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批判

現在說起來也已是十多年前的事了，九七平穩過渡，香港回歸祖國。一時無所事事，回到闊別十年的校園，說是讀書進修，無非是為了排遣無聊，打發時日。高興的是竟有幸趕上修讀了一學期黃繼持老師的「魯迅研究」。中大中文系的魯迅研究專題，向來由兩個老師輪流開課，讀本科的時候，黃老師逍遙物外，講莊子去了。一直等到離開校園也無緣修讀他的魯迅。好在畢業後，因為《八方》，因為黃老師的文集《寄生草》出版雜務，偶爾有機會見到他。有一段時間，甚至常常藉故工作上遇到這樣那樣的疑難，跟曾憲冠兄不時約老師吃茶聊天，因為實在喜歡聽老師談文論藝、評點世事。出版古蒼梧的《備忘錄》，得他寫序，印行張承志《清潔的精神》、張旭東《幻想的秩序》，他都出謀指點。其後有機會出版他和鄭樹森盧瑋鑾合寫的《追跡香港文學》，則實在稱得上是一段甜美的時光了。黃老師說書論文，知世論人，出入古今，詩文辭章隨憶隨誦，那種瀟灑風神，日前跟小思老師無意說起，一碰話題已知太晚，清明雨霏，小思眼眶一下子紅了。
黃繼持老師的「魯迅研究」課，其實並沒有取巧的竅門捷徑。我讀過老師發表的所有論魯迅的文章，或長或短，幾十年來總共不過十篇八篇，沒有「專著」，但我就是認為老師懂魯迅。大學的課，雖稱為研究課程，其實仍只是入門導論課，他做的也只是讓我們遠離汗牛充棟真假難辨的「魯迅學」，回到魯迅本身，細讀原典。老師常說的好像也只是淺顯的道理，「談人文之學，必須目中有人，筆下有心；而非徒文本解拆，文字搬弄」。可能正因為這樣，當老師在課上破例地要同學必讀汪暉的魯迅研究專著《反抗絕望》時，我記得我「咦」了一聲出來。
八年前的二零零二年三月，老師已作仙鶴遊。但我可以想見，當老師知道汪暉這本寫於二十多年前《反抗絕望》，近日竟被媒體開刀，徒作文本解拆，文字搬弄，指控裁定為學術抄襲時，是怎樣的一種憤慨。
兩周前本版樓上梁文道兄曾附和議論所謂「中國式的抄襲」，在此似有必要再略作引述。內地《南方周末》今年三月二十五日以跨版轉發了南京大學王彬彬的一篇長文，指控內地最著名的學者汪輝二十年前的博士論文《反抗絕望》抄襲嚴重，罪無可恕。汪暉出自魯迅弟子唐弢先生的門下，任過十年《讀書》雜誌主編，是近十年內地最受爭議的知識分子。此文一出，隨即在媒體和網絡引爆了至今不休的激烈爭論。被指興風作浪的《南方周末》，一再發揮大眾媒體的威力，藉助一些甚至沒有讀過《反抗絕望》的「文評家」之口，對一位學者的學術成就，扣上了有罪帽子。我讀了左岸文化網站魏行的綜合性長文，那真的是赤裸裸的一個媒體以暴力干涉學術的案例。當事人汪暉因為事發時人在海外，手邊連《反抗絕望》也沒有，第一反應是「由學術界自己來澄清」，然而連這樣的一句話，也被演繹成對「那些指控鐵證如山，即便是汪輝本人一時間也沒什麽話好說」。
就在這樣的大批判聲討中，我卻為汪暉印好了他最新的學術著作《亞洲視野：中國歷史的敍述》，友人舒煒當即來信說出版得非常及時。然而令人擔心的是，在這媒體橫行霸道的大批判年代裏，還容得你說一句：談人文之學，必須目中有人，筆下有心；學術由學術界自己來澄清呢？

