沒有父親的文化

馬克．鮑萊因（Mark Bauerlein）的書名叫做《最愚蠢的一代》，北京《三聯生活周刊》記者問他，老一代人鄙視新一代人很正常，但很少會用到「愚蠢」這個詞，為什麼選擇這樣一個帶有侮辱性的詞來形容美國的年輕一代？鮑萊因倒是答得乾脆直接：用「愚蠢」這個詞，就因為它的攻擊性，就因為它的確侮辱了八千七百萬美國年輕人。
我不知道鮑萊因能否如二十多年前艾倫．布魯姆《閉塞的美國心靈》一樣，刮起滔天大浪，但他隨手拈來的資料的確令人咋舌：今時今日，百分之五十五的美國高中生一週花在功課上的時間，不超過一小時；大學生則每週少於十小時。三分之一的年輕人不知道美國副總統是誰；百分之五十二的學生以為美國在「二戰」中的盟友是德國、日本或意大利，而不是蘇聯。鮑萊因加了一句：並非我誇大其詞，美國年輕人的無知程度超出你的想像。鮑萊因又再加了一句：這是全球化的現象。
鮑萊因說年輕人「愚蠢」並不是說他們智力有什麼問題，而是說他們有最好的機會、有最充足的資源成為最聰明、最博學的一代，他們沒有善加利用，他們只沉浸在自己的小世界裏。鮑萊因尤其討厭Facebook，他說他也年輕過，也愚蠢過，但是，「我不明白，一個人為什麼對自己的照片那麼著迷，我不理解，一個人為什麼要寫一個關於自己的博客。」
鮑萊因舉自己為例，十五歲的時候，他也上學，和朋友聊天、打籃球，但晚餐的時候會回家，會一個人做功課。一天裏至少有一段時間，不是和十五歲的人待在一起，而是獨自一人，讀書、思考，或者和父母在一起，聽他們談話，關於外面的世界。
現在有的只是互聯網，年輕人愛生愛死的，你離不開我我捨不了你，每時每刻都膩在一起，深更半夜還在MSN、上載照片、SMS。你看這是我剛才吃的菜，你看這是我的護膚霜。他們沒有分開的時候，他們不再有時間單獨一人，不再有時間和書本在一起，不再有時間和父親在一起。這是一個沒有父親的文化。
父親不再成為追隨者，再不有父親的教導，只有同輩的壓力。科技日新月異，父親在新生事物面前不再是權威，孩子倒過來取代了父親的角色。父親老眼昏花，互聯網世界瞬息萬變；手機層出不窮，孩子雙手聯發短訊，父親卻找不到鍵盤的次序；互動電視3D電影，孩子呀孩子，幾乎真的可以拉着父親的手說，我是你爸爸。
上週二是五四紀念日，香港無事，幾個朋友相約在中山大學校園，甘陽用心良苦，在他的博雅學院樓房前，拉起一幅小小的横條「博雅學院紀念五四」，有一個簡單而隆重的出版社贈書給學生的儀式，舉辦一個小型的座談會「青年閱讀與文化出版」，馬克．鮑萊因《最愚蠢的一代》成為了我們的話題。
我知道，恰恰是五四運動那一年，魯迅用「唐俟」筆名寫作《我們現在怎樣做父親》，魯迅的心情比我們更沉重，但想法則是打倒父親文化，解放年輕人：「自己背着因襲的重擔，肩住了黑暗的閘門，放他們到寬闊光明的地方去；此後幸福的度日，合理的做人。」我一直都非常佩服魯迅的堅韌。
我知道在五四這樣的紀念日，重新樹立父親的權威的努力，有點不合時宜。鮑萊因寫《最愚蠢的一代》也不合時宜，他說唯一能做的，是讓父母把對閱讀書本的熱情，傳遞給他們的子女。可惜的是，我不喜歡鮑萊因最後加上這樣的一句話：但這恐怕也是註定要失敗的，因為另一方的力量太強大了——數碼技術與年輕力量的合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