樣的事。奇怪的是，就算捧着實實在在沉甸甸的這樣一本書，我還是難以想像，這是交往了五十年的小思和古兆申，共同完成一部口述史。
當然，讀下去書中所述真實實在令人記憶猶新，書裏面的照片更像是剛剛拍下來的，尤其是黃繼持老師在場的時候，我覺得最踏實。翻到書中第212頁，小思古兆申黃繼持和汪曾祺，手挽着手合照，滿臉喜氣，如沐春風，那是只有激情的八十年代才會出現的精神面貌，我第一次看見他們，記得就是這樣子的。
八十年代讀書的時候，小思黃繼持都是系裏的老師，然而初次聽到「古兆申」，卻是來自余光中先生。余先生最後一年在中文大學，開現代文學課，講新詩用一本《中國新詩選》作讀本。詩選的編者是「尹肇池」，余光中輕描淡寫的加了一句，就是溫健騮古兆申黃繼持。當時余先生那麼多教導我未記住，卻記着這麼的一個芝蔴綠豆編書掌故，也許跟我自己後來做編書工作有關。不久後，去出版社編書，出版社當好出版《溫健騮卷》，黃繼持古兆申編的。再不久又出版《一木一石》，古兆申自己寫的。再後出版黃繼持《寄生草》，我有份做校對的，因為替他們做編輯的是杜漸，而我是杜漸的學徒。
杜漸叫古兆申古仔，我們不敢這麼叫，叫古先生。他們的香港文學藝術協會當時很活躍，與內地文化界來往頻繁，並編輯出版《八方》。戴天會長，黃繼持總編輯，鄭樹森編專輯，古兆申執行編輯，陳輝揚助理編輯，小思司庫主管財政，一時之極。北京《讀書》編輯董秀玉剛調來香港，志同道合互相支持，編沈從文專輯編尋根小說專輯。我閑時替董秀玉送書送稿，這樣跟《八方》熟起來，有空時就替《八方》做校對做貼排。
古兆申同時又創辦了《文化焦點》，這份堪稱香港第一份免費贈閱的文化期刊，創刊終刊，只出版了短短五期。印象深刻的是，這份雜誌創刊來不及辦甚麼儀式，就舉行了一個終刊招待會。這回出《雙程路》故意把終刊招待會的照片登出來。再後來，《八方》停刊，古兆申去台北編《漢聲》。更後來回香港編《明報月刊》，編崑劇叢書。
以前抄寫過好幾次古兆申的作者介紹，都說他是詩人、寫散文、研究張愛玲、中國電影和崑劇專家，這次讀《雙程路》，才驀然發現，編書編雜誌才是他老本行。何況，余生太晚，以上提到的種種，在古兆申《雙程路》裏，都是很後來很後來的事。參與《中國學生周報》，編《中國現代詩選》、《盤古》、《文美》，《保釣周刊》，那才是他風華正茂意氣風發的歲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