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嵐清在法蘭克福書展

李嵐清在法蘭克福書展

　　
日前內地《南方周末》專題報道中國領導人在海外出書的所謂來龍去脈，可惜有些顯然只是道聽途說，二手轉述語焉不詳，不過這樣的題目說起來倒真有些意思，這幾年來，好像是江澤民開的頭，接着有錢其琛的《外交十年》，現在是前副總理李嵐清在海外牛津出書。也許是李嵐清向來有一種儒者風範，在任時又專管對外經濟貿易和高等教育，早期香港富豪霍英東包玉剛等都是直接跟他打交道，此書未正式面世已備受關注。那天在法蘭克福書展主賓國館，李嵐清《突圍》英文版作為書展首日發佈的新書，我剛好碰上了，牛津大學出版社一眾高層專門從英國牛津過來主持儀式，國內新聞出版署、文化部、中宣部、外研出版社，空群出動，現場播放專門為發佈會錄影的短片，李嵐清用英文介紹他的Breaking Through：It traces the open policy down to its genesis and to the national leaders’ decision-making process behind it during the period from 1978 to 1984, when the policy had struck root in the Chinese soil. That short span of time was a major turning point for China. ...
隨後在牛津館，看到英國人為這本書堆起來的書山，我好奇心起，找到編輯瑪莉女士後，我的問題單刀直入：中國領導人的書，你們西方人真的感興趣？瑪莉對我這種中國讀者的妄自菲薄不以為然，循循善誘的就談將起來，李嵐清書的另一編輯張黎新也在，她中英文都好，即時把瑪莉的話轉譯給在場的中國朋友，是啊，我們也都想知道，一個西方讀者到底是怎麼看中國領導人寫的書呢。
瑪莉美國名校出身，在劍橋、牛津大學出版社做過資深的學術書編輯，特懂中國，我以前跟她合作過，當然她不能算是一個普通的西方讀者 (比如說她多年前曾一下子領養了四個中國孤兒，這可不是一般西方人的能耐)。她說李嵐清不簡單，這本書講的實在是中國當代歷史上一個意義非凡的發展階段──國門初開的歲月。開篇之始，你就能在李嵐清的筆下看出，中國人在經歷文革浩劫和失去毛澤東後的那種哀痛。那時候極左思潮仍盛，兩個凡是還在，改革派雖決意要擺脫中國經濟和工業的落後，卻舉步維難。鄧小平為首的改革派下定決心排除萬難，力圖帶領中國走出了十年之久的封閉狀態，打破經濟停滯不前的局面──這就是李嵐清講的「突圍」。
　　瑪莉開門見山，殊不容易。接着她說，西方世界目睹了過去三十年間中國翻天覆地的改變，對於中國經濟騰飛，知其然卻不知其所以然，即使在中國，瞭解箇中內情的人也並不多……當小張把這句話翻譯出來時，在場的幾個中國朋友面面相覻。究竟是哪些人造就了今天的繁榮？中國從計劃經濟向市場導向型經濟轉變的背後，經歷了怎樣的醞釀過程？經濟特區的設立為中國對外貿易發展和經濟增長鋪平了道路，但是究竟經過了怎樣的政治進程和政策調整，經濟特區才得以建立並發展？
　　瑪莉說這就是李嵐清這書本不簡單的地方了，身為中國開放政策探索與實踐的參與者和決策者，後來更擔任國務院副總理，講述改革開放初期的故事以及關鍵事件內裏的奧妙，他當然是真實權威。可以說，李嵐清的個人經歷，成為本書可信的保證。書中的大量圖片，比如鄧小平為十一屆三中全會發言手寫的提綱等等，多為此前從未向大眾公開的解密檔案、文件和手稿……會看的人知道那都是寶。──我在想呢，李嵐清在法蘭克福能有這樣的西方讀者，不簡單。

