君子蘭

君子蘭

今年氣候顛三倒四三，但北方的節令好像還是分明的，從機場一出來，白桃花紅桃花望春玉蘭花，迎春花山桃花杏花，枝頭鬧春意，都開得肆無忌憚，路旁的柳樹鵝黃桔綠，嫩綠新葉上還留著昨晚細微的露珠。冬天一過，春天煥然一新。我們的飛機提早到埗。剛放好行李，古先生忽然說，一起去看看范公。
很久沒見范公了，京城的高速公路愈修愈新，聽說愈新會愈快，但車一堵起來，路並不比從前好走。人們生活條件好了，自己開著車口裏罵起交通堵塞來，心裏還是樂呵呵的，可惜苦了我們外地來的人。去不太遠的芳古園的也在繞彎子，只好請老北京董大姐出來帶路。
范公即范用，筆名叶雨，諧音業餘，書架上有一冊《叶雨書衣》，就是這位正職三聯書店總經理的業餘設計師的封面裝幀作品集。叶雨設計三聯出版的書，我大多都存著，設計風格典雅不在話下，像《讀書文叢》《生活文化譯叢》葉靈鳳的《讀書隨筆》這樣的好書，雖然也是複製時期的大量生產，卻保存著濃厚的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那種獨一無二的油墨味道，粗糙而過於單薄的書紙，傳統套色印刷的封面，因為活字書版印刷而留有明顯凸凹手感的版面，那都是半手工業時代遺存的樸素和真實，從今天數碼時代回頭一看，那時光一去不復返了。
一九三八年范公十五歲，入讀書生活出版社，做練習生；一九八五年范公退休前是三聯的老總。所以，就算三聯去年才慶祝六十周年店慶，范公卻已與三聯書店結緣七十年了。退休後仍編書設計書也寫書，樂此不疲。去年三聯為范公辦了一個展覽，一進場是范公一幅大大的照片，很神氣。
對，就是這神氣兩個字。一生為別人作嫁衣裳，交遍天下文人墨客。除卻沽酒借書外，更無一事擾公卿。黃苗子還這麼說的，范用老兄耽酒嗜書，有五柳先生高致，所撰散文亦不讓桃花源記也。看著手中整整三卷范用散文集《泥土腳印》，因為這樣的出版家我自己也感到神氣起來。你不知道，《泥土腳印》是巴金寫給范公的，願化作泥土，留在先行者的溫暖的腳印裏。
范公幾十年好酒不菸，偏偏晚年患肺氣腫，只能怪天意作弄人。八十六歲，一生記憶太多，現在只選擇最值得記得的記著；一生奔走早已超支，漸漸不想也不能再走路了。躺在床上說話，隨手翻檢床邊的書，書房裏一牆全是酒瓶，見證中西新舊一生的豪氣；另一牆是二流堂舊文友的筆墨字畫，那則是一代出版人與作者的溫情。范公說，我在出版社，接待過好多位鴻儒作家學者畫家。王世襄、費孝通、黎澍、王芸生、蕭乾、吳祖光、馮亦代、黃苗子、郁風、黃宗江、卞之琳、吳甲豐、戈寶權、梅朵、方成、韓羽、姜德明。
誰都看得出來，這不只是一列簡單的名字，那是幾十年中國文化的風景線。所以夏衍說，范用哪裏是在開書店啊，他是在交朋友，范用出的，是文人寫給文人看的書。啊文人，臨行前才驀然看見范公房間地上擺放著一盆君子蘭。

不拍電影的賈樟柯

不拍電影的賈樟柯

聽說賈樟柯不拍電影的時候愛到處閑逛，並未聽過他也在寫書，他來三十三屆香港國際電影節，讓助手一下子送來兩本新書《賈想》和《二十四城記》，非常好奇，急不及待想看。夜深，窗外飄着雨粉，楓樹嫩葉生長無聲，一片寧靜。賈樟柯新書一開篇就說，看這本書，看到一片沉默。
因為年前編過一本《中國獨立電影》訪談錄，是別人談論他們第六代導演的書，開始跟他聯繫，借用一些劇照，確認一些資料。後來有機會見過幾次面，是那種一見如故的隨和，記得見面時好像都跟他幾個寫詩的朋友一起，北島江河西川翟永明（詩人連名字也像現代詩般縹緲），別人議論滔滔，他總沉默不作聲，因為他算是七○後，比所有的人都年青太多，靜靜的安坐着如中學生，眼睛本來就圓大，走神時我總以為是他電影的鏡頭，眼光靈動，讓人總記得他《三峽好人》電影裏那些不老的青山和靈動的長江水。
詩人西川說中國變遷中那些敲敲打打的噪音，平時讓我們覺得亂七八糟的聲音，在賈樟柯電影裏面卻獲得了詩意。人民幣這種東西，農民工拿起來仔細看着錢幣背面的風景畫，夔門、壺口瀑布，居然在《三峽好人》裏也獲得了詩意。非常好玩。
拆遷的現實、李白杜甫詩裏的歷史，太多太多的不協調，電影怎麼去展開敍事，敍事怎麼可能獲得那麼酣暢的一種詩意。在閱讀的沉默中，不難發現賈樟柯原來是他電影最好的評論者，他在《賈想》中把自己的電影真的說得滴水不漏。在沉默中還會發現，就正正是在日常生活的循環和苦悶裏，在他說來毫無浪漫色彩的人際關係及其蛻變中，賈樟柯卻獲得了最深的刺激，找到了他的感悟。
他這樣說，我願意靜靜地凝視，中斷我們的只有下一個鏡頭下一次凝視。我們甚至不像侯孝賢那樣，在凝視過後將攝影機搖起，讓遠處的青山綠水化解內心的悲哀。我們有力量看下去，因為──我不迴避。
二十六歲才第一次看到大海，上中學學會騎自行車後做的第一件事就是騎車到三十里外的另一個縣城去看火車，賈樟柯不止一次地說起那種生命中的激情，我們一路找，終於看到了一條鐵路。大家坐在地上，屏著氣息聽遠處的聲音。那真像一次儀式，讓自己感覺生命中還有某種可以敬畏的東西。
這種真實的經歷，真像是虛構的電影畫面，像賈樟柯的電影裏常有的虛構的情節，卻喚起真實的記憶一樣。記憶怎麼變成現實的呢。他總說想讓自己的電影具有文獻性，不僅在視覺上讓人們看到，像《小武》是一九九七年春天發生在中國北方小縣城裏實實在在的景象，同時也要在聽覺上完成這樣一個紀錄。
在一片沉默中看完兩本書。賈樟柯在此說的沉默指的是新片《二十四城記》中的工人師傅停着不說話的時候，多少驚心動魄的記憶隱沒沉默中。看着《三峽好人》英文名Still Life一樣的靜物，看着電影裏的無聲的雲，在我們時代的噪音（例如立法會裏的粗言俗語）中，沉默真好。

