覺民行道

覺民行道



如果沒記錯的話，余英時先生的著作是一九八七年才在大陸正式出版的，〈從價值系統看中國文化的現代意義〉作為《文化：中國與世界》雜誌創刊號的重頭文章，在北京直接介入了當時的文化熱；幾乎同時，朱維錚在上海主編的叢書出版的《士與中國文化》一書結集了同一主題的八篇論文。近十年來，北京三聯和廣西師大版的余先生作品系列一紙風行，影響之深廣，實非本文所能置喙。距初版差不多十五年後的二零零三年，《士與中國文化》出版擴充版，補充了四篇新論文，全書因此上起春秋下迄明清，跨度長達兩千年，余先生為此寫了一篇新版序言，進一步闡述了「士」在中國歷史上所形成高度連續性的傳統，「士志于道」是孔子最早為「士」所立下的規定，余先生說：「用現代的話說，『道』相當於一套價值系統。但這套價值系統是必須通過社會實踐以求其實現的；唯有如此，『天下無道』才有可能變為『天下有道』。」
我還記得余先生結束這篇新序的那句話：「本書所探討的對象雖是歷史陳迹，它所投射的意義卻可能是現代的。」正是因為這樣的話，每當讀到余先生其他別的書時，難免總會尋思，在歷史專題研究中他所關切的現代意義是什麼。
余先生新書《中國文化史通釋》開篇〈綜述中國思想史上的四次突破〉，其中揭示的最新研究成果是，十六世紀（即王陽明時代）是中國思想史上第四次重大的突破。余先生指出，「宋、明兩代理學之間的斷裂遠過於延續，而其中最重大的一個差異必須從政治生態與政治文化方面着手才可理解」。
這個最重大的差異（「得君行道」vs「覺民行道」），就是接着的第二篇文章〈從政治生態看宋明兩型理學的異同〉，於筆者來說，今天讀來有特別的現代意義。
在二○○三年的巨著《朱熹的歷史世界》中，余先生曾對宋代的「國是」作過了詳細的分析，在此〈異同〉一文中，他將以往的專題研究，化繁為簡，用概括的方式呈現出來：「共定國是」成為有宋一代的不成文法之後，士大夫與皇帝「同治天下」取得了制度性基礎，士在宋代不但是文化主體，而且也發展了高度政治主體意識。這種政治生態為「士」提供了一個前所未有的「得君行道」的可能性。余先生因此指出，「得君行道」在宋代並不是一個完全脫離現實的幻想，但是，「王陽明在明代，特別是朝綱紊亂的武宗時期，竟認真地重彈此調，則簡直印證了『與虎謀皮』那句古語」。經過下獄、廷杖、貶逐等一連串的巨創深痛奇恥大辱，王陽明在龍場終於徹悟，「得君行道」在當時的政治生態下只是一個幻想，與宋代相對照，王陽明最顯著的特色是「覺民行道」。
在此，余先生雖然特別強調，宋代士大夫的「得君」與世俗觀念的「邀君寵」絕不能混為一談，但他顯然更看重王陽明的「覺民行道」：「他的眼光已從人君移向一般人民，最終目的是在使天下之人皆知自致其良知」。
余先生說，「覺民行道」是一個偉大的社會運動和傳「道」運動，而不是政治運動，在十六世紀的中國掀起了萬丈波瀾。在二十一世紀的中國，余先生有份簽署的「零八憲章」最多也只是一個傳「道」運動，而不是政治運動。
八九以來，「二十年前的槍聲決定了你的生命」（劉霞詩句）的劉曉波，經過下獄、貶逐等一連串的巨創深痛後，因起草「憲章」將再被囚禁十一年，然而，這是誰的奇恥大辱呢。