寫信的日子

詩人張棗三月八日於德國圖賓根大學醫院病逝時才四十八歲，北島寫了一則悲情往事，用電子郵件傳給我們跟張棗一起編過雜誌的人。在不容易的九十年代，我們幾個人跟張棗一起，編過十年的《今天》。說是「一起」，其實有些言過其實。張棗一個人在德國圖賓根念博士的時候，和他一起編詩的另一位詩歌編輯宋琳寄居巴黎，其後又搬去阿根廷布宜諾斯艾里斯。主編北島居無定所，十年間住過十個國家。評論編輯李陀和劉禾雖一直在美國，但從芝加哥到柏克萊到密西根到紐約，地址變了又變。很多時候稿子寄出的和收樣刊的地址已不一樣。只有小說編輯陳邁平的不變，那是借用瑞典斯德哥爾摩大學東亞系的郵址，那是在北歐，差不多有北極那麽遙遠。
這樣的一些人「一起」編雜誌，以前沒有電子郵件，又不可能每個人都買得起傳真機，靠的只能是寫信。信件稿件從世界各個角落寄到編輯手上，再從四面八方的編輯分寄到香港，印成雜誌，再分寄回內地和世界各地。如此這樣，九零年復刊後的《今天》一直活到今天，一度也被稱為流亡雜誌。這個「流亡」，不是詞語，是生活。相對很多已經停刊的流亡雜誌，很多人都說，《今天》這樣活下來是一個奇蹟。事實上，現在不管我怎麽回過頭去想，也覺得當時那樣的操作模式，實在有點匪夷所思。
那樣的編輯操作模式，是九十年代初在紐約，似乎是唯一一次編輯碰頭會議上决定的。忘記了是什麽人贊助的機票，在紐約開編輯會，但我記憶清晰，最後一夜在高樓天台看曼哈頓夜景，對着璀燦的燈海，張棗忽然向下縱身一躍，他說真有跳下去的衝動。我當時覺得他舉止狷狂，有些造作。他那種過於奔放的浪漫，和九十年代初那種壓抑的政治氣候、和別的流亡者那種焦躁不安，格格不入。那是我初次也是唯一一次見到他。當然後來的十年我們寫了很多信。找回那些寫信的日子，讀已不復在世的你的信。
《今天》最重詩歌，整個九十年代主要是張棗在編，他編的這十年詩歌，後來精選成一部《空白練習曲》詩集，由牛津大學出版社出版，那無疑是當代中國文學史不可能被忽略的成果。張棗寄來詩稿之餘，有時候也會爲大家打打氣，他引豪夫里斯塔，這是「詞語拋下我們不管」的時代。接着張棗總會說，真正的詩人必須活下去。舉步維艱，荷戟獨往，就算是一個結結巴巴的追問者。他喜歡、或者說妒忌北島，他愛引用北島的話，比如他也說詩人是「黑暗中的演講者」。
認識張棗之前，讀過他的《鏡中》。今天重讀，仍覺得好：「只要想起一生中後悔的事 / 梅花便落了下來 / 比如看她游泳到河的另一岸 / 比如登上一株松木梯子 / 危險的事固然美麗 / 不如看她騎馬歸來 / 面頰溫暖 / 羞慚。低下頭，回答着皇帝 / 一面鏡子永遠等候她 / 讓她坐到鏡中常坐的地方 / 望着窗外，只要想起一生中後悔的事 / 梅花便落滿了南山。」據說是大學時期寫的，據說他很早就意識到自己的出類拔萃。北島說，張棗無疑是中國當代詩歌的奇才。
讀着北島的〈悲情往事〉，我回了一封雜亂無章的電子郵件，說了一些無關重要的瑣碎，比如說張棗為了說服我出版柏樺的《毛澤東時代的抒情詩人》，破費給我打了好幾個越洋電話；比如說張棗讓我記着當年編刊的艱難，那時每期收到張棗寄來的詩稿，所有的詩稿都被剪裁修葺過，繞着詩行字句，裁掉空白的紙張，只保留寫有詩行的小紙塊。不是嗜好手工藝，張棗要減輕郵件重量，省下郵資。