關於風

關於風

天文台新設颱風三級制，在熱帶氣旋最高級颱風之上，增設「强颱風」「超强颱風」，即將卸任的台長親自出來解畫，不說這是跟國內的預報系統看齊，而說是因為市民對以往科學化的風速數字麻木，現在改用「實質形容詞」，讓我們明白風力有多強。媒體說在天文台的實質形容詞下，今夏可能有「超强颱風」卻只掛一號風球。天文台氣死康拉德。

康拉德（Joseph Conrad）其實一九二四年早就死了，傳世小說《颱風》(Typhoon)，孫述宇老師說是文學史上的空前絕後。「地震山崩雪崩都只是剎那間奪人性命，並不帶仇恨激情。颱風卻將人當做仇敵似的攻打，要扯他的肢體纏他的心把他的魂魄逐出去。」康拉德用盡實質與不實質的形容詞，寫颱風的兇猛簡直是有目的有意志的。颱風是在洩憤，以其特有的分崩離析的能力把人與世界的聯繫撕得稀爛粉碎。

不只兇猛，空穴來風，來無影去無踪。科學雖力臻精確，但真要捕捉風，終不如文學形象，見事風生，山雨欲來風滿樓，大風起兮雲飛揚，「條風布暖，霏霧弄晴，池塘遍滿春色。」只可惜天文台沒有劉邦周邦彥的才情，也沒有康拉德儼如無風大海一樣的沉着，描繪風只用「强」和「超强」這種卡通漫畫實質形容詞當然吃力不討好。十九世紀初英國海軍大將蒲福（Beaufort）以帆船在海上航行的速度來區別風力大小，分為十三級，從無風的零級到颶風的十二級，蒲福氏風級一直沿用至今，自然現象漸漸成為科學規律。以前聽前輩學者說那麼多年他一直在研究風，驚訝又令人羨慕，一直等着讀他關於風的歷史研究，他至今不肯輕易拿出來。等不及時我只好把村上春樹《聽風的歌》，麥家的三部曲《聽風者》《看風者》《捕風者》拿來充饑。村上寫的是逝去的歲月，把過去作為風的確是文學家手筆；麥家把那些看不到聽不見的間諜看作風，偵聽叫聽風者，密碼破譯叫看風者，諜報叫捕風者，我看得如癡如醉，看完小說看電視劇，但畢竟不如康拉德那麼真真正正的寫颱風。

孫老師說康拉德正面寫颱風，從愚鈍處寫理想主義的象徵麥回爾船長，似乎成功了。言下之意是說就算是文學家，風和理想主義正面人物一樣都實在不好寫。看着手邊這部《另一個世界是可能的》書稿，我一再走神，想到風也想到了理想，想起了很多作者在大學時代逝去的歲月，那是七十年代火紅時代已經像風一樣過去了的八十年代。從上一本《資本主義不是什麼》到這一部《另一個世界是可能的》，作者許寶強從否定走向肯定。在右翼民粹政治與犬儒反智文化氾濫的香港，那是對一種希望政治的肯定和堅定，是金融海嘯時代的理想主義者，康拉德颱風中的麥回爾船長。

風從哪裏來，到哪裹去，我想連風自身也不知道，我們知道的是風實在存在，我們還知道，疾走虎虎生風，理想主義者呼喚風。

引無數英雄競折腰

翁乃強作品

引無數英雄競折腰

王小波走了十幾年了，就算在香港，有時候還能讀到有關其書其人的文章，有些人有些事，隔得更遠更久些反而看得更清楚，最近讀那些關於七十年代的往事回憶，常常這樣，一句話一個場景，歷史盡在其中。李大興回憶王小波，行文舉重若輕，讀來令人莞爾，隨即滿庭枯葉落寞。他說已經多次體會到，在認識的人死亡時，語言沒有意義。和王小波相識於微時，文中他這樣寫到小波的母親，白頭人送走黑頭的小波晨光兩個兒子後，她「樂觀而健康，有時難過就背背毛澤東詩詞」。
難過就背背毛詩詞，唉，李大興長嘆一聲──毛的影響真是深遠久長！是啊，