孫述宇談母語教育

孫述宇談母語教育



記不起第幾次讀孫述宇教授〈使用中文是中文大學的使命〉這一篇文章了。每一回讀的時候都有一種撥亂反正豁然開朗從而感受到一種力挽狂瀾的力量。文章雖是針對香港中文大學而寫的，但我們知道中文大學之創立，不僅僅是籠統地給香港中學畢業生接受大學教育的機會，而更是給他們以中文傳授知識與學習的大學教育的機會。所以孫教授文章討論的既是中文大學的使命，更是香港母語教育和英語學習問題。
香港中文大學成立於一九六三年，一九七五年中大學生會出特刊，檢討學校第一個十年的成績。孫教授當時是中大英文系系主任，應邀寫了這篇〈使用中文是中文大學的使命〉。孫教授當時說，假說中大面對重大困難而能堅持執行一項堅定的中文教育政策，使畢業生都能用中文思考、治學、處事，並使香港中小學母語教育的頹勢得以改良，那才談得上成就不成就。三十五年後的二零零五年，中大學生會又編印特刊，討論的仍然是教學語言問題，重刊了孫教授這篇文章。二零零七年，中大校友關注小組出版《令大學頭痛的中文》一書，印行近萬冊，針對新校長劉遵義改變教學語言政策，強調中文這人類歷史上使用時間最久遠的語言，幾千年下來波折重重，根基深厚而又生機勃勃，中大的短視和冒失、愚蠢政策的抑中揚英，雖增加曲折但是遮擋不了光明的。該書為此專訪孫教授並再次編入孫教授的這篇文章。
今年伊始，牛津為孫教授隆重出版了上下兩卷自選集《小說內外》，孫教授雖自謙是敝帚自珍，但不諱言的確想藉此機會舊話重提，希望再一次引起母語教育和英語學習的討論。因此，孫教授再一次鄭重的編入了〈使用中文是中文大學的使命〉一文，同時收入用英文寫作的“The English Language and Chinese People”文章。一篇文章的命運，和香港的母語教育一樣至今仍是未完成的努力。
香港母語教育前途黯淡，孫教授則堅定信念，世界各先進國家今天都是用母語做學問的。中古時代歐洲通行拉丁文一去不復返，文藝復興後各國逐步改用民族語言做學問，民族教育和學術得以發展。英帝國殖民政府數十年前已順應世界潮流，承認香港華人母語教育的權利，成立中文大學，訂下時間表讓香港中小學走向全部中文教學。可惜的是中文大學從首任校長李卓敏開始就想方設法擺脫中文，香港百萬家長一窩蜂抗拒中小學母語教學（中文真的令人頭痛嗎），甚至連北大清華也爭相提倡英語教學，用高薪招聘能用英語教學的教授，用獎金鼓勵教授用英語授課。 新的買辦階級已形成，孫教授問，母語教育又不合時宜了嗎？
痛苦是沒有種族國籍界限的，但是剥奪學生用母語學習的機會，就是剥奪他們心智成長的權利。大學幾乎所有學科，除了我們的文史哲，都是近百年從西方移植過來的，這些西學在中國沒有根，甚至缺乏足夠的中文書籍，缺乏足夠的中文概念詞匯，缺乏足夠的教師，這是事實，但你能想像得到，像中國這樣的民族要永遠拿他族的語文來做學術嗎？語文是思考的工具，你能想像中國人不能用自己的語言作深入的思考和學術討論嗎？我們能把它留給八十後九十後說“這是你們給我的教育”嗎？
因為剛讀到的新一期《中大校友》新任校董會主席鄭海泉的訪問，難得他談到了教學語言問題，在此把孫教授的書推薦給鄭先生。鄭先生任重道遠，七十年代又曾投入過爭取中文成為法定語文社會運動，是能為中大甚至香港母語教育出大力的人。的確如他說的，語言爭論始於七十年代中文運動，源遠流長，非朝夕可達成共識。但是孫教授和來自中大的人一開始就知道這種困難不管有多大，中文在世界的地位只會愈來愈重要。