四手聯彈九成自由

四手聯彈九成自由




一個是北京大學著名法學教授賀衛方，一個是無畏的章詒和，合作寫了一本《四手聯彈》。據知香港牛津版剛印好尚未上市，內地媒體即傳出會出簡體字版的消息：章詒和與賀衛方，兩位都是在國內人文學界頗具爭議的人物，兩位都很久沒有在國內出版新作；這回竟聯起手來煮文變戲法云云。打電話向大姐道賀，祝賀她重獲出版自由。你不知道，章詒和自《伶人往事》後，她寫的《順長江水流殘月》《這樣事和誰細講》《一半烟遮一半雲埋》，編的《五十年無祭而祭》都只有繁體字版，而不被允許出版簡體字版的。誰知大姐苦笑着說，國家不是在進步嗎，書能印當然高興，但是全書還是被刪掉了一成篇幅，只剩香港版的九成內容。
這種司空見慣的事當然不值得大驚小怪的，只是還是好奇。不是說你們變戲法的這本書：「世俗，趣味，隨意，是宗旨。無政治，無思想，無鋒芒，是特色」嗎，怎麼還會被刪節？職業病作怪，也想趁機學習了解內地的出版尺度標準，我把被刪掉的文稿和香港版比照着仔細校讀了一遍。章詒和藉寫香港書展記在香港買禁書的〈歷史是有聲音的〉一文被刪，文中提了太多的禁書書名，也有不太陽光面的憤世情緒，影響不好，刪掉可以理解；〈先天禀賦，後天學養〉悼念美國哥倫比亞大學教授、中文口述歷史的始創人唐德剛先生，此文整個被刪，令人難以理解；〈雙照樓詩詞稿〉一文寫大漢奸汪精衛，刪去也許「大快人心」；〈遂了功名遂風情〉寫大右派羅隆基，因為羅隆基刪去令人無可奈何；〈錢鍾書的「閱世」〉一文出自北大法學教授賀衛方手也被刪，有些莫名其妙。我的迷茫注定我不能沾最緊密合作恩惠回內地尋求更大的發展。誰知大姐故意為難，說她其實非常懊惱非常鬱悶，我想她指的是她自己的妥協，她舉例說〈告別喀什〉一文的確實寫新疆，但文中這樣的一句話「一路行來，彼此的話都不多」也被刪，豈有此理，愈說愈惱怒起來。
耳濡目染盛世中國的偉大成就，我不知怎麼念念有詞的讀起陳冠中的「九成自由」來。其實，不能不承認中國是在進步，現在我們已經很自由了，除了少數不能出的大多數的都能出版了，當然仍需要一個過程，這樣再好好的走十年、二十年、三十年，一切會好起來的，自由會有的。現在你不是已經有九成，甚至更多的題材都可以發表了嗎，可以想見，將來國家條件許可，還可以放寬到九成五、九成六。那就會跟香港、西方差不多了。何況，香港這種自由我們不是也經常駡嗎，也不見得真的最好，西方也有言論和活動的不自由。當然，差別是理論上在西方，政府權力是人民給的，而在中國，人民的自由是政府給的。但這也只是理論上而言，真實的情況不見得真的如此吧。我知道，你指的是「言論自由」不是「行動自由」，是真正的自由不是有限制的自由，憲法上說刻意說明「言論自由」，而不是說「行動自由」，就是因為兩者有區別。我知道「言論自由」講的就是自由，而不是限制。不能說是有限制的「言論自由」吧。
這本《四手聯彈》其實只是一本有圖有文的雜文，雁過留聲，人過留影。兩位作者藉照片，寫着他們的思緒和想像，寫出他們的快樂和傷感。邊彈邊唱。賀衛方記着普魯斯特的話，說照相機並不是現實的忠實記錄，它分解了現實，使之成為可以操控的、曖昧不清的所在。照片是攝影者的喜好，依照片所寫的文章，像這樣的《四手聯彈》，卻是一種難以預期的借題發揮了。