法蘭克福書展主賓國

法蘭克福書展主賓國


法蘭克福書展和我們的香港書展不太一樣，參展商面對的是出版商行家而不是讀者，書展中的買賣是版權交易而不是圖書零售。說得直接淺白一點，法蘭克福書展有很多書目很多出版商而沒有太多的書本太多的讀者，想在書展中蹓蹓躂看看書的未免失望。事實上參展商來自五湖四海百多個國家，對於大多數人來說，大多數的書都像天書，文字都如蝌蚪，象形形聲會意並不容易，我的感慨是，並不是所有的文化都是我們共同的財產。我的關注是，在這樣的國際文化平台上，誰是文化的代表，經濟崛起的中國文化形象是怎麼樣的呢。
我有時留守在中國的六號館，有時跑到牛津的大本營八號館（英文大出版商為主），感覺落差很大，一開場，八號館秩序井然，談判各就各位，西方人生意桌上的對方常出現東方善良的面孔，點頭微笑，我們在買。另一邊除了我們的同胞，沒有太多人敢踏足中國文字的海洋，偶而看見同樣善良的西方人，我們趨前握手寒暄，肢體動作像推銷員。這時候，像我這種過份著眼文化之異而忽略文化之同的好事者，心裏憋扭活該，說實話這種文化上的失衡早已習以為常並不值得大驚小怪，所以當我和跟前的大前輩陳萬雄先生吐這種苦水時，他呵呵大笑，說三十年前第一次來參展，那才是天地之別，就算前些年，中國仍只是幾個燈籠幾本書，今非昔比大不一樣的了。
今年法蘭克福書展，中國主賓國（Guest of Honour），一踏足展場你隨處可見主賓國的兩款海報，一張是林妙可一樣可愛中國娃娃圖，另一張是用漢字設計成的圖案海報。我相信，西方人看見海報的圖象訊息是清新，文字訊息是China–Tradition & Innovation（中國：經典與創新）。因為我認得簡體字，接收到的訊息應該比他們多一些：海報圖案由二十個簡體字組成，宋體，大小不一的單字重複出現，有白底紅字，白底黑字，紅底白字幾款，從左到右從上到下的文字次序是這樣的：新穎紙印刷主賓國文化中國書籍書展活力出版。
這二十個單字最多只組成詞義而不成句意，這種海報設計只是現代設計的小手藝，難免令我失望，在此且不去挑剔，因為完全有可能只需一個甭說二十個象形中國文字，就足以把西方人鎮住的。法蘭克福書展主賓國的意思是，展場設有一專門的主題館，同時，以中國展台的名義使用六號E館。場地我出，內涵你來裝。
從現代人的角度看，平台怎麼搭建，和內容同樣重要。主題館，總設計師李繼偉，藝術顧問是徐冰、宋協偉，簡單來說是國家主辦民間承包。設計元素是中國活字、印刷、紙。天花板上像白雲一片的中國宣紙，設定了人們文化活動空間後，接着以時間為序，以造紙術，印刷術發明以及電子出版為標誌，將中國文化出版分為四個時期：早期文字載體、造紙術發明及其發展、印刷術發明及其發展、當代出版。六號館中國展台與主題館的風格相近，可惜太擠太雜。
書展正式開館前一天，由習近平開幕後，時間限定14至18日五天，612項活動，300家出版社，160位作者，陸續登台，國家領導人級的作者有牛津出版的李嵐清 Breaking Through 新書發佈，經濟學家林毅夫主持中國經濟發展論壇，文學家人多勢眾，王蒙余華王安憶莫言蘇童舒婷劉震雲安妮寶貝陳丹燕陳染遲子建等等，沒看過作品的更多如春樹崔岸兒戴來等等，中國香港有也斯葉輝羅貴祥舒淇蔡益懷周蜜蜜，中國澳門有黃文輝，中國台灣有龔鵬程。在國際場合，香港是中國香港，台灣之外有中國台灣，可惜國家留給中國澳門的書架竟排不滿書。
誰是誰，誰代表了誰，是敏感話題。老友萬之專門從瑞典跑去陪同法國作家高行健出席新書活動，當然不能算作中國主賓國的文化交流。