歷史政治和女人男人

歷史政治和女人男人



去年沒來得及去屯門參加嶺南大學的「當代文學六十年」研討會, 只有補讀許子東他們編成的會議文集《一九四九以後》, 書厚厚的近六百頁, 說是會議文集一點不假, 除了收集所有的會議論文, 連兩場學者圓桌會議和兩場作家論壇的一言一語, 都有聞必錄, 誰發言引起哄堂大笑, 誰講話聽眾大拍手掌, 都括弧加上按語, 一一記錄在案。四場討論的陣容值得在此一記：王蒙李歐梵陳子善陳芳明盧瑋鑾錢理群黃子平, 陳思和黃錦樹楊玉峰鄭培凱鍾玲王德威, 王安憶朱天心鍾曉陽嚴歌苓平路, 北島黃春明駱以軍董橋陶傑。真難為許子東他們想得到, 因為若沒有這許多「當代作家」, 所謂的六十年當代文學, 難免會過早被專家學者帶入「歷史」殿堂, 而難以再見「此刻」的光采; 而若沒有女人和男人, 六十年來的歷史和政治, 未免也會像國共黨史一樣枯燥無味令人昏睡。
所以董橋在會上說, 這六十年的政治歷史, 對國家對人民當然很不幸，政治歷史中的男人就是蔣介石和毛澤東，女的就是江青跟宋美齡。但文學因為三江分流而出現不同的氣象, 如台灣六十年代小說也好散文也好，女的像林徽因，男的像徐志摩。香港六十年代繼承的是上海，男的像徐訏，女的像張愛玲。董橋說的不多, 聽眾大笑。我相信聽眾笑不只是因為比喻形象跳脫有趣, 而也是因為這觸及了他們讀董橋散文那種獨特懷舊感的敏感了。
這是「當代文學」有趣而和「現代文學」「古典文學」不太一樣的地方。
在當代文學的範疇, 比如讀王安憶朱天心鍾曉陽嚴歌苓平路, 跟讀魯迅周作人沈從文肯定是不一樣的。 因為你可以讀到她們一部剛印出來新作品, 直接接觸到那種文學的單純, 作品完全陌生, 所有文學史教科書都來不及討論、當然也還沒受到政治意識形態的干擾。董橋幾十年前文學經驗中的林徽因, 徐志摩, 徐訏, 張愛玲可能就是這樣的, 和聽眾文學經驗中的北島黃春明駱以軍董橋陶傑, 有令人會心微笑形神巧合。
許子東他們《一九四九以後》用心良苦, 一百多頁的討論使得當代文學六十年變得迷人起來, 學院式的研究和讀者的文學經驗得以連繫了起來。不難想像, 當粉絲聽眾第一次聽到朱天心這樣談到胡蘭成時的反應：「我十六歲認識胡蘭成, 一直都叫他胡爺爺。大概我也是他一輩子碰到的唯一這樣一種關係叫他的, 這也是他一生裏很奇怪的經驗吧。他是非常容易讓人忘記年紀的人。所以他第一次當爺爺, 必須要撐着一個爺爺的樣子來帶一個不是很聽話的學生, 這在他或許是蠻有趣蠻新鮮的經驗。我和天文有兩度去日本住在他的家裏, 他在日本其實生活得很好, 有很多各式各樣的人好像供養他一樣, 可是我覺得他的心情是很寂寞的。」朱天心說, 「我到現在還是把他看作是某個階段的啟蒙老師, 這很重要。」
「當代文學」有研究價值更有啟蒙意義, 最初的文學經驗意味著文學最深的秘密和最持久的魅力。這也是當代文學一再強調, 一切文學其實最終都是當代文學。看見了女人和男人, 才看得見六十年來的歷史和政治。