盜火者趙越勝

不日，照例的躲在工作間看書看文稿，電子郵件來時是沒有預約的，叮咚一響的是相熟的學者朋友周保松，來信一開頭就問你知道趙越勝嗎，信裏說他最近讀了一些文章，覺得在八十年代那撥人中趙越勝實在比同輩高出太多了云云。瞭解八十年代大陸文化界的，大概都知道，越勝是「文化：中國與世界」編委會的核心人物，八十年代後期北京青年知識界有一個別具一格的小型沙龍，沙龍主人名趙越勝。那時沙龍周圍的朋友，張志揚蘇國勛周國平朱正琳陳嘉映徐友漁梁治平，現在都是大陸學界的大師級。當然我知道保松說的不會是沙龍主人身份的趙越勝，不會是剛在《讀書》雜誌上寫范競馬的越勝，保松也不可能至今才讀到《七十年代》書中的〈驦歌清酒憶舊時〉一文，我心裏一驚，這種巧合也太詭異神奇了吧，因為我當時正在埋頭看的書稿，正正就是趙越勝的《燃燈者》，而我完全相信，保松不知從哪也看到的越勝的文章，肯定出自這本書稿，是越勝寫的〈輔成先生〉還是〈憶賓雁〉？
八八年甘陽第一次來香港，彼此情投意合，跟香港三聯書店簽署協議出版一套新馬克思主義叢書，葛蘭西霍克海默阿多諾本雅明哈貝馬斯馬爾庫塞一大批選題，其中寫《單維人》的馬爾庫塞指定由趙越勝執筆，八九年初收到的第一批書稿中就有張旭東的《本雅明》和越勝的《馬爾庫塞》。可惜八九風雲驟變，這種知識小叢書一時之間被認為不合時宜，計劃夭折。為越勝出版一直等到二十年後北島編《七十年代》，邀約人在巴黎的越勝撰文。那還不是一本書只是一篇文章。朋友們都知道，越勝嗜書如命，又寫得一手好文章，策動過不少叢書和雜誌的出版計劃，自己卻偏偏非常抵觸出書，寫了文章傳給朋友一讀，就此了事，從不肯結集出版。陳嘉映說他認識的人裏，有文才的不止一二，但〈輔成先生〉〈憶賓雁〉這樣的回憶文章，我想只有越勝寫才好。
但是，我讀到越勝的文章，豈止只是所謂的文才！豈止只是所謂的往日情懷的回憶！越勝說，「賓雁去了，我心痛如割，想無論如何要寫點東西紀念他，此時不動筆，讀書識字又有何用？於是帶稿子去布列塔尼海邊，每夜燈下疾書。雪在邊上，我手寫一頁，她便在電腦上錄下一頁。十天稿成，算在賓雁靈前一哭。輔成先生去了，我彷徨無主。自初識思想，便與先生一起，或遠或近，心靈上沒有片刻分離。先生今天不在了，這世界變得空空的，才覺得自己的心靈的成熟遠不到離師自立的程度。我不能不動筆，留下先生在我身邊。」
朱正琳是越勝的知音，朱正琳說他寫了三個曾經給他帶去光亮的人物，故稱他們為燃燈者。「越勝筆下的三位燃燈者，連同越勝本人，其實也都是盜火者。在我的心目中，劉賓雁先生是鼓蕩天地正氣的志士，周輔成先生是守望普世價值的哲人，都是我仰之彌高的人物。但越勝寫出了他們的寂寞，這讓我得以和他們親近。」
越勝更寫出他的憤慨！我認為這可能就是周保松認為越勝比同輩不少學人更為難能可貴之處。二○○九年五月二十六日，哲學家周輔成先生舉行遺體告別儀式。北大校方無一人出席告別儀式。越勝寫道：先生服務北大近六十年，育人無數，而校方竟吝於表達些微的謝意。蔡先生的學校已然變得如此缺乏起碼的禮貌和教養。讓我寬慰的是，我們哲學班的同學來了，向先生作最後的告別，雖然離開先生已多年，仍知為先生執弟子禮。先生教過的孩子，仁義總是在的。」

