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殺作為中國問題

孫恒的新工人藝術團二○○二年成立，一直以來「用歌聲呐喊，用文藝維權」。昨天五月二十八日在北京民謠義演，悼念富士康工友。朋友傳來他的呼籲：富士康現在就像一個魔咒一樣/整日糾纏在我的腦子裏/空氣中彌漫著沉悶和壓抑/壓在我的胸口/壓得我喘不過來氣/我們必須開口歌唱/我們不能再保持沉默/否則/下一個就是我/下一個就是你/也會跳下去。
孫恒要為富士康的兄弟姐妹、為這個偉大時代默默無聞的勞動者、為生命與尊嚴唱歌。非常及時。雖然，總有一些朋友表現得相對理性相對冷靜，呂祥跟我們說，到目前為止，事情令人迷離。連環校園廝殺學童案，右派表現得很激烈積極，斷定是中國政治制度的失敗使然，並推論若想杜絕同類事件，就應該加快「政治改革」。富士康自殺事件，左派表現得很活躍，認定是自由企業的殘酷造成的惡果，吶喊呼籲打破枷鎖衝出牢籠。
呂祥接着問的是，這兩方是不是都在借題發揮呢？他認為用個案事件來推動特定的政治議程，極不可取。社會也好，制度也好，與個案事件之間，恐怕很難有明確的因果關係。如果真關心問題之所在，應該更多地探討各個個案的具體心理因素。
我記得北大的吳飛教授幾年前寫過《自殺作為中國問題》一書，吳飛面對的還不是富士康這類嚴峻而又急劇變化的連環自殺事件，但她處理的，的確已是日趨嚴重而情況獨特的「中國式自殺」問題。「中國式自殺」大多數發生在家庭裏，發生在有感情的人之間，比如夫妻、父母子女之間。「中國式自殺」往往「起於親密關係，止於親密關係」，來自於親密關係之間的「委屈」和「冤枉」，作為一種伸冤和控訴。縱使人們的自殺所訴求的道理，經不起深究，也並不值得以自殺來表達，而事實上自殺往往也不能真的得償所願。但是，自殺行爲背後包含着自殺者捍衛自身尊嚴和面子的訴求，以及對其所認爲的「正義」的爭取，到頭來還是令人肅然無語。因為在這層面上，自殺不只是消極的離棄，它反過來可能成爲一種宣告、控訴、抗爭和銘記，因為「自殺總是有足够的重要性，可以引起公眾意識的注意」。在其他抗爭都沒法取得效果的情况下，了決生命，在某種意義上是「弱者」最後的也是最強烈的籌碼和本錢。這當然是弱者最大的悲哀，我們社會的悲劇。
富士康事件是「中國式自殺」的劇烈表現，事態至今雖然迷離而緊急，但看來仍然是由於自殺者解决困厄能力不足、自以為走入窮途末路造成的。面對困厄，束手無策，當媒體把自殺渲染得像魔咒一樣，整日糾纏不去，壓抑得喘不過氣來的時候，自殺竟成了一個末路出口。
但是，我特別記得吳飛《自殺作為中國問題》一書說的，自殺雖是絕望者為重新達到正義而採取的一種極端的反抗形式和最後一擊，然而，很多自殺者並不是真的要自殺，而是一種「失敗的自殺成功」。那些陰差陽錯、那些不是真的要自殺，是有可能挽回來的生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