覺民行道

覺民行道



如果沒記錯的話，余英時先生的著作是一九八七年才在大陸正式出版的，〈從價值系統看中國文化的現代意義〉作為《文化：中國與世界》雜誌創刊號的重頭文章，在北京直接介入了當時的文化熱；幾乎同時，朱維錚在上海主編的叢書出版的《士與中國文化》一書結集了同一主題的八篇論文。近十年來，北京三聯和廣西師大版的余先生作品系列一紙風行，影響之深廣，實非本文所能置喙。距初版差不多十五年後的二零零三年，《士與中國文化》出版擴充版，補充了四篇新論文，全書因此上起春秋下迄明清，跨度長達兩千年，余先生為此寫了一篇新版序言，進一步闡述了「士」在中國歷史上所形成高度連續性的傳統，「士志于道」是孔子最早為「士」所立下的規定，余先生說：「用現代的話說，『道』相當於一套價值系統。但這套價值系統是必須通過社會實踐以求其實現的；唯有如此，『天下無道』才有可能變為『天下有道』。」
我還記得余先生結束這篇新序的那句話：「本書所探討的對象雖是歷史陳迹，它所投射的意義卻可能是現代的。」正是因為這樣的話，每當讀到余先生其他別的書時，難免總會尋思，在歷史專題研究中他所關切的現代意義是什麼。
余先生新書《中國文化史通釋》開篇〈綜述中國思想史上的四次突破〉，其中揭示的最新研究成果是，十六世紀（即王陽明時代）是中國思想史上第四次重大的突破。余先生指出，「宋、明兩代理學之間的斷裂遠過於延續，而其中最重大的一個差異必須從政治生態與政治文化方面着手才可理解」。
這個最重大的差異（「得君行道」vs「覺民行道」），就是接着的第二篇文章〈從政治生態看宋明兩型理學的異同〉，於筆者來說，今天讀來有特別的現代意義。
在二○○三年的巨著《朱熹的歷史世界》中，余先生曾對宋代的「國是」作過了詳細的分析，在此〈異同〉一文中，他將以往的專題研究，化繁為簡，用概括的方式呈現出來：「共定國是」成為有宋一代的不成文法之後，士大夫與皇帝「同治天下」取得了制度性基礎，士在宋代不但是文化主體，而且也發展了高度政治主體意識。這種政治生態為「士」提供了一個前所未有的「得君行道」的可能性。余先生因此指出，「得君行道」在宋代並不是一個完全脫離現實的幻想，但是，「王陽明在明代，特別是朝綱紊亂的武宗時期，竟認真地重彈此調，則簡直印證了『與虎謀皮』那句古語」。經過下獄、廷杖、貶逐等一連串的巨創深痛奇恥大辱，王陽明在龍場終於徹悟，「得君行道」在當時的政治生態下只是一個幻想，與宋代相對照，王陽明最顯著的特色是「覺民行道」。
在此，余先生雖然特別強調，宋代士大夫的「得君」與世俗觀念的「邀君寵」絕不能混為一談，但他顯然更看重王陽明的「覺民行道」：「他的眼光已從人君移向一般人民，最終目的是在使天下之人皆知自致其良知」。
余先生說，「覺民行道」是一個偉大的社會運動和傳「道」運動，而不是政治運動，在十六世紀的中國掀起了萬丈波瀾。在二十一世紀的中國，余先生有份簽署的「零八憲章」最多也只是一個傳「道」運動，而不是政治運動。
八九以來，「二十年前的槍聲決定了你的生命」（劉霞詩句）的劉曉波，經過下獄、貶逐等一連串的巨創深痛後，因起草「憲章」將再被囚禁十一年，然而，這是誰的奇恥大辱呢。