陸離來電話了

聽說做編輯的都接到過陸離的電話，那些運氣特別好的，會經常得到她來電話提點。我的運氣總是若有若無，好在總是在讀稿讀到索然無味，或者改稿改到束手無策的時候，失驚無神偶而會接到一個陸離的電話。智能身份證快推出的時候，為了不讓「身份證」變成「身分證」，加入她的護邊運動，那時候不只通電話，甚至密鑼緊鼓見面開會。但不知是因為她的緊張大師作風，還是因為她眼光實在太犀利，一聽到她的聲音，心頭總會一緊，雖然總是很高興的，特別是這兩年聽說她抱恙在身。
陸離的電話總是這樣開始的，先是寒暄幾句或幾十句，彼此了解一下上一次電話的時間和情節，奇怪的是，幾個月前或幾年前的上一次通話談的是什麼，好像總能很快確定下來。然後，她會非常禮貌地問，手頭在做的事急不急，當你稍為停頓猶豫片刻以表示自己並不完全是公司的冗員時，她隨即已接着說，除非是急到死人冧樓，否則她要說下去了。電話繼續。
雖然每回都是這樣，我還是每回都感到事態嚴重非同小可。只是這一回不完全是關於自己經手出版的書籍，而是因為蘋果這版「星期天飲茶」，所以只好請編輯允許我在此佔用今天這寶貴的版面。上個周日恰逢大年初一，無報。也即在此說的是，二月十二日之前的二月七日的「星期天飲茶」了。然而跟二月十二日有什麼關係呢，容後說明。
「星期天飲茶」見報次日，二月八日星期一，陸離來電話了，開場白過後，她問短文裏你提到的《見證》和同日張灼祥評論的是不是同一本書。好在陸離需要我表態的，關於八九民運、六四、北京風波，我們幾無分歧當即取得共識。但不能不說，她實在非常敏銳，也許是看到太多人或歷史失憶或記憶錯亂，她更着緊的是我們這些做編輯的粗疏大意。司徒華病重，八九民運六四支聯會等等，人們舊事重提，陸離讓我記牢幾個關鍵日子，八九年四一五胡耀邦逝世，四一七悼胡漸變為抗爭，四二六人民日報發表反動亂社論，五月一日北高聯發表告香港同胞書呼籲港人支援，五一七北京戒嚴，五二一百萬香港市民上街，「全港市民支援愛國民主運動聯合會」（支聯會）成立，五二八香港百萬市民再次遊行。
陸離說，支聯會是六四血腥鎮壓之前成立的。八九民運和六四不能混為一談，是不是這樣就能確立其合法性和合理性，我不知道。但陸離的電話讓我有打了一支強心針的感覺，歷史並不真的都會成為虛幻。至於電話從沉重的六四轉而說到梁文道，全是因為「星期天飲茶」。以下的轉述，版權陸離所屬，我相信梁文道兄虛懷若谷，同樣會感激陸離的提點的（雖然我一直思忖自己這回是否多事）。


「星期天飲茶」梁文道〈失落的慢讀〉一文實在是一篇難得的佳作，能得陸離這樣的一句話，作者飲得杯落了。但是，他說史諾比坐在屋頂，對着一部打字機專心寫作。「我每天打一個字，遲早能把整部《戰爭與和平》打出來」。 One of his hobbies is reading Leo Tolstoy's epic novel War and Peace at the rate of"a word a day"，每天讀一字，怎麼會成了每天打一個字。都說蘋果的編輯最認真，怎麼未發現呢？過幾天二月十二日是 Charles M. Schulz十年忌日，梁文道現在的影響又那麼大，網絡流傳又快又廣，史諾比每天讀托爾斯泰《戰爭與和平》一字，變成每天寫《戰爭與和平》一個字，如何是好？陸離急得團團轉，不亞於她說到梁文道訪問陳冠中的長文〈盛世冷眼〉中，前後四次把《中國學生周報》寫成《中學生周報》。
你知道的，陸離讀大學一年級開始在《中國學生周報》做編輯，一待十四年，一九五八年在《中國學生周報》翻譯連載花生漫畫，那時史諾比在美國還未走紅。