慶祝國慶

慶祝國慶


像我這種不太懂得打理日常生活的人，現代資本主義社會所謂的自由選擇，實在是煩透人的事，小如到超級市場去買一支牙刷牙膏，中午到快餐店買一個飯盒，其五花八門常令我猶豫不決無從下手，大的如愛不愛國慶不慶國慶，在香港好像真的都是可以自由選擇的。尤其是愛國國慶這個大的，我記得從中學進入大學那一年就來煩人，中學讀吳康民的左派學校，國慶還是理所當然的，到了香港的大學校園，總有一些諸如國是學會或者福音團契的人跑來關心你，信主愛國從canteen到課室，如影隨形。愛不愛國成為一條選擇題還不止，還成為辯論題，有時還要爭個面紅耳赤。有人愛國但不愛當代中國，愛文化中國而不愛政治實體中國，頭頭是道好有哲理，但又似是而非自相矛盾，在一大堆中國苦難面前，我也總像患上失語症，不服氣但又口舌笨拙無從申辯，討論結果總變得索然無味變得好無聊。這時候，總會非常懷念小時候在鄉下那種單純而樸素的慶祝國慶，非常懷念鋪開紅紙倒出墨汁等父親寫「慶祝國慶」橫額貼在門眉上那種喜悅，那種樸素是，明知道慶祝國慶四個字中有兩個字重複，也從來不會想一想要不要改換另一種說法。
那的確是一個詞與物、甚至連詞序也固定下來的年代。一年三百六十五天就幾個節日，慶祝元旦、慶祝國慶、慶祝春節。紅太陽是毛主席，我們心中向着的是天安門。國慶過後回學校寫作文，題目總是「國慶有感」，再一次讓你下決心好好學習天天向上，希望能上天安門城樓獻給毛主席。沒有人懂得自由選擇這樣的字，懂得「一窮二白」，但更相信接下來的後半句：一窮二白好畫最新最美的圖畫。那當然是一種理想主義的想像，在這樣的想像中，國慶節那天父母單位分發的大包，顯得非常實在而具體，鷄蛋豬肉做饀的白麪大包，一年唯一一次出現，從未間斷，對於我來說，國慶與大包，建立起了牢靠的詞與物關係，可惜後來我怎麼形容給孩子也無效，能做的是去陸羽飲茶時，每回都要一個鷄球大包，且看陸羽與大包的詞與物關係，憑個人的堅持能維持多久。
慶祝國慶，是天經地義還是個人的一種自由選擇，也許沒太多人有興趣，我身邊的幾個朋友顯然是例外，每年國慶的聚會，老實說在香港不管你怎麼選所選的時間地點每回大家都感到很不對勁，愈來愈不對勁，酒過三巡那個老問題總要來，百年中國，你來選一年，一九四九，你會有別的選擇嗎？
這時候，我總無來由的記起小學三年級課文有一篇是毛主席的《浣溪沙．和柳亞子先生》。這好像是我會背的第一首毛詩詞，但無論怎麼說，當時對於小學生來說太深了讀不懂，「長夜難明赤縣天，百年魔怪舞翩躚，人民五億不團圓。一唱雄鷄天下白，萬方樂奏有于闐，詩人興會更無前。」詩人題記「一九五零年國慶觀劇，柳亞子先生即席賦《浣溪沙》，因步其韻奉和」，我們的鄉村小學老師顯然也不明白什麼是浣溪沙什麼步其韻奉和。只記得老師說柳亞子是毛主席的好朋友。後來知道老師語文水平雖不高，這一句說得很對。柳亞子是國民黨，可毛主席赫赫有名的《七律．長征》《沁園春．雪》都題送了給他。我難免會想，當代中國歷史曲折的確令人擲筆悲嘆，但那些和國慶不國慶還是可分開的，我嚮往有毛澤東柳亞子這樣的一個文人朋友酬唱的國慶酒會，我更想在國慶節這一天過得愉快開心一點，更不用說的是十月一日還是家人的生日呢。

