沒有父親的文化

馬克．鮑萊因（Mark Bauerlein）的書名叫做《最愚蠢的一代》，北京《三聯生活周刊》記者問他，老一代人鄙視新一代人很正常，但很少會用到「愚蠢」這個詞，為什麼選擇這樣一個帶有侮辱性的詞來形容美國的年輕一代？鮑萊因倒是答得乾脆直接：用「愚蠢」這個詞，就因為它的攻擊性，就因為它的確侮辱了八千七百萬美國年輕人。
我不知道鮑萊因能否如二十多年前艾倫．布魯姆《閉塞的美國心靈》一樣，刮起滔天大浪，但他隨手拈來的資料的確令人咋舌：今時今日，百分之五十五的美國高中生一週花在功課上的時間，不超過一小時；大學生則每週少於十小時。三分之一的年輕人不知道美國副總統是誰；百分之五十二的學生以為美國在「二戰」中的盟友是德國、日本或意大利，而不是蘇聯。鮑萊因加了一句：並非我誇大其詞，美國年輕人的無知程度超出你的想像。鮑萊因又再加了一句：這是全球化的現象。
鮑萊因說年輕人「愚蠢」並不是說他們智力有什麼問題，而是說他們有最好的機會、有最充足的資源成為最聰明、最博學的一代，他們沒有善加利用，他們只沉浸在自己的小世界裏。鮑萊因尤其討厭Facebook，他說他也年輕過，也愚蠢過，但是，「我不明白，一個人為什麼對自己的照片那麼著迷，我不理解，一個人為什麼要寫一個關於自己的博客。」
鮑萊因舉自己為例，十五歲的時候，他也上學，和朋友聊天、打籃球，但晚餐的時候會回家，會一個人做功課。一天裏至少有一段時間，不是和十五歲的人待在一起，而是獨自一人，讀書、思考，或者和父母在一起，聽他們談話，關於外面的世界。
現在有的只是互聯網，年輕人愛生愛死的，你離不開我我捨不了你，每時每刻都膩在一起，深更半夜還在MSN、上載照片、SMS。你看這是我剛才吃的菜，你看這是我的護膚霜。他們沒有分開的時候，他們不再有時間單獨一人，不再有時間和書本在一起，不再有時間和父親在一起。這是一個沒有父親的文化。
父親不再成為追隨者，再不有父親的教導，只有同輩的壓力。科技日新月異，父親在新生事物面前不再是權威，孩子倒過來取代了父親的角色。父親老眼昏花，互聯網世界瞬息萬變；手機層出不窮，孩子雙手聯發短訊，父親卻找不到鍵盤的次序；互動電視3D電影，孩子呀孩子，幾乎真的可以拉着父親的手說，我是你爸爸。
上週二是五四紀念日，香港無事，幾個朋友相約在中山大學校園，甘陽用心良苦，在他的博雅學院樓房前，拉起一幅小小的横條「博雅學院紀念五四」，有一個簡單而隆重的出版社贈書給學生的儀式，舉辦一個小型的座談會「青年閱讀與文化出版」，馬克．鮑萊因《最愚蠢的一代》成為了我們的話題。
我知道，恰恰是五四運動那一年，魯迅用「唐俟」筆名寫作《我們現在怎樣做父親》，魯迅的心情比我們更沉重，但想法則是打倒父親文化，解放年輕人：「自己背着因襲的重擔，肩住了黑暗的閘門，放他們到寬闊光明的地方去；此後幸福的度日，合理的做人。」我一直都非常佩服魯迅的堅韌。
我知道在五四這樣的紀念日，重新樹立父親的權威的努力，有點不合時宜。鮑萊因寫《最愚蠢的一代》也不合時宜，他說唯一能做的，是讓父母把對閱讀書本的熱情，傳遞給他們的子女。可惜的是，我不喜歡鮑萊因最後加上這樣的一句話：但這恐怕也是註定要失敗的，因為另一方的力量太強大了——數碼技術與年輕力量的合謀。