鏡頭下的歷史

月前的 12月 18日在「北京財經論壇 2010」上，博源基金會請來鄧小平女兒鄧楠，由毛毛主持發佈中國三十年攝影集《見證》，一本牛津大學出版社出版，在中國大陸並不能公開發行的圖集，其意涵倒是無言而喻的，因為如果說四九年後的三十年是毛澤東時代的話，七八年後的三十年，堪稱鄧小平時代（至於江澤民如何安置有待歷史學家分說）。出版者似是有意為之，在北京展示的圖集封面，是一幅鄧小平的大頭像，而不是香港公開發行版本的封面。日前開始在香港推出的是一張站在上海環球金融中心樓頂的民工圖。民工無名無氏（言下之意也許是毛澤東說的：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創造歷史的動力）。金耀基教授在發佈這本書時說，這是編得最好的中國三十年歷史圖集。
三十年的歷史，一百多位攝影師，逾千張挑選出來的二百九十一張照片，出自《財經》雜誌主編楊浪的解說文字，前美國國務卿基辛格、中國改革先行者杜潤生寫的序文。都說現在是讀圖時代，但在這個圖象色彩繽紛令人目不暇給的年代，我們真的能在這近三百張黑白相片中讀懂原來鏡頭下那些波譎雲詭的人物和歷史嗎？
全書分三部分， 1978-89， 1989-99， 1999-08，十年一斷代，相信沒有太大的爭議，問題是 1976-1978年那兩年該怎麼交待呢？圖集預留了五個跨頁七張照片：文革大動亂、毛澤東逝世、華國鋒接班、四人幫倒台、鄧小平復出。作為大時代的大背景，第一張相片彌為罕見珍貴而意味深長： 1966年 8月 31日，毛澤東第二次接見紅衞兵（毛澤東先後八次接見紅衞兵的內幕和經過是歷史學家不斷討論的題材），當領袖檢閱車剛駛出天安門金水橋的時候，就被混亂的紅衞兵圍堵住了！照片中可見到，毛澤東林彪陶鑄楊成武等人一籌莫展的無奈。編者是這樣解讀這一畫面的：這是一個應當被人記取的頗有象徵意味的場面──領袖和他的汽車，被他發動起來的人群淤塞了！從歷史的角度看文革，毛澤東基於建構新社會制度的理想，試圖發動群眾打碎舊有的制度，結果，中國的制度、秩序和文化都被打亂了。用毛澤東的話說：全面內戰，只是不知道敵人在哪裏。編者接着說，「其實中國這輛車從 1966年駛出的時候就被堵住了， 1978年以後發生的變革，不過是必然發生的對正常秩序的恢復。」
影像見證歷史的魅力很多時候甚至用不着任何文字解說。 1978-89年間，有一幅題為「胡耀邦匯報工作」的照片。照片中我們可看到，當時中國八十年代的政治權力的十位核心人物：鄧小平、陳雲、李先念、葉劍英、彭真、聶榮臻、薄一波、楊尚昆八位老人垂簾聽政，胡耀邦和趙紫陽是兩位在前台的操作者，照片中央是半蹲半坐在椅子邊上的胡總書記，聲嘶力竭地向八位躺在沙發中吞雲吐霧的老人匯報工作。國家總理趙紫陽則端捧着茶杯，神情緊張。真的，中國是一艘大船，波濤洶湧，浪流湍急，既要不斷加速又要力保平衡。


金耀基教授說這部圖集讓他安慰的是，而今太多人失憶，編者沒有。一開篇 1978年天安門悼念遇羅克圖，記着的是先知者的歷史,也啟動了人們敏銳的神經。趙紫陽、六四、禽流感、礦難、地下教會、毒奶、汶川地震，也許有人會說陽光不夠。跨頁的趙紫陽圖、六四，也許是這本書不能在大陸發行的關鍵，編者說「這是一個在歷史上留下重要痕迹的領導人，在回顧中國三十年發展歷程的時候，不能無視他的貢獻」。這幅 1988年的趙紫陽，時任總書記，正在大亞灣視察大亞灣。值得一提的是，照片告訴我們：大亞灣核電廠規劃之初，一度引起香港百萬人簽名反對。許家屯寫報告說為了香港的繁榮安定，建議取消核電廠計劃，趙紫陽請示鄧小平，鄧批示「他反他的，我建我的」。一錘定音。中國三十年，鄧小平一錘定了多少音？
六四照片之前，是戈爾巴喬夫訪華，六四照片之後是一幅題為「交待」的照片： 1989年 6月鄧小平在家裏向新任職中共總書記的江澤民等交待工作。

