孫述宇談母語教育

孫述宇談母語教育



記不起第幾次讀孫述宇教授〈使用中文是中文大學的使命〉這一篇文章了。每一回讀的時候都有一種撥亂反正豁然開朗從而感受到一種力挽狂瀾的力量。文章雖是針對香港中文大學而寫的，但我們知道中文大學之創立，不僅僅是籠統地給香港中學畢業生接受大學教育的機會，而更是給他們以中文傳授知識與學習的大學教育的機會。所以孫教授文章討論的既是中文大學的使命，更是香港母語教育和英語學習問題。
香港中文大學成立於一九六三年，一九七五年中大學生會出特刊，檢討學校第一個十年的成績。孫教授當時是中大英文系系主任，應邀寫了這篇〈使用中文是中文大學的使命〉。孫教授當時說，假說中大面對重大困難而能堅持執行一項堅定的中文教育政策，使畢業生都能用中文思考、治學、處事，並使香港中小學母語教育的頹勢得以改良，那才談得上成就不成就。三十五年後的二零零五年，中大學生會又編印特刊，討論的仍然是教學語言問題，重刊了孫教授這篇文章。二零零七年，中大校友關注小組出版《令大學頭痛的中文》一書，印行近萬冊，針對新校長劉遵義改變教學語言政策，強調中文這人類歷史上使用時間最久遠的語言，幾千年下來波折重重，根基深厚而又生機勃勃，中大的短視和冒失、愚蠢政策的抑中揚英，雖增加曲折但是遮擋不了光明的。該書為此專訪孫教授並再次編入孫教授的這篇文章。
今年伊始，牛津為孫教授隆重出版了上下兩卷自選集《小說內外》，孫教授雖自謙是敝帚自珍，但不諱言的確想藉此機會舊話重提，希望再一次引起母語教育和英語學習的討論。因此，孫教授再一次鄭重的編入了〈使用中文是中文大學的使命〉一文，同時收入用英文寫作的“The English Language and Chinese People”文章。一篇文章的命運，和香港的母語教育一樣至今仍是未完成的努力。
香港母語教育前途黯淡，孫教授則堅定信念，世界各先進國家今天都是用母語做學問的。中古時代歐洲通行拉丁文一去不復返，文藝復興後各國逐步改用民族語言做學問，民族教育和學術得以發展。英帝國殖民政府數十年前已順應世界潮流，承認香港華人母語教育的權利，成立中文大學，訂下時間表讓香港中小學走向全部中文教學。可惜的是中文大學從首任校長李卓敏開始就想方設法擺脫中文，香港百萬家長一窩蜂抗拒中小學母語教學（中文真的令人頭痛嗎），甚至連北大清華也爭相提倡英語教學，用高薪招聘能用英語教學的教授，用獎金鼓勵教授用英語授課。 新的買辦階級已形成，孫教授問，母語教育又不合時宜了嗎？
痛苦是沒有種族國籍界限的，但是剥奪學生用母語學習的機會，就是剥奪他們心智成長的權利。大學幾乎所有學科，除了我們的文史哲，都是近百年從西方移植過來的，這些西學在中國沒有根，甚至缺乏足夠的中文書籍，缺乏足夠的中文概念詞匯，缺乏足夠的教師，這是事實，但你能想像得到，像中國這樣的民族要永遠拿他族的語文來做學術嗎？語文是思考的工具，你能想像中國人不能用自己的語言作深入的思考和學術討論嗎？我們能把它留給八十後九十後說“這是你們給我的教育”嗎？
因為剛讀到的新一期《中大校友》新任校董會主席鄭海泉的訪問，難得他談到了教學語言問題，在此把孫教授的書推薦給鄭先生。鄭先生任重道遠，七十年代又曾投入過爭取中文成為法定語文社會運動，是能為中大甚至香港母語教育出大力的人。的確如他說的，語言爭論始於七十年代中文運動，源遠流長，非朝夕可達成共識。但是孫教授和來自中大的人一開始就知道這種困難不管有多大，中文在世界的地位只會愈來愈重要。