向祖國匯報

向祖國匯報


初秋的北京街頭，忽然下起雨來，無簑無笠只好就近躲入大樓避避風雨，中國美術館大門開着，入場免費，原來是文化部展覽新中國美術六十年，地下三樓五樓，規模大，佳構精品多，六十年來之華誕盛典也。用場刊的話說就是，項目啓動以來，文化部和中國美術館高度重視，傾力打造，盛情推出。從展覽方案到展覽框架，嚴密推敲，反復論證，形成這樣一個容量巨大、氣勢恢宏的展覽，品類之全、質量之精、份量之重可謂盛况空前。煌煌大作，泱泱大國，極六十年美術創作之大觀。
可以想見，中國畫、油畫、版畫、雕塑、水彩、年畫、連環畫、漫畫、宣傳畫，近七百件經典名作都經過多重程序的嚴格挑選。可惜我總覺得畫黨和國家領導人的宣傳畫太多，就說領導人宣傳畫吧，沒有林彪沒有王張江姚四人幫，也沒有趙紫陽，真實面貌有不太真實的一面。大門口有大群大群的中小學生，坐旅遊車來參觀的，不繫紅領巾，但同學少年風華正茂，健康活潑朝氣蓬勃，一看就是新中國未來的接班人。圍在門口伏着站着寫明信片，明信片只是簡單的幾樣款式，正面都是天安門城樓光芒四射和「向祖國匯報」宣傳畫，金燦燦紅彤彤的。同學愈寫愈興奮，銀鈴一樣的笑聲很好聽，我一點也不覺得吵鬧，不知他們看過展覽出來還是等着進去，三五成群輪流在大堂廣告牌前拍照留念，相機都很新款，也有人用更新型的手機自拍，我剛好走出來站在門口看雨，回過頭來看同學，看得出他們很快樂。
是日下午見到定居北京多年的陳冠中，問他新生代的幸福快樂指數，陳冠中絕頂聰明，我未開口他早知道我這種香港人想怎麼樣。他竪着大拇指說現在中國的幸福指數頂瓜瓜。不只同學少年，大家都很幸福快樂，以前幸福指數高的那些尼日利亞、委內瑞拉、波多黎各，早就被我們中國拋離不知幾遠。
自從也斯大大標題「陳冠中寫小說」為《香港三部曲》寫序後，我已把陳冠中當作十足的小說家，事實上這麼多年他搬到中國住，據說想做的事只有一件就是寫小說。小說家說的話誇張有虛構成份。
從現實跳到小說虛構，我腦筯笨轉換不靈。陳冠中笑我呆在香港消息頭腦都閉塞，我只有攤攤手板表示無奈，香港媒體的中國新聞只報憂不報喜。我說，你住北京十多年了吧，那你說說，中國人怎麼一下子就那麼幸福快樂起來了呢。
陳冠中就是陳冠中，嘿嘿呵呵着從背包裏拿出一叠文稿，他說這許多年一直都不敢寫中國，中國人的心態幾年就蛻變一次，八九年敏感咱們不說，九二年鄧小平南巡是一變，九四年宏觀調控是一變，九七年香港回歸是一變，千禧年加入世貿WTO是一變，○三年非典沙士是一變，○八年搶奧運火炬一變奧運舉辦又是一變，這兩年金融海嘯是一大變。這次大變覺得自己原來比美國人還牛B。衛星上天畝產萬斤。以前國民快樂指數的全球排行，中國都不知道排在後面哪裏，最近兩年都排第一，十幾億人都說自己很快樂，都有一種說不出來的小小小嗨。陳冠中說，我叫小小小嗨做hi-lite-lite。
陳冠中有時候說話的確誇張，好像真的在寫小說，他說現在每個人都是文革工農兵海報上的人了。現在不光是北京這樣，全國很多地方都這樣，到處都hi-lite-lite，嗨賴賴。他說，不要說你，我自己有時也迷茫不解悶悶不樂，你說是其他中國人有病還是我有毛病？有這麼快樂嗎？
我被陳冠中說得有點hi-lite-lite，嗨賴賴，怕出門不安全，躲在酒店裏讀他的新小說《盛世》。

