輕與重

輕與重


很多年前，和小楓跑去約楊德友翻譯卡爾維諾Six Memos for the Next Millennium 的時候，其實我並未能完全體會輕與重成爲卡爾維諾文學母題的深意。《未來千年備忘錄》是他生前未及完成的六個系列講座，輕鬆的演講方式，卻成爲了卡爾維諾沉重的文學遺囑。當時我朦朦朧朧的好像只意會到，生命沉重，然而文學語言可以輕描淡寫。
文學和生命中的輕與重常常失衡，有時甚至哭笑不分。《安娜．卡列尼娜》開篇描寫阿卡諦維奇偷情被妻子發現的一瞬，“那一瞬間，他沒有能夠使他的臉色適應於他的過失”，那種不知輕重不合時宜的表情，成爲近期關於七十年代回憶和反思的一個切入點。
《七十年代》雖然在香港已出版了大半年，上個月還獲香港電台頒了一個香港書獎，但真正關於書的討論因爲日前北京版面世才剛剛開始。簡體字版略有刪節，哭與笑式的變形卻並不是因為那些關鍵詞的刪節。個人青春的青葱與國家的悲劇，兩相重叠難分難解。個人記憶與歷史事件相互糾結，既矛盾又依存。嚴肅的書寫品質和嘻笑怒駡的批評態度，有如書中一再出現的那首郭路生的《相信未來》，不管在當年怎樣的振聾發聵，在當下激不起半圈漣漪。
在北京新書發佈會上甚至有九零後讀者問作者，你們怎麼會玩到上山下鄉去，還走得那麽偏遠，阿城怎麼從北京下鄉到了雲南玩音響。問問題的人只見阿城在玩，看不見他“度日如年”。“七十年代”對未經歷過“七十年代”的年輕一代而言，意義何在？
一九七六年九月九日毛主席逝世。毛尖在《信報》連載三天的專欄認為，最方便檢閱《七十年代》三十位作者的，就是看他們怎麼描寫這九月九日。有點可惜的是，毛尖以看金庸那樣的速度，一天一夜就檢閱完畢三十個作者的六百頁寫作，與陳丹青北島用了六個月才寫出他們那二十頁經歷，是輕與重的又一次較量；毛尖筆頭太快，而陳丹青北島他們呢，回憶七十年代對於他們來說實在太難艱了。記得陳丹青剛一開篇幾十字，寫到“我們各自坐下，忽然好安靜，那麽，是毛主席死了”的時候，停了好久好久寫不下去，“確鑿的經驗無法確鑿描寫，我確鑿記得那天下午怎樣吞咽有罪的笑意同時心生恐懼”。
然而這種艱難顯然得不到毛尖的理解和體諒，我甚至有點懷疑，對於陳丹青和北島的“笑”，毛尖太快的產生了生理反應，再看不到陳丹青接下來是怎樣吞咽有罪的笑意同時心生的恐懼，看不到北島在“有點怪，有點變形”的會意一笑後，在毛主席追悼會前，還是低下了頭身不由己也站了起來。
毛尖的指責因此有點魯莽輕率：你們的回憶真實嗎？你們有代表性嗎？你們的七十年代和我們的今天有何相干？就算北島能用最美的中文寫出七十年代那麼多的歷史事件，以及這些歷史事件背後那麼生動的個人生活；就算張郎郎阿堅有多麼驚險的經歷；徐冰高默波有那種把愚昧作為養料的大智，他們也回答不了毛尖這種連珠發炮。《七十年代》也許只是相同時代裏不一樣的青春，個人講述各自的故事，也許仍只是歷史的一塊塊碎片，但因為在過去三十年中官方的正統敍述中，這些恰恰被有意無意地過濾或簡化，就算未能一下子給予明確的意義，但個人回憶細節所構成的歷史質感，彌足珍貴。
毛尖在現代的媒體寫作中如魚得水，她那種撒手的衝動有令台下觀眾尖叫的魅力。她甚至樂於把自己的文章概括為“亂來”(這也成為她最新的書名)。這麼一亂來，沉重的七十年代變得輕盈起來，也成為了一本名流的青春回憶，人頭馬的七十年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