歷史政治和女人男人

歷史政治和女人男人



去年沒來得及去屯門參加嶺南大學的「當代文學六十年」研討會, 只有補讀許子東他們編成的會議文集《一九四九以後》, 書厚厚的近六百頁, 說是會議文集一點不假, 除了收集所有的會議論文, 連兩場學者圓桌會議和兩場作家論壇的一言一語, 都有聞必錄, 誰發言引起哄堂大笑, 誰講話聽眾大拍手掌, 都括弧加上按語, 一一記錄在案。四場討論的陣容值得在此一記：王蒙李歐梵陳子善陳芳明盧瑋鑾錢理群黃子平, 陳思和黃錦樹楊玉峰鄭培凱鍾玲王德威, 王安憶朱天心鍾曉陽嚴歌苓平路, 北島黃春明駱以軍董橋陶傑。真難為許子東他們想得到, 因為若沒有這許多「當代作家」, 所謂的六十年當代文學, 難免會過早被專家學者帶入「歷史」殿堂, 而難以再見「此刻」的光采; 而若沒有女人和男人, 六十年來的歷史和政治, 未免也會像國共黨史一樣枯燥無味令人昏睡。
所以董橋在會上說, 這六十年的政治歷史, 對國家對人民當然很不幸，政治歷史中的男人就是蔣介石和毛澤東，女的就是江青跟宋美齡。但文學因為三江分流而出現不同的氣象, 如台灣六十年代小說也好散文也好，女的像林徽因，男的像徐志摩。香港六十年代繼承的是上海，男的像徐訏，女的像張愛玲。董橋說的不多, 聽眾大笑。我相信聽眾笑不只是因為比喻形象跳脫有趣, 而也是因為這觸及了他們讀董橋散文那種獨特懷舊感的敏感了。
這是「當代文學」有趣而和「現代文學」「古典文學」不太一樣的地方。
在當代文學的範疇, 比如讀王安憶朱天心鍾曉陽嚴歌苓平路, 跟讀魯迅周作人沈從文肯定是不一樣的。 因為你可以讀到她們一部剛印出來新作品, 直接接觸到那種文學的單純, 作品完全陌生, 所有文學史教科書都來不及討論、當然也還沒受到政治意識形態的干擾。董橋幾十年前文學經驗中的林徽因, 徐志摩, 徐訏, 張愛玲可能就是這樣的, 和聽眾文學經驗中的北島黃春明駱以軍董橋陶傑, 有令人會心微笑形神巧合。
許子東他們《一九四九以後》用心良苦, 一百多頁的討論使得當代文學六十年變得迷人起來, 學院式的研究和讀者的文學經驗得以連繫了起來。不難想像, 當粉絲聽眾第一次聽到朱天心這樣談到胡蘭成時的反應：「我十六歲認識胡蘭成, 一直都叫他胡爺爺。大概我也是他一輩子碰到的唯一這樣一種關係叫他的, 這也是他一生裏很奇怪的經驗吧。他是非常容易讓人忘記年紀的人。所以他第一次當爺爺, 必須要撐着一個爺爺的樣子來帶一個不是很聽話的學生, 這在他或許是蠻有趣蠻新鮮的經驗。我和天文有兩度去日本住在他的家裏, 他在日本其實生活得很好, 有很多各式各樣的人好像供養他一樣, 可是我覺得他的心情是很寂寞的。」朱天心說, 「我到現在還是把他看作是某個階段的啟蒙老師, 這很重要。」
「當代文學」有研究價值更有啟蒙意義, 最初的文學經驗意味著文學最深的秘密和最持久的魅力。這也是當代文學一再強調, 一切文學其實最終都是當代文學。看見了女人和男人, 才看得見六十年來的歷史和政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