餘韻

餘韻


許子東陳思和王德威等編成《一九四九以後》大書論當代文學六十年, 其中有沈雙博士和陳建華教授的長文談張愛玲──真是說不盡的張愛玲。陳建華引《餘韻》來說餘韻──並非剩「餘」物質, 而是喜出望外的「贏」餘, 因為張愛玲的作品畢竟有自己的筆觸和「韻」致。話說得有些自我反複, 但張迷總是受落的。這篇短文要說的卻是上月香港國際詩歌節的餘韻, 因為這樣的一封信：
北島：你好!上星期三和今天埃及詩人海加茲給埃及的最大日報寫了兩篇文章。第一篇文章有關香港，他叫香港「理想完美的城市，差不多！」。他今天寫了有關香港國際詩歌節，翻譯你的，日本詩人及德國詩人的一些詩行。他對香港此次活動有非常好的印象。現在阿拉伯世界的詩人都知道有關這個國際詩歌節，而希望以後有機會參加！謝謝你在文學方面帶給香港大名！
寫信的人是賽義德‧顧德 (Sayed Gouda), 住在香港的一位阿拉伯詩人, 去年十月在悼念阿拉伯詩人達維什 (Mahmoud Darwish) 逝世詩歌晚會上有緣認識。當然, 上月參加過國際詩歌節活動的, 都會記得來自埃及的阿拉伯詩人海加茲 (Ahmad Abdul Muti Higazi)，雖然在此之前我孤陋寡聞未讀過他的詩, 但知道他在阿拉伯世界裏面成就非凡聲名顯赫, 記得在藝術中心閉幕晚會上, 他讀着淺白的詩像跟你聊天, 有一種尋找知音和交流的懇切。我當時想, 我們讓他失望了, 因為我相信在場能聽得懂阿拉伯語言的沒幾個人。然而是什麼讓他在不足一周行程的香港之旅後, 認為香港幾乎是一個「理想完美的城市」呢？
我相信, 只有詩歌本身才能讓一位詩人發出如此的讚美。然而, 詩歌的香港, 我們配嗎？
國際詩歌節後, 本地的報道和評論寥寥可數, 我倒是讀了不少來自外地的評論, 梁文道在鳳凰台電視節目上表示驚訝香港有如此之多的詩歌聽眾, 上海《東方早報》記得的海加茲比我的更加生動而清晰：「不過無論是開幕詩會還是前晚的閉幕詩會, 最具戲劇表現感的無疑是埃及詩人阿赫穆德‧海加茲, 他在朗誦《孤獨女人的房間》時, 更像是在表演一齣話劇的獨白片段，表情、動作、音調與詩歌的氣味非常匹配，但又不誇張和做作, 他的戲劇感, 很少能從中國詩人身上找到。」一切有欲望，與她一起哭泣/一起有慣於自省中孤寂的/身體的味道/一切是鏡子/那有她的臉/有她肢體的友善與羞澀。
《南方都市報》認為香港舉辦這麼大型的國際詩歌活不可思議, 專訪北島說舉辦這場詩人聚會源於他對香港生活的「不滿」：「香港是一個高度商業化的國際都市，邊緣文化的生存空間非常有限。要想住下去，就非得改變這裏的文化生態環境不可。」其實, 我知道北島這樣的念頭萌於九七年半官方辦的那次國際詩歌節, 蕭條零落, 小貓三四隻, 令人沮喪。直到四年前的2005年, 牛津在星光行商務辦《時間的玫瑰》北島詩歌朗誦, 反應熱烈始料不及; 次年他在中大的朗誦會更令人喜出望外。香港有詩歌的土壤, 香港的文化生態正在發生變化。接着是2008年10月在美麗華商務的紀念巴勒斯坦詩人達維什詩歌朗誦，12月《今天》三十周年的詩歌音樂會。
《中國新聞周刊》亦着墨於香港與詩歌之間的矛盾存在, 引述香港詩人廖偉棠說“正如德國詩人荷爾德林所說：越危險的地方越有救。高度商業化壓制下，人們會産生更强烈的精神需求，語言系統的複雜對詩歌是好事，因爲詩歌就需要語言的撞擊和磨礪。香港自然成爲主流話語中心之外的一個特殊的凝聚點。”香港能成為詩歌文化的凝聚點嗎, 是餘韻, 也是期待。