李澤厚八十歲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涼風冬有雪，若無閑事掛心頭，便是人間好時節。記得學生時代讀李澤厚的《漫述莊禪》，他書中引的這幾句《無門關》也被我抄寫在書的空白處，何所為也，想不起來了。用現在的話說，我是他的粉絲。粉絲有時候是不分由來的。其實當時讀得最興奮的是他的《美的歷程》和《中國近代思想史論》，囫圇吞棗，但不能不說的是，他論魯迅思想時，借題發揮，粗筆勾勒幾代中國知識分子的風神面貌，實在令人愛不釋手癡迷不已。魯迅曾經想寫自己一代在內的四代知識分子長篇小說，可惜沒有實現。李澤厚把魯迅的四代發展到六代，記得他是這麼說的，「他們的命運和道路，他們的經歷和鬥爭，他們的要求和理想，他們的悲歡離合和探索追求，他們所付出的沉重代價、犧牲和苦痛，他們所迎來的勝利、歡樂和追求，如果譜寫出來將是一部十分壯麗的中國革命的悲歌。魯迅的遺志應當有人來完成。」
讀李澤厚這樣的思想史論述的確痛快。我當時相信李澤厚也只有李澤厚會完成魯迅這個遺志的。所以那時剛斷斷續續的在雜誌上讀到他的《啟蒙與救亡的雙重變奏》，讀到他寫《青年毛澤東》，讀到他寫《馬克思主義在中國》，已感激動，沒想到的是，只爭朝夕，他每天四小時五千字的速度，八七年推出整本《中國現代思想史論》。雖說並未全部完成，但是，在書中李澤厚重提了寫作六代知識分子這漫漫長路，他說，我願為明天的歡欣鋪路。當然我也讀到了劉曉波論李澤厚的長篇大論，劉曉波狂，他收篇的前半句是這麼說的，孔子死了，李澤厚老了。
我的確沒想過當其時李澤厚六十歲。人世有代謝，往來成古今。說起來因為當時我們讀李澤厚的書，幾乎是同一時間不分前後地閱讀，沒有想到《近代思想史論》和《現代思想史論》之間其實相隔了十年。從另一角度看，若把八五年的《古代思想史論》一起算進去，八十年代整個是籠罩在李澤厚之下的。想起來我們在香港得見李澤厚的時候，正是他名滿天下之時。八八年李澤厚去新加坡講儒學，回國途中逗留香港，把《華夏美學》交給三聯董秀玉，初次看着他龍飛鳳舞的手稿，我們一點也不計較字迹潦草難辨，都嘖嘖稱說那叫做才華橫溢。隨後冬天去北京皂君廟他家，他站在大廳請我拍照，牆壁上是馮友蘭八六年寫給他的聯句：「西學為體中學為用，剛日讀史柔日讀經。」那模樣至今我記得清晰：風流倜儻意氣風發。
八十年代中國沒有人不讀李澤厚，像沒有人不讀朦朧詩一樣。記得當時不自量力但實在急不及待的跑去採訪他，李澤厚這麼說：我不寫五十年前人寫的書，也不寫五十年後人會寫的書。談笑風生，睥睨點將中國：文化與世界、走向未來、中國文化書院三大文化團體諸公，沒有人及得上他。
八九年後各奔東西，匆匆二十年，李澤厚客居美國寂寞譯讀《論語》。九十年代甘陽憤憤不平說，哈貝馬斯又怎麼樣，中國有李澤厚。傳為佳話。
春有百花秋有月，上回來北京，春天百花開，沒想到湊國際書展熱鬧又到北京，秋高氣爽，閱兵綵排封路不便，我們相約在四環外的健一公館，青茵緣草，長空朗月，李公剛從美國回來，多年來我們為他編書的，董秀玉舒煒李學軍甘琦老寧侍坐，閑談讀李澤厚的感受。是為記。
臨行前，我們把李公的知識份子課題反過來提問，中國沒有強大的資產階級，知識分子起了引領時代的作用；如今出現了肚滿腸肥的資產階級，是不是不再需要知識分子了呢？大家相視無語。