自殺作為中國問題

孫恒的新工人藝術團二○○二年成立，一直以來「用歌聲呐喊，用文藝維權」。昨天五月二十八日在北京民謠義演，悼念富士康工友。朋友傳來他的呼籲：富士康現在就像一個魔咒一樣/整日糾纏在我的腦子裏/空氣中彌漫著沉悶和壓抑/壓在我的胸口/壓得我喘不過來氣/我們必須開口歌唱/我們不能再保持沉默/否則/下一個就是我/下一個就是你/也會跳下去。
孫恒要為富士康的兄弟姐妹、為這個偉大時代默默無聞的勞動者、為生命與尊嚴唱歌。非常及時。雖然，總有一些朋友表現得相對理性相對冷靜，呂祥跟我們說，到目前為止，事情令人迷離。連環校園廝殺學童案，右派表現得很激烈積極，斷定是中國政治制度的失敗使然，並推論若想杜絕同類事件，就應該加快「政治改革」。富士康自殺事件，左派表現得很活躍，認定是自由企業的殘酷造成的惡果，吶喊呼籲打破枷鎖衝出牢籠。
呂祥接着問的是，這兩方是不是都在借題發揮呢？他認為用個案事件來推動特定的政治議程，極不可取。社會也好，制度也好，與個案事件之間，恐怕很難有明確的因果關係。如果真關心問題之所在，應該更多地探討各個個案的具體心理因素。
我記得北大的吳飛教授幾年前寫過《自殺作為中國問題》一書，吳飛面對的還不是富士康這類嚴峻而又急劇變化的連環自殺事件，但她處理的，的確已是日趨嚴重而情況獨特的「中國式自殺」問題。「中國式自殺」大多數發生在家庭裏，發生在有感情的人之間，比如夫妻、父母子女之間。「中國式自殺」往往「起於親密關係，止於親密關係」，來自於親密關係之間的「委屈」和「冤枉」，作為一種伸冤和控訴。縱使人們的自殺所訴求的道理，經不起深究，也並不值得以自殺來表達，而事實上自殺往往也不能真的得償所願。但是，自殺行爲背後包含着自殺者捍衛自身尊嚴和面子的訴求，以及對其所認爲的「正義」的爭取，到頭來還是令人肅然無語。因為在這層面上，自殺不只是消極的離棄，它反過來可能成爲一種宣告、控訴、抗爭和銘記，因為「自殺總是有足够的重要性，可以引起公眾意識的注意」。在其他抗爭都沒法取得效果的情况下，了決生命，在某種意義上是「弱者」最後的也是最強烈的籌碼和本錢。這當然是弱者最大的悲哀，我們社會的悲劇。
富士康事件是「中國式自殺」的劇烈表現，事態至今雖然迷離而緊急，但看來仍然是由於自殺者解决困厄能力不足、自以為走入窮途末路造成的。面對困厄，束手無策，當媒體把自殺渲染得像魔咒一樣，整日糾纏不去，壓抑得喘不過氣來的時候，自殺竟成了一個末路出口。
但是，我特別記得吳飛《自殺作為中國問題》一書說的，自殺雖是絕望者為重新達到正義而採取的一種極端的反抗形式和最後一擊，然而，很多自殺者並不是真的要自殺，而是一種「失敗的自殺成功」。那些陰差陽錯、那些不是真的要自殺，是有可能挽回來的生命。