餘韻

餘韻


許子東陳思和王德威等編成《一九四九以後》大書論當代文學六十年, 其中有沈雙博士和陳建華教授的長文談張愛玲──真是說不盡的張愛玲。陳建華引《餘韻》來說餘韻──並非剩「餘」物質, 而是喜出望外的「贏」餘, 因為張愛玲的作品畢竟有自己的筆觸和「韻」致。話說得有些自我反複, 但張迷總是受落的。這篇短文要說的卻是上月香港國際詩歌節的餘韻, 因為這樣的一封信：
北島：你好!上星期三和今天埃及詩人海加茲給埃及的最大日報寫了兩篇文章。第一篇文章有關香港，他叫香港「理想完美的城市，差不多！」。他今天寫了有關香港國際詩歌節，翻譯你的，日本詩人及德國詩人的一些詩行。他對香港此次活動有非常好的印象。現在阿拉伯世界的詩人都知道有關這個國際詩歌節，而希望以後有機會參加！謝謝你在文學方面帶給香港大名！
寫信的人是賽義德‧顧德 (Sayed Gouda), 住在香港的一位阿拉伯詩人, 去年十月在悼念阿拉伯詩人達維什 (Mahmoud Darwish) 逝世詩歌晚會上有緣認識。當然, 上月參加過國際詩歌節活動的, 都會記得來自埃及的阿拉伯詩人海加茲 (Ahmad Abdul Muti Higazi)，雖然在此之前我孤陋寡聞未讀過他的詩, 但知道他在阿拉伯世界裏面成就非凡聲名顯赫, 記得在藝術中心閉幕晚會上, 他讀着淺白的詩像跟你聊天, 有一種尋找知音和交流的懇切。我當時想, 我們讓他失望了, 因為我相信在場能聽得懂阿拉伯語言的沒幾個人。然而是什麼讓他在不足一周行程的香港之旅後, 認為香港幾乎是一個「理想完美的城市」呢？
我相信, 只有詩歌本身才能讓一位詩人發出如此的讚美。然而, 詩歌的香港, 我們配嗎？
國際詩歌節後, 本地的報道和評論寥寥可數, 我倒是讀了不少來自外地的評論, 梁文道在鳳凰台電視節目上表示驚訝香港有如此之多的詩歌聽眾, 上海《東方早報》記得的海加茲比我的更加生動而清晰：「不過無論是開幕詩會還是前晚的閉幕詩會, 最具戲劇表現感的無疑是埃及詩人阿赫穆德‧海加茲, 他在朗誦《孤獨女人的房間》時, 更像是在表演一齣話劇的獨白片段，表情、動作、音調與詩歌的氣味非常匹配，但又不誇張和做作, 他的戲劇感, 很少能從中國詩人身上找到。」一切有欲望，與她一起哭泣/一起有慣於自省中孤寂的/身體的味道/一切是鏡子/那有她的臉/有她肢體的友善與羞澀。
《南方都市報》認為香港舉辦這麼大型的國際詩歌活不可思議, 專訪北島說舉辦這場詩人聚會源於他對香港生活的「不滿」：「香港是一個高度商業化的國際都市，邊緣文化的生存空間非常有限。要想住下去，就非得改變這裏的文化生態環境不可。」其實, 我知道北島這樣的念頭萌於九七年半官方辦的那次國際詩歌節, 蕭條零落, 小貓三四隻, 令人沮喪。直到四年前的2005年, 牛津在星光行商務辦《時間的玫瑰》北島詩歌朗誦, 反應熱烈始料不及; 次年他在中大的朗誦會更令人喜出望外。香港有詩歌的土壤, 香港的文化生態正在發生變化。接着是2008年10月在美麗華商務的紀念巴勒斯坦詩人達維什詩歌朗誦，12月《今天》三十周年的詩歌音樂會。
《中國新聞周刊》亦着墨於香港與詩歌之間的矛盾存在, 引述香港詩人廖偉棠說“正如德國詩人荷爾德林所說：越危險的地方越有救。高度商業化壓制下，人們會産生更强烈的精神需求，語言系統的複雜對詩歌是好事，因爲詩歌就需要語言的撞擊和磨礪。香港自然成爲主流話語中心之外的一個特殊的凝聚點。”香港能成為詩歌文化的凝聚點嗎, 是餘韻, 也是期待。

通識與通釋

通識與通釋


老友舒煒是北京三聯余英時先生作品系列的編輯，日前，余先生在電話中告訴他在牛津即將印行的新書叫做《中國文化史通釋》，他喜出望外，想先睹為快，來信預訂，信中他把「通釋」寫成「通識」，普通話「識」「釋」同音，這點筆誤沒什麼大驚小怪的。我倒是一時好奇，去翻了翻詞典，「通識」和「通釋」，有什麼不一樣呢？現在，因為香港小學課程裏有一門常識，中學課程裏又有一門通識，而全世界的大學現在都談論通識教育，所以一碰到「常識」「通識」這樣的詞，就難免心裏發毛。剛才中午飲茶，同事的議論言猶在耳，同事張太說她家的電腦魔童，每天玩五六個鐘頭電腦遊戲，電光火石出神入化，學校的常識課卻還在圖文並茂的教他哪是鍵盤哪是顯示屏哪個是老鼠。另一同事陳生則說她女兒的通識課更離譜，總是把掘路修路工程講得神神乎乎，考她到底是路政署渠務署水務局還是煤氣公司電燈公司電訊公司的責任。我同事的問題是，這種芝麻綠豆讀來做什麼呢。常識和通識，茶餘飯後，大家說得牛頭不搭馬嘴，愈說愈憤慨，難免以偏概全。其實中小學課程叫常識還是通識，不必太較真。
這時候，我就會說不如我們讀一些沒有課本那麼深奧、淺白的通釋的書。這時候，我特別喜歡「通釋」這個詞，喜歡通釋的貫通、旁通之理。比如說，余先生有一篇文章〈原序：中國書寫文化的一個特色〉，就是一篇很好讀的通釋文章，每次讀對我來說都如上了一堂最好的通識教育課。文章說的好像是「同聲相應同氣相求」的文人雅事。
余先生因為收集歷年來為友人著作所寫的序文，編成《會友集》，發現數量之多出乎意料。余先生自問：「孟子有一句名言：『人之患在好為人師』。那麼我是不是犯了『好為人作序』的毛病而不自知呢？但在我的記憶中，每一篇序好像都是在『義不容辭』的情況下完成的。」
是不是「好為人作序」？余先生這部《會友集》去年已出版，書擺在那裏。這引言令我記得以前讀陳寅恪先生的《柳如是別傳》開篇那幾句引言：「昔歲旅居昆明，偶購得常熟白茆港錢氏故園中紅豆一粒，因有箋釋錢柳因緣詩之意，迄今二十年，始克屬草。適發舊篋，此豆尚存，遂賦一詩詠之，並以略見箋釋之旨趣及所論之範圍云爾。」這一粒紅豆引出的就是傳世名篇八十多萬字的《柳如是別傳》，妙不可言。近的則是余先生自己的七十萬字巨著《朱熹的歷史世界》，余先生說一開始只是為《朱子文集》寫一篇介紹性質的序文，然史料引申出來的問題層出不窮，逼使他步步深入，由遠及近，最後一部綜論通釋宋代政治文化演變之作，獨立成篇。
「為人作序」這樣一件中國人看來很平常很普遍的事，余先生聯想到西方和日本的著作中「為人作序」，只是偶然一見，並未形成過普遍的風氣。難道「為人作序」竟是中國文化傳統的一個特色嗎？余先生說，「這個疑問在腦際浮現之後，我的好奇心被挑動了起來。」此亦所謂貫通旁通之理也。余先生好奇心被挑動起來後，一連串的問題就出來了：「序」在中國書寫史上究竟是如何開始的？經過了哪些演變的階段？「序」的傳統進入現代以後又發生了什麼變化？……。
「常識」、「通識」和「通釋」也許分別並不大，分別大的是我們的讀書和教學能不能挑動學子的好奇心呢。