讀經典學通識

讀經典學通識


我們知道，教統局的課程清清楚楚列明：高中通識教育科的性質，與大學的通識教育不同。中學的通識課程不需與「人文精神」或「古典主義」等意識形態互相聯繫。
教統局在此把人文精神和古典主義刻意強調為一種意識形態，非常礙眼不尋常，但暫且不去管它。新學年開始之際，看着市面上五花八門的通識課本，教育當局說通識教育不需要教科書，故也不審核通識課本。問題是讀書總得有書可讀才是，總不能讓老師學生整天都忙着去剪報上網搜尋找資料。想來想去，還是覺得如果教統局課程能反過來說也許更有意思：高中通識教育是大學通識教育的進階，與「人文精神」或「古典主義」有緊密的聯繫。而既然教科書這樣不是那樣不行，何不讓學子好好讀幾本經典，論語孟子好，詩經楚辭好，三國西遊水滸紅樓夢也好，或希伯來聖經或古希臘史詩或莎士比亞，梁啟超魯迅沈從文梁漱溟陳映真白先勇董橋北島韓少功王安憶等都可以，不貴多貴精，一年選讀一點，老師有書可講，學生有書可讀，也許會有趣得多。不是說三三四互相銜接？為什麼課程在此要截然區別呢？
好像是在提槓唱反調，事實上多年來，就算在大學裏，通識到底是怎麼樣的，至今仍一直爭論不斷，香港如此國內大學亦如此。最近，被國內網絡界稱為通識教育教父的甘陽，毅然放下香港大學的工作，到中山大學創立中國第一家博雅學院兼全校通識教育總監，引起轟動。有些人嘲諷通識教育讀經典不切實際，有人激動感動，「啊，隔山隔水我等百姓不知上哪裏去見這位中國通識教育之父，我借《南方都市報》一角給您磕頭」。
甘陽在中山大學博雅學院的想法，簡單說來就是讀經典學通識，請大教授教通識。多年來，甘陽在董秀玉等的協助下，試辦通識教育講習班，向全國招生，趨之若鶩。學生大多是博士後或大學年青教師。我記得的課程表是這樣的：第一年在清華大學，清華歷史系彭林教授講《中國古代禮儀文明》，甘陽自己講索福克勒斯《僭主奧狄浦斯》，李學勤教《史記·五帝本紀》，汪暉講魯迅《破惡聲論》和《呐喊自序》，劉小楓講尼采《敵基督》。第二年請來前科大副校長錢致榕講《宇宙大歷史》，朱鴻林講《明儒學案》，朱蘇力講《竇娥冤》與中國法律傳統，劉小楓再次講古希臘悲劇《普羅米修斯》，王紹光選讀波蘭尼的《大轉型》。今年夏天是第三年，中央美院院長潘公凱講潘天壽的《中國繪畫史》，復旦朱維錚選讀章太炎《訄書》，張汝倫讀梁漱溟《東西文化及其哲學》，趙辰讀梁思成的《中國建築史》，王銘銘介紹吳文藻和費孝通的「中華民族」理論。
這十多門課，從北京到汕頭到上海，漸漸成形：博雅學院每學期主要課程只有三四門，每門都有大量的閱讀和作業。必修古漢語、古希臘語、拉丁語，兼修藝術理論及其技能。研修的都是中西方文明傳統及其經典的著作，甘陽說通識教育不是課程淺顯，更不要求老師「天上地下都能講」什麽都懂。
詩經（6學分）、拉丁語（6學分）、古希臘史詩（3學分），有人看到第一學期這樣的課程表，一臉狐疑，讀出來後找得到工作嗎？問題是，我們不總是說，重要的是學生在校期間能有真正的學習嗎，教育做人，推崇的是人生價值，是智慧與修養。啊，難道不是這樣的嗎？

