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識與通釋

通識與通釋


老友舒煒是北京三聯余英時先生作品系列的編輯，日前，余先生在電話中告訴他在牛津即將印行的新書叫做《中國文化史通釋》，他喜出望外，想先睹為快，來信預訂，信中他把「通釋」寫成「通識」，普通話「識」「釋」同音，這點筆誤沒什麼大驚小怪的。我倒是一時好奇，去翻了翻詞典，「通識」和「通釋」，有什麼不一樣呢？現在，因為香港小學課程裏有一門常識，中學課程裏又有一門通識，而全世界的大學現在都談論通識教育，所以一碰到「常識」「通識」這樣的詞，就難免心裏發毛。剛才中午飲茶，同事的議論言猶在耳，同事張太說她家的電腦魔童，每天玩五六個鐘頭電腦遊戲，電光火石出神入化，學校的常識課卻還在圖文並茂的教他哪是鍵盤哪是顯示屏哪個是老鼠。另一同事陳生則說她女兒的通識課更離譜，總是把掘路修路工程講得神神乎乎，考她到底是路政署渠務署水務局還是煤氣公司電燈公司電訊公司的責任。我同事的問題是，這種芝麻綠豆讀來做什麼呢。常識和通識，茶餘飯後，大家說得牛頭不搭馬嘴，愈說愈憤慨，難免以偏概全。其實中小學課程叫常識還是通識，不必太較真。
這時候，我就會說不如我們讀一些沒有課本那麼深奧、淺白的通釋的書。這時候，我特別喜歡「通釋」這個詞，喜歡通釋的貫通、旁通之理。比如說，余先生有一篇文章〈原序：中國書寫文化的一個特色〉，就是一篇很好讀的通釋文章，每次讀對我來說都如上了一堂最好的通識教育課。文章說的好像是「同聲相應同氣相求」的文人雅事。
余先生因為收集歷年來為友人著作所寫的序文，編成《會友集》，發現數量之多出乎意料。余先生自問：「孟子有一句名言：『人之患在好為人師』。那麼我是不是犯了『好為人作序』的毛病而不自知呢？但在我的記憶中，每一篇序好像都是在『義不容辭』的情況下完成的。」
是不是「好為人作序」？余先生這部《會友集》去年已出版，書擺在那裏。這引言令我記得以前讀陳寅恪先生的《柳如是別傳》開篇那幾句引言：「昔歲旅居昆明，偶購得常熟白茆港錢氏故園中紅豆一粒，因有箋釋錢柳因緣詩之意，迄今二十年，始克屬草。適發舊篋，此豆尚存，遂賦一詩詠之，並以略見箋釋之旨趣及所論之範圍云爾。」這一粒紅豆引出的就是傳世名篇八十多萬字的《柳如是別傳》，妙不可言。近的則是余先生自己的七十萬字巨著《朱熹的歷史世界》，余先生說一開始只是為《朱子文集》寫一篇介紹性質的序文，然史料引申出來的問題層出不窮，逼使他步步深入，由遠及近，最後一部綜論通釋宋代政治文化演變之作，獨立成篇。
「為人作序」這樣一件中國人看來很平常很普遍的事，余先生聯想到西方和日本的著作中「為人作序」，只是偶然一見，並未形成過普遍的風氣。難道「為人作序」竟是中國文化傳統的一個特色嗎？余先生說，「這個疑問在腦際浮現之後，我的好奇心被挑動了起來。」此亦所謂貫通旁通之理也。余先生好奇心被挑動起來後，一連串的問題就出來了：「序」在中國書寫史上究竟是如何開始的？經過了哪些演變的階段？「序」的傳統進入現代以後又發生了什麼變化？……。
「常識」、「通識」和「通釋」也許分別並不大，分別大的是我們的讀書和教學能不能挑動學子的好奇心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