編書編雜誌的人

好幾年前，小思老師在中環租了一個小單元，錄像錄音文獻搜集文字記錄，開始了她的香港文化人「口述歷史」工程。記不起為什麼，訪談古兆申那天，我也跟了去。小思整個的工程實在太大，至今兢兢業業進行已近十年，尚未整理就緒，故暫時未能付諸印行。最早面世的、訪談古兆申古蒼梧這部份，是一個例外，提早交到我手在牛津印了出來。
小思的談訪，據說大多維時半天一日的。訪談古兆申，一談就是三個工作天。三天談四十年的人和事，其實並不過份，苦的是熊志琴，把錄音整理成二十多萬文字，再作校訂、查核文獻、加按注釋，學術文化就是這麼艱辛的，這樣就過了七年。但比起這本《雙程路》跨越的四十年來說，七年就七年吧，不算太長太久。
小思說六十年代就認識古兆申。按書中所記，好像是他們都被陸離拉去參與《中國學生周報》的活動，到八十年代他們一起成立香港文學藝術協會，一起編《八方》，一起做香港中華文化促進中心，一起做着許多同樣的事。奇怪的是，就算捧着實實在在沉甸甸的這樣一本書，我還是難以想像，這是交往了五十年的小思和古兆申，共同完成一部口述史。
當然，讀下去書中所述真實實在令人記憶猶新，書裏面的照片更像是剛剛拍下來的，尤其是黃繼持老師在場的時候，我覺得最踏實。翻到書中第212頁，小思古兆申黃繼持和汪曾祺，手挽着手合照，滿臉喜氣，如沐春風，那是只有激情的八十年代才會出現的精神面貌，我第一次看見他們，記得就是這樣子的。
八十年代讀書的時候，小思黃繼持都是系裏的老師，然而初次聽到「古兆申」，卻是來自余光中先生。余先生最後一年在中文大學，開現代文學課，講新詩用一本《中國新詩選》作讀本。詩選的編者是「尹肇池」，余光中輕描淡寫的加了一句，就是溫健騮古兆申黃繼持。當時余先生那麼多教導我未記住，卻記着這麼的一個芝蔴綠豆編書掌故，也許跟我自己後來做編書工作有關。不久後，去出版社編書，出版社當好出版《溫健騮卷》，黃繼持古兆申編的。再不久又出版《一木一石》，古兆申自己寫的。再後出版黃繼持《寄生草》，我有份做校對的，因為替他們做編輯的是杜漸，而我是杜漸的學徒。
杜漸叫古兆申古仔，我們不敢這麼叫，叫古先生。他們的香港文學藝術協會當時很活躍，與內地文化界來往頻繁，並編輯出版《八方》。戴天會長，黃繼持總編輯，鄭樹森編專輯，古兆申執行編輯，陳輝揚助理編輯，小思司庫主管財政，一時之極。北京《讀書》編輯董秀玉剛調來香港，志同道合互相支持，編沈從文專輯編尋根小說專輯。我閑時替董秀玉送書送稿，這樣跟《八方》熟起來，有空時就替《八方》做校對做貼排。
古兆申同時又創辦了《文化焦點》，這份堪稱香港第一份免費贈閱的文化期刊，創刊終刊，只出版了短短五期。印象深刻的是，這份雜誌創刊來不及辦甚麼儀式，就舉行了一個終刊招待會。這回出《雙程路》故意把終刊招待會的照片登出來。再後來，《八方》停刊，古兆申去台北編《漢聲》。更後來回香港編《明報月刊》，編崑劇叢書。
以前抄寫過好幾次古兆申的作者介紹，都說他是詩人、寫散文、研究張愛玲、中國電影和崑劇專家，這次讀《雙程路》，才驀然發現，編書編雜誌才是他老本行。何況，余生太晚，以上提到的種種，在古兆申《雙程路》裏，都是很後來很後來的事。參與《中國學生周報》，編《中國現代詩選》、《盤古》、《文美》，《保釣周刊》，那才是他風華正茂意氣風發的歲月。