新人

新人



兩三年前，Mark Leonard寫了What Does China Think?一書，一時成為話題。作者說我們都看見到了中國的崛起，也知道一堆驚人的統計數據；但為何卻說不出任何一位具影響力的中國思想家？未聽說中國是怎麼看待這個世界，又如何看待自己。當然作者後來發現事實並非如此。
如果作者今天才下筆，「中國怎麼想」這樣的問題也許會更清楚了。這幾年來各種對中國道路的理論反思，也許是六十年慶典最大的收穫，它使到不少中國人漸漸明白，六十年來中國人做了些什麽，在做些什麼在想什麼。
不久前，原《讀書》雜誌主編汪暉接受德國雜誌專訪，中譯稿在網絡流傳，訪問稿說這屆新政府的施政，就好像是把新左派的理論主張照搬過來一樣。是耶非耶，不是一時能下結論，可以說的是，近十年來新左派力圖以一種制度創新的角度去看中國，在汪暉、崔之元、甘陽、黃平、王紹光、張旭東等人的努力下，一個理論陣營似已成型。漸漸爭取到了闡釋中國的話語主動權。其理論不再相對於國內的所謂自由派，也不只是試圖打破西方神話重述中國故事，而是嘗試以作為一個中國人這樣的基本存在，追尋中國在人類歷史的意義。有趣的是，這些留洋十多年的代表人物，他們身上那種樸素的民族意識，常常被評論界誤讀爲民族主義。
理論界大膽創新的嘗試的確總是令人側目的，還記得十多年前剛印出崔之元《創度創新和思想解放》一書，托沈公帶給李慎之先生，當時有「南王北李」，李公是北京理論界的領袖，對於崔著正面肯定文化大革命的大民主和鞍鋼憲法，李公表示非常憤怒。李公經歷風雨蒼黃，德高望重，但在理論探索中，這不見得就成為判斷的準則。我當時覺得有意思的是，新與舊的區別已經出現。不同年代的中國人對中國革命、中國道路有着截然不同的解讀。也許是對中西方二元對立、對走資走社論述的厭倦，也許是同代人的天然性親近，我更喜歡新左派，尤其喜歡他們對中國的承擔。
這種區別至今猶然，比如最近所謂的國進民退、重慶模式的報道，海外的中國評論，和崔之元藉重慶模式，進一步分析公有制在經濟市場中的意義，截然不一樣。記得九十年代初，戴卓爾夫人跟鄧小平說，聽說你們要搞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這不是開玩笑嗎？崔之元說，沒有人開玩笑！
所以當日前收到另一位主軍人物張旭東寄來他的《試談人民共和國的根基》時，我對於他說的社會主義「新人」感到莞爾。他說，像中國這樣龐大、複雜的歷史現象和政治實體，它的根基必然是多重而又單純的。
張旭東把這種多重又單純的根基，歸根為一種新人。什麽是新人？新人是被人民共和國所界定的人。什麽是人民共和國？人民共和國是以這樣的人民作爲精神、倫理和文化基礎的新國家。他說這有點像同義反復。他引述美國歷史學家Frederick Jackson Turner 著名的美國文明起源的「邊疆論」：「美國人」決不是一般人印象中的歐洲文化種子在新大陸的開花結果，而是作爲一個全新的文化民族和政治民族，誕生在它向西部拓殖、從印第安原住民和荒野中奪取生存世界的路途上。
今天中國的各個領域，有一種跟「社會主義新人」一脈相承的東西。即使在他們的粗俗、沒有教養和天真的行爲方式和欲望方式中，我們也能看到一種革命和社會主義文化和價值觀的殘留。「中國怎麼想」視乎這些新人怎麼想。