誰在乎諾貝爾

誰在乎諾貝爾

2000年高行健獲諾貝爾文學獎，記得當時國內鬧得紛紛揚揚，文學界朋友之中就有人說，以後不會再有人管它什麼諾貝爾不諾貝爾的了。這當然是意氣話，土耳其作家帕慕克2006年獲獎，他的小說《我的名字叫紅》成為中國大暢銷書，可見諾貝爾效應總還是有的。只是我一直弄不明白的反而是，為什麼那些朋友反應得那麼強烈。據萬之在他的新書《諾貝爾文學獎傳奇》裏說，當時甚至有人跑去瑞典學院，遞交抗議信。瑞典學院院士馬悅然在為萬之這本書寫的序文裏甚至說，那些人其實連頒發諾貝爾文學獎的機構名稱都搞不清楚。
馬悅然這麼說，似也是氣話，卻不能不令人思忖，這與文學的品味有關嗎？與高行健本人以及他的小說《靈山》有關嗎？與高行健以一個法國人身份去領獎有關嗎？萬之的書印出來後，要我趁旅遊之便帶一本給人在巴黎的高先生。他的好意是想我近距離領略一下文學大師。其實，十多年前萬之請我們大家去瑞典開會，當時就跟高先生曾有一面之緣，獲獎前後相信感受是不同的。按萬之畫的圖尋路索驥，就在羅浮宮不遠處，高先生在電話裏竟慷慨示知家裏大門門碼。
高先生不再寫小說了，寫小說太沉重，他說，畫畫，準備畫展事宜。來之前萬之就跟我說，高行健的畫出神入化，一踏入門不難被牆上的畫作吸引，道家出世，一片孤僻和冷傲。高先生跟我相熟的中國作家不太一樣，不想回國，他說。冷冷淡淡的，莞爾一笑，似又有一絲的嘲笑，也回不去，他又說。
那種莞爾或嘲笑，也許都只是我讀萬之新書的印象。萬之是陳邁平的筆名，七十年代在地下文學刊物《今天》上寫小說時就用萬之。我笑他起的這種筆名笨，把本名拆成偏旁，遠不如魯迅的且介亭有趣。萬之笑着不語，外表看來隨和其實內裏倔得很，否則他不會不管我們怎麼說，寫出了這本二十多萬字的諾貝爾文學獎傳奇。李歐梵說他七十年代第一次回中國，想了解地下文學，是萬之帶他去見北島。我初認識萬之則是九○年，《今天》復刊，北島主編，萬之社長，他們要我在香港跑印刷廠。雜誌出版二十年，其間在斯德哥爾摩、芝加哥、紐約、香港多次碰頭，話題從《今天》、諾貝爾獎和國際筆會(有一回差點被推出去競選國際筆會秘書長)，變而閑話家常。若沒記錯，陳凱歌拍阿城的《孩子王》是他編的劇本。不久前他還笑着說，你不知道你們的暢銷作家章詒和，我叫她表姐，到北京上學時寄宿在她們家。
穿插的往事，遠不如他寫諾貝爾文學獎的故事傳奇豐富有趣。我不知道他怎麼八十年代就跑去北歐挪威這種小國留學，學挪威語瑞典文，八六年馬悅然就帶他參觀瑞典學院，在跟院士一起飲咖啡聊天時，他「開始感覺諾貝爾文學獎可能並不那麼神秘、神奇或神聖」。後來在斯大教書，年年現場聽諾獎領獎者演講，「看到聽到的不僅僅是文字，也是得獎作家的談吐姿態神采氣質」，大江健三郎未獲獎前他們談過天，帕斯(1990)、布羅斯基(1987)、戈迪默(1991)獲獎後他們見過面，一百周年的盛大慶典他恭逢其會，高行健領獎，被拉去瑞典學院做新聞公報翻譯。萬之謙稱他只像一個舉着領路小旗的導遊，不敢談文學，而只說說一個作家為什麼得「獎」──這不正中我這種八卦讀者下懷！其實，人在瑞典，加上家裏賢妻是瑞典翻譯家，關心諾獎二十多年，萬之豈止解說獲獎的「權威人士」，不難讀出，萬之有他的文學情懷，藉談獎而談文學，引領我們從頒獎詞入門，閱讀一個作家的文學世界。尤令人感動的是，瑞典只比香港人口多不了多少的國家，他們對文學的執著，也許是因為諾貝爾文學獎，迻譯世界文學不遺餘力，在愈來愈庸俗的現代，有人為文學樹立尊嚴和典範，讀着萬之的書，我想，沒有哪個候選人會比瑞典人自己更在乎諾貝爾文學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