大批判

現在說起來也已是十多年前的事了，九七平穩過渡，香港回歸祖國。一時無所事事，回到闊別十年的校園，說是讀書進修，無非是為了排遣無聊，打發時日。高興的是竟有幸趕上修讀了一學期黃繼持老師的「魯迅研究」。中大中文系的魯迅研究專題，向來由兩個老師輪流開課，讀本科的時候，黃老師逍遙物外，講莊子去了。一直等到離開校園也無緣修讀他的魯迅。好在畢業後，因為《八方》，因為黃老師的文集《寄生草》出版雜務，偶爾有機會見到他。有一段時間，甚至常常藉故工作上遇到這樣那樣的疑難，跟曾憲冠兄不時約老師吃茶聊天，因為實在喜歡聽老師談文論藝、評點世事。出版古蒼梧的《備忘錄》，得他寫序，印行張承志《清潔的精神》、張旭東《幻想的秩序》，他都出謀指點。其後有機會出版他和鄭樹森盧瑋鑾合寫的《追跡香港文學》，則實在稱得上是一段甜美的時光了。黃老師說書論文，知世論人，出入古今，詩文辭章隨憶隨誦，那種瀟灑風神，日前跟小思老師無意說起，一碰話題已知太晚，清明雨霏，小思眼眶一下子紅了。
黃繼持老師的「魯迅研究」課，其實並沒有取巧的竅門捷徑。我讀過老師發表的所有論魯迅的文章，或長或短，幾十年來總共不過十篇八篇，沒有「專著」，但我就是認為老師懂魯迅。大學的課，雖稱為研究課程，其實仍只是入門導論課，他做的也只是讓我們遠離汗牛充棟真假難辨的「魯迅學」，回到魯迅本身，細讀原典。老師常說的好像也只是淺顯的道理，「談人文之學，必須目中有人，筆下有心；而非徒文本解拆，文字搬弄」。可能正因為這樣，當老師在課上破例地要同學必讀汪暉的魯迅研究專著《反抗絕望》時，我記得我「咦」了一聲出來。
八年前的二零零二年三月，老師已作仙鶴遊。但我可以想見，當老師知道汪暉這本寫於二十多年前《反抗絕望》，近日竟被媒體開刀，徒作文本解拆，文字搬弄，指控裁定為學術抄襲時，是怎樣的一種憤慨。
兩周前本版樓上梁文道兄曾附和議論所謂「中國式的抄襲」，在此似有必要再略作引述。內地《南方周末》今年三月二十五日以跨版轉發了南京大學王彬彬的一篇長文，指控內地最著名的學者汪輝二十年前的博士論文《反抗絕望》抄襲嚴重，罪無可恕。汪暉出自魯迅弟子唐弢先生的門下，任過十年《讀書》雜誌主編，是近十年內地最受爭議的知識分子。此文一出，隨即在媒體和網絡引爆了至今不休的激烈爭論。被指興風作浪的《南方周末》，一再發揮大眾媒體的威力，藉助一些甚至沒有讀過《反抗絕望》的「文評家」之口，對一位學者的學術成就，扣上了有罪帽子。我讀了左岸文化網站魏行的綜合性長文，那真的是赤裸裸的一個媒體以暴力干涉學術的案例。當事人汪暉因為事發時人在海外，手邊連《反抗絕望》也沒有，第一反應是「由學術界自己來澄清」，然而連這樣的一句話，也被演繹成對「那些指控鐵證如山，即便是汪輝本人一時間也沒什麽話好說」。
就在這樣的大批判聲討中，我卻為汪暉印好了他最新的學術著作《亞洲視野：中國歷史的敍述》，友人舒煒當即來信說出版得非常及時。然而令人擔心的是，在這媒體橫行霸道的大批判年代裏，還容得你說一句：談人文之學，必須目中有人，筆下有心；學術由學術界自己來澄清呢？