何東生

何東生



因為一句話，何東生在我這裡留下了印象。八十年代初，何東生還在復旦教書，參加興華營，跟港台的知識界初次接觸，那時候國家剛剛開放改革，這樣的半對外接觸彌為珍貴。當然，那時候何東生沒想過自己後來會平步青雲，進入中南海核心階層，何東生說，兩岸三地的知識精英接觸交流後，他最大的發現是，大家想的東西是完全不一樣的，知識結構、問題意識、話語、歷史觀和世界觀，基本上都不一樣，「而且不只是港台知識精英不理解我們，我們也不理解他們。」何東生甚至說得非常坦白，他說大家其實並沒有太大興趣去互相理解。所以真正的理解，幾乎是不可能的。知識精英尚且如此，老百姓更不用說了。
何東生這幾句話，坦白說，在我心裡結了個疙瘩，留了點什麼。距何東生參加興華營的好多年後，香港回歸了，現在時髮，香港人爭相到北京的大學裡接觸接觸交流交流，了解國情，這當然是非常好的事。這各種各樣的國情學習班，有時候結業時會請一些官階較高的來講最後一節課或者講講基本法。我記得有一回一位講基本法的官員把話也說得非常坦白，他說你們香港呀，雖說是這個國際中心那個世界第一，其實說到底並沒有你們自以為的那麼真的有什麼了不起。當我覺得他說得實在對的時候，不知何故卻想到了何東生。這種有點耀武揚威的話，是盛世的產物，跟何東生的沉着和深謀遠慮相比，差太遠了。
何東生晚上失眠睡不着覺，位高權重，晚上喜歡自己開着路虎越野車兜風，開到天亮，累了在車上打個盹。這個國家領導人的私人秘密，並不影響他成為一個深謀遠慮的政治家。現在領導層中當然都不再是革命家而是專業訓練出身，但那不是電機就是水利工程，像何東生這樣的二朝元老又受過馬基雅維利政治學特訓的並不多。何東生不只是集體領導中的一個投票機制，他有他的想法。「西方不是有個上帝？上帝創造世界，祂是全善的，不可能故意創造一個不好的世界，是不是？但世界確實存在不完善之處，所以萊布尼茨這個哲學家就替上帝辯護，說世界雖然不完美，但更好是不可能的。上帝尚且如此，何況中國？中國的現況，已經是在現有條件下最好的了，再好則是現實上不可能的，你不能假設說中國有英國的議會傳統，或北歐的社會民主，或美國的廣大土地資源，中國就是中國，今天的中國，已經找到現實世界中的最佳選項。」
陳冠中《盛世》寫的這個何東生，讓你想到他和Saul Bellow寫的Ravelstein有隱匿的對話一點也不奇怪，何東生像是Ravelstein從政的一個門生。陳冠中怕我們看不仔細，故意加了一些旁注，加插了一段北京施特勞斯和施米特讀書班描述。SS讀書班的是學術、政治和產業界的結合，正式成員有副部級官員、少將級軍人、央企和主權財富投資老總，加上幾位社科院和重點大學的所長、教授。人脈直通天庭。讀的是經世之學，座右銘是智勇雙全 -- 尚武精神、英雄主義和男子氣概。要在這個平庸而沒有榮譽感的年代成為精神貴族。 -- Saul Bellow譏諷說，像是一隻要出發橫越Andes山脈的螞蟻。
既有善於俗白教導和微言大義的哲學家，又有深謀遠慮的政治家像何東生，今天的中國，已經找到現實世界中的最佳選項。何東生興華營的營友、港台的知識精英像陳冠中，最多只能引用伏爾泰諷刺萊布尼茨的話開開玩笑，「在所有可能的世界中的最好的一個世界裏，一切都已經是最好的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