通識與通釋

通識與通釋


老友舒煒是北京三聯余英時先生作品系列的編輯，日前，余先生在電話中告訴他在牛津即將印行的新書叫做《中國文化史通釋》，他喜出望外，想先睹為快，來信預訂，信中他把「通釋」寫成「通識」，普通話「識」「釋」同音，這點筆誤沒什麼大驚小怪的。我倒是一時好奇，去翻了翻詞典，「通識」和「通釋」，有什麼不一樣呢？現在，因為香港小學課程裏有一門常識，中學課程裏又有一門通識，而全世界的大學現在都談論通識教育，所以一碰到「常識」「通識」這樣的詞，就難免心裏發毛。剛才中午飲茶，同事的議論言猶在耳，同事張太說她家的電腦魔童，每天玩五六個鐘頭電腦遊戲，電光火石出神入化，學校的常識課卻還在圖文並茂的教他哪是鍵盤哪是顯示屏哪個是老鼠。另一同事陳生則說她女兒的通識課更離譜，總是把掘路修路工程講得神神乎乎，考她到底是路政署渠務署水務局還是煤氣公司電燈公司電訊公司的責任。我同事的問題是，這種芝麻綠豆讀來做什麼呢。常識和通識，茶餘飯後，大家說得牛頭不搭馬嘴，愈說愈憤慨，難免以偏概全。其實中小學課程叫常識還是通識，不必太較真。
這時候，我就會說不如我們讀一些沒有課本那麼深奧、淺白的通釋的書。這時候，我特別喜歡「通釋」這個詞，喜歡通釋的貫通、旁通之理。比如說，余先生有一篇文章〈原序：中國書寫文化的一個特色〉，就是一篇很好讀的通釋文章，每次讀對我來說都如上了一堂最好的通識教育課。文章說的好像是「同聲相應同氣相求」的文人雅事。
余先生因為收集歷年來為友人著作所寫的序文，編成《會友集》，發現數量之多出乎意料。余先生自問：「孟子有一句名言：『人之患在好為人師』。那麼我是不是犯了『好為人作序』的毛病而不自知呢？但在我的記憶中，每一篇序好像都是在『義不容辭』的情況下完成的。」
是不是「好為人作序」？余先生這部《會友集》去年已出版，書擺在那裏。這引言令我記得以前讀陳寅恪先生的《柳如是別傳》開篇那幾句引言：「昔歲旅居昆明，偶購得常熟白茆港錢氏故園中紅豆一粒，因有箋釋錢柳因緣詩之意，迄今二十年，始克屬草。適發舊篋，此豆尚存，遂賦一詩詠之，並以略見箋釋之旨趣及所論之範圍云爾。」這一粒紅豆引出的就是傳世名篇八十多萬字的《柳如是別傳》，妙不可言。近的則是余先生自己的七十萬字巨著《朱熹的歷史世界》，余先生說一開始只是為《朱子文集》寫一篇介紹性質的序文，然史料引申出來的問題層出不窮，逼使他步步深入，由遠及近，最後一部綜論通釋宋代政治文化演變之作，獨立成篇。
「為人作序」這樣一件中國人看來很平常很普遍的事，余先生聯想到西方和日本的著作中「為人作序」，只是偶然一見，並未形成過普遍的風氣。難道「為人作序」竟是中國文化傳統的一個特色嗎？余先生說，「這個疑問在腦際浮現之後，我的好奇心被挑動了起來。」此亦所謂貫通旁通之理也。余先生好奇心被挑動起來後，一連串的問題就出來了：「序」在中國書寫史上究竟是如何開始的？經過了哪些演變的階段？「序」的傳統進入現代以後又發生了什麼變化？……。
「常識」、「通識」和「通釋」也許分別並不大，分別大的是我們的讀書和教學能不能挑動學子的好奇心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