寫信的日子

詩人張棗三月八日於德國圖賓根大學醫院病逝時才四十八歲，北島寫了一則悲情往事，用電子郵件傳給我們跟張棗一起編過雜誌的人。在不容易的九十年代，我們幾個人跟張棗一起，編過十年的《今天》。說是「一起」，其實有些言過其實。張棗一個人在德國圖賓根念博士的時候，和他一起編詩的另一位詩歌編輯宋琳寄居巴黎，其後又搬去阿根廷布宜諾斯艾里斯。主編北島居無定所，十年間住過十個國家。評論編輯李陀和劉禾雖一直在美國，但從芝加哥到柏克萊到密西根到紐約，地址變了又變。很多時候稿子寄出的和收樣刊的地址已不一樣。只有小說編輯陳邁平的不變，那是借用瑞典斯德哥爾摩大學東亞系的郵址，那是在北歐，差不多有北極那麽遙遠。
這樣的一些人「一起」編雜誌，以前沒有電子郵件，又不可能每個人都買得起傳真機，靠的只能是寫信。信件稿件從世界各個角落寄到編輯手上，再從四面八方的編輯分寄到香港，印成雜誌，再分寄回內地和世界各地。如此這樣，九零年復刊後的《今天》一直活到今天，一度也被稱為流亡雜誌。這個「流亡」，不是詞語，是生活。相對很多已經停刊的流亡雜誌，很多人都說，《今天》這樣活下來是一個奇蹟。事實上，現在不管我怎麽回過頭去想，也覺得當時那樣的操作模式，實在有點匪夷所思。
那樣的編輯操作模式，是九十年代初在紐約，似乎是唯一一次編輯碰頭會議上决定的。忘記了是什麽人贊助的機票，在紐約開編輯會，但我記憶清晰，最後一夜在高樓天台看曼哈頓夜景，對着璀燦的燈海，張棗忽然向下縱身一躍，他說真有跳下去的衝動。我當時覺得他舉止狷狂，有些造作。他那種過於奔放的浪漫，和九十年代初那種壓抑的政治氣候、和別的流亡者那種焦躁不安，格格不入。那是我初次也是唯一一次見到他。當然後來的十年我們寫了很多信。找回那些寫信的日子，讀已不復在世的你的信。
《今天》最重詩歌，整個九十年代主要是張棗在編，他編的這十年詩歌，後來精選成一部《空白練習曲》詩集，由牛津大學出版社出版，那無疑是當代中國文學史不可能被忽略的成果。張棗寄來詩稿之餘，有時候也會爲大家打打氣，他引豪夫里斯塔，這是「詞語拋下我們不管」的時代。接着張棗總會說，真正的詩人必須活下去。舉步維艱，荷戟獨往，就算是一個結結巴巴的追問者。他喜歡、或者說妒忌北島，他愛引用北島的話，比如他也說詩人是「黑暗中的演講者」。
認識張棗之前，讀過他的《鏡中》。今天重讀，仍覺得好：「只要想起一生中後悔的事 / 梅花便落了下來 / 比如看她游泳到河的另一岸 / 比如登上一株松木梯子 / 危險的事固然美麗 / 不如看她騎馬歸來 / 面頰溫暖 / 羞慚。低下頭，回答着皇帝 / 一面鏡子永遠等候她 / 讓她坐到鏡中常坐的地方 / 望着窗外，只要想起一生中後悔的事 / 梅花便落滿了南山。」據說是大學時期寫的，據說他很早就意識到自己的出類拔萃。北島說，張棗無疑是中國當代詩歌的奇才。
讀着北島的〈悲情往事〉，我回了一封雜亂無章的電子郵件，說了一些無關重要的瑣碎，比如說張棗為了說服我出版柏樺的《毛澤東時代的抒情詩人》，破費給我打了好幾個越洋電話；比如說張棗讓我記着當年編刊的艱難，那時每期收到張棗寄來的詩稿，所有的詩稿都被剪裁修葺過，繞着詩行字句，裁掉空白的紙張，只保留寫有詩行的小紙塊。不是嗜好手工藝，張棗要減輕郵件重量，省下郵資。