令人鬱悶的谷歌

谷歌不作惡，共產政府是絕對的惡。所以當谷歌發表聲明說，中國對 Gmail的攻擊，對電子郵件的監視，對互聯網自由言論的控制，令他們忍無可忍，決定重新評估在中國的業務，以後不再審查 Google.cn內容。中國政府若不能讓谷歌合法地在中國營運一個不受審查的搜索引擎，谷歌打算撤離。世界隨即嘩然，外面世界的反應我們都知道，國內有人獻花致敬，有人憤慨寧為玉碎不作瓦全，還懇請谷歌把在中國受到的待遇、經歷的網絡審查、遭受的網絡攻擊、中國網監部門的運作方式和組織架構、中國網絡關鍵詞列表，通通一五一十地公諸於世。
當人們希望谷歌讓全世界看看中國正在發生什麼事，最多互聯網用戶的中國、佔世界上五分之一的人口生活在怎樣的制度之下，有怎樣一堵大防火牆在限制他們自由的時候，谷歌 CEO Eric Schmidt透露，他們還在與中國政府商談，谷歌可能會繼續留在中國，施密特先生甚至以極富感情色彩的語言說「我們愛中國和中國人民」。
一開始，人們也許未弄明白，谷歌打算關閉的中國業務原來僅僅只是谷歌中國（ Google.cn），而其他的業務是會照常營業的。 Google.com將繼續提供中文語言搜索服務。但愈到後來，人們的問題就多起來，比如說，中國政府的網絡監察制度不是什麼秘密，在谷歌進入中國之前就存在。谷歌是在中國的網絡監察制度比現在更嚴格的時候進入中國的，谷歌要在中國市場分一杯羮。時至今日，在網絡監察制度變得相對寬鬆的時候，站出來以政治道德為理由高調宣佈退出市場，難免耐人尋味。有評論者早就指出，從市場經營結果來看， Google.cn沒有存在的理由。不僅需要大量投資，在競爭對手的打擊下， Google.cn毫無還手之力。如資深互聯網分析師洪波說的，谷歌在中國已經營運了四年多，這些投入是白費的。據中國 CNNIC在 2009年 9月公佈的統計數據，僅有 12.7%的中國網民將谷歌作為網站搜索的第一選擇，比上一年下降 3.9%，而 77.2%網民的第一選擇是百度。上一期《時代》周刊《 Google's China Lesson: Silicon Valley Is No Longer King》一文說：當谷歌以堅守價值觀的理由而宣佈退出時，不得不承認谷歌在與百度的競爭中技不如人。
若說谷歌宣佈退出中國不是真的基於政治道德，而只是一項商業考慮，甚至還把中國政府拿來當做自己經營失敗的替罪羔羊。這的確讓我們這些谷歌擁躉吃了一記悶棍。更現實的是，網友羅列證據，按照谷歌自己的高標準，谷歌本身更是一個高舉道德大旗的魔鬼。 2008年印度 IT專業人士 Rahul Krishnakumar Vaid因為在 Orkut網站寫下"I hate Sonia Gandhi"而被捕。 Orkut是谷歌在印度的社交網絡網站。谷歌立即向警方提供了 Vaid的 Gmail電子郵件信息。 Vaid被起訴了違反了印度刑法和信息技術法，在網上社區發佈辱罵印度國大黨領袖索尼婭甘地的內容。如果被判有罪，他將可能要入獄五年，罰款十萬盧比。谷歌說，谷歌致力於保護用戶隱私，但谷歌必須遵守所在國的法律。


更令人鬱悶的是，網民說， 1月 7日，國務卿希拉里在請吃飯，一場圍內的晚宴，來客都是通訊科技界的重量級人物。有谷歌 Eric Schmidt、 Twitter聯合創始人 Jack Dorsey、微軟首席研究與戰略官 Craig Mundie，以及 Mobile Accord總裁 James Eberhard, Cisco的行銷總裁 Susan Bostrom,紐約大學教授 Clay Shirky, Personal個人民主組織創始人 Andrew Rasiej等。這是美國國務院利用信息技術來推進美國外交的一種努力。沒過幾天的 1月 12日，谷歌就出來了。谷歌是否也在為美國政府的政治目的服務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