章詒和的糾結

章詒和的糾結


月前在這裏，讀到章詒和的短文《這樣事和誰細講》，原來那是她同名新書的序文。記得她說過，《最後的貴族》六篇，她寫了十年。時日倏忽，這樣又過了七個年頭，終於拿出這個續篇。她不讓讀者失望，《這樣事和誰細講》近四百頁，四個篇章寫四個人：翦伯贊、千家駒、羅隆基、李文宜，篇篇擲地有聲。
從《最後的貴族》到《這樣事和誰細講》，章詒和寫的幾乎都是中國民主同盟的上層人士，章伯鈞、羅隆基、史良、千家駒、儲安平、張伯駒、馬連良、李文宜。她說，無意去寫中國民盟史，但我們不難看到，她有意在用她獨特的筆法來寫出民盟的歷史，在這些筆下人物的榮耀和恥辱、高尚和卑鄙、失落和挫折中，我們讀出一部民盟史來了，起碼我們看到了章詒和描繪的中國民主黨派的興衰軌迹。
問題是，六十年來中國民主黨派的興衰，從來不是，或者不只是民主黨派自己的事，而是由別人的黨派決定的——民主黨派在前面表演，中共統戰部在後面指揮。這就是章詒和的心理糾結，這種心理糾結必然又成為她寫作的痛苦。因為她早就把自己的榮辱得失，與她父輩連在一起了，但是，每當風起雪飛，茫茫如煙如霧，她卻發覺，她在一步一步地遠離她父輩創立的民盟——那個由沈鈞儒、黃炎培、章伯鈞、張君勱、羅隆基、梁漱溟、左舜生發起組織的中國民主同盟。
寫還是不寫，寫出來的可能只是恥辱，不寫出來則只有痛苦，甚至寫出來也只會更痛苦。書中《滿腔心事向誰論：父母和千家駒》一文，從題目到內容都可以說是《這樣事和誰細講》的縮影，文中章詒和說了一次經歷：「不久，我去閩南出差，進了一家餐館。那裏面，有八個侏儒做服務生。鐵觀音茶剛沏上，一個福建戲劇史專家問我：詒和，你看他們像誰？像什麼？我反問。像不像現在的八個民主黨派呀。福建朋友說。滿桌開懷大笑，我則心如刀絞。原本以為自己對民主黨派的感情淡得像水，船過水無痕。這刀絞般的心痛卻表明，事情並非如此。追懷已往，不忍追懷，又無法忘懷。或者說，有意遺忘過去，便是快樂嗎？」
誰能夠，又能向誰說出這樣的事呢？章詒和這篇千家駒，從二○○三年一直到二○○九年，數易其稿，寫了七個年頭。千家駒 (1909—2002) 一九三二年畢業於北京大學經濟系，一九四五年抗戰勝利後在香港辦經濟通訊社，任中國民主同盟南方總支部秘書長，兼香港達德學院教授。一九四九年應中共中央之邀回北平參加新政治協商會議籌備會；同時出任中國人民銀行總行顧問。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任中央財政經濟委員會委員，全國政協委員，民盟中央副主席。一九八九年七月，憤然離國流亡海外。章詒和引為奇辱大恥的是，九一年民盟中央因此吊銷了千家駒民盟中央副主席等職務。九二年，經江澤民、喬石、李瑞環簽字，才同意千家駒返回大陸。
在此，章詒和不只寫出了她的憤慨——憑什麼流亡海外人士回鄉，必須向共產黨政權寫悔過書，她更想寫出的是千家駒這種知識人與政治人的雙重性。學術研究與社會關注的高度結合，最終使學者千家駒在晚年成為政治人物。
章詒和說，對待政治人物，歷史看似有情，歸根到底是很無情的。「返回大陸的千家駒在深圳生活，他最後幾年是怎樣過的？我四處打聽，卻無從知曉。不管如何生活，其內心深處定是寂寞如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