四手聯彈九成自由

四手聯彈九成自由




一個是北京大學著名法學教授賀衛方，一個是無畏的章詒和，合作寫了一本《四手聯彈》。據知香港牛津版剛印好尚未上市，內地媒體即傳出會出簡體字版的消息：章詒和與賀衛方，兩位都是在國內人文學界頗具爭議的人物，兩位都很久沒有在國內出版新作；這回竟聯起手來煮文變戲法云云。打電話向大姐道賀，祝賀她重獲出版自由。你不知道，章詒和自《伶人往事》後，她寫的《順長江水流殘月》《這樣事和誰細講》《一半烟遮一半雲埋》，編的《五十年無祭而祭》都只有繁體字版，而不被允許出版簡體字版的。誰知大姐苦笑着說，國家不是在進步嗎，書能印當然高興，但是全書還是被刪掉了一成篇幅，只剩香港版的九成內容。
這種司空見慣的事當然不值得大驚小怪的，只是還是好奇。不是說你們變戲法的這本書：「世俗，趣味，隨意，是宗旨。無政治，無思想，無鋒芒，是特色」嗎，怎麼還會被刪節？職業病作怪，也想趁機學習了解內地的出版尺度標準，我把被刪掉的文稿和香港版比照着仔細校讀了一遍。章詒和藉寫香港書展記在香港買禁書的〈歷史是有聲音的〉一文被刪，文中提了太多的禁書書名，也有不太陽光面的憤世情緒，影響不好，刪掉可以理解；〈先天禀賦，後天學養〉悼念美國哥倫比亞大學教授、中文口述歷史的始創人唐德剛先生，此文整個被刪，令人難以理解；〈雙照樓詩詞稿〉一文寫大漢奸汪精衛，刪去也許「大快人心」；〈遂了功名遂風情〉寫大右派羅隆基，因為羅隆基刪去令人無可奈何；〈錢鍾書的「閱世」〉一文出自北大法學教授賀衛方手也被刪，有些莫名其妙。我的迷茫注定我不能沾最緊密合作恩惠回內地尋求更大的發展。誰知大姐故意為難，說她其實非常懊惱非常鬱悶，我想她指的是她自己的妥協，她舉例說〈告別喀什〉一文的確實寫新疆，但文中這樣的一句話「一路行來，彼此的話都不多」也被刪，豈有此理，愈說愈惱怒起來。
耳濡目染盛世中國的偉大成就，我不知怎麼念念有詞的讀起陳冠中的「九成自由」來。其實，不能不承認中國是在進步，現在我們已經很自由了，除了少數不能出的大多數的都能出版了，當然仍需要一個過程，這樣再好好的走十年、二十年、三十年，一切會好起來的，自由會有的。現在你不是已經有九成，甚至更多的題材都可以發表了嗎，可以想見，將來國家條件許可，還可以放寬到九成五、九成六。那就會跟香港、西方差不多了。何況，香港這種自由我們不是也經常駡嗎，也不見得真的最好，西方也有言論和活動的不自由。當然，差別是理論上在西方，政府權力是人民給的，而在中國，人民的自由是政府給的。但這也只是理論上而言，真實的情況不見得真的如此吧。我知道，你指的是「言論自由」不是「行動自由」，是真正的自由不是有限制的自由，憲法上說刻意說明「言論自由」，而不是說「行動自由」，就是因為兩者有區別。我知道「言論自由」講的就是自由，而不是限制。不能說是有限制的「言論自由」吧。
這本《四手聯彈》其實只是一本有圖有文的雜文，雁過留聲，人過留影。兩位作者藉照片，寫着他們的思緒和想像，寫出他們的快樂和傷感。邊彈邊唱。賀衛方記着普魯斯特的話，說照相機並不是現實的忠實記錄，它分解了現實，使之成為可以操控的、曖昧不清的所在。照片是攝影者的喜好，依照片所寫的文章，像這樣的《四手聯彈》，卻是一種難以預期的借題發揮了。

盜火者趙越勝

不日，照例的躲在工作間看書看文稿，電子郵件來時是沒有預約的，叮咚一響的是相熟的學者朋友周保松，來信一開頭就問你知道趙越勝嗎，信裏說他最近讀了一些文章，覺得在八十年代那撥人中趙越勝實在比同輩高出太多了云云。瞭解八十年代大陸文化界的，大概都知道，越勝是「文化：中國與世界」編委會的核心人物，八十年代後期北京青年知識界有一個別具一格的小型沙龍，沙龍主人名趙越勝。那時沙龍周圍的朋友，張志揚蘇國勛周國平朱正琳陳嘉映徐友漁梁治平，現在都是大陸學界的大師級。當然我知道保松說的不會是沙龍主人身份的趙越勝，不會是剛在《讀書》雜誌上寫范競馬的越勝，保松也不可能至今才讀到《七十年代》書中的〈驦歌清酒憶舊時〉一文，我心裏一驚，這種巧合也太詭異神奇了吧，因為我當時正在埋頭看的書稿，正正就是趙越勝的《燃燈者》，而我完全相信，保松不知從哪也看到的越勝的文章，肯定出自這本書稿，是越勝寫的〈輔成先生〉還是〈憶賓雁〉？
八八年甘陽第一次來香港，彼此情投意合，跟香港三聯書店簽署協議出版一套新馬克思主義叢書，葛蘭西霍克海默阿多諾本雅明哈貝馬斯馬爾庫塞一大批選題，其中寫《單維人》的馬爾庫塞指定由趙越勝執筆，八九年初收到的第一批書稿中就有張旭東的《本雅明》和越勝的《馬爾庫塞》。可惜八九風雲驟變，這種知識小叢書一時之間被認為不合時宜，計劃夭折。為越勝出版一直等到二十年後北島編《七十年代》，邀約人在巴黎的越勝撰文。那還不是一本書只是一篇文章。朋友們都知道，越勝嗜書如命，又寫得一手好文章，策動過不少叢書和雜誌的出版計劃，自己卻偏偏非常抵觸出書，寫了文章傳給朋友一讀，就此了事，從不肯結集出版。陳嘉映說他認識的人裏，有文才的不止一二，但〈輔成先生〉〈憶賓雁〉這樣的回憶文章，我想只有越勝寫才好。
但是，我讀到越勝的文章，豈止只是所謂的文才！豈止只是所謂的往日情懷的回憶！越勝說，「賓雁去了，我心痛如割，想無論如何要寫點東西紀念他，此時不動筆，讀書識字又有何用？於是帶稿子去布列塔尼海邊，每夜燈下疾書。雪在邊上，我手寫一頁，她便在電腦上錄下一頁。十天稿成，算在賓雁靈前一哭。輔成先生去了，我彷徨無主。自初識思想，便與先生一起，或遠或近，心靈上沒有片刻分離。先生今天不在了，這世界變得空空的，才覺得自己的心靈的成熟遠不到離師自立的程度。我不能不動筆，留下先生在我身邊。」
朱正琳是越勝的知音，朱正琳說他寫了三個曾經給他帶去光亮的人物，故稱他們為燃燈者。「越勝筆下的三位燃燈者，連同越勝本人，其實也都是盜火者。在我的心目中，劉賓雁先生是鼓蕩天地正氣的志士，周輔成先生是守望普世價值的哲人，都是我仰之彌高的人物。但越勝寫出了他們的寂寞，這讓我得以和他們親近。」
越勝更寫出他的憤慨！我認為這可能就是周保松認為越勝比同輩不少學人更為難能可貴之處。二○○九年五月二十六日，哲學家周輔成先生舉行遺體告別儀式。北大校方無一人出席告別儀式。越勝寫道：先生服務北大近六十年，育人無數，而校方竟吝於表達些微的謝意。蔡先生的學校已然變得如此缺乏起碼的禮貌和教養。讓我寬慰的是，我們哲學班的同學來了，向先生作最後的告別，雖然離開先生已多年，仍知為先生執弟子禮。先生教過的孩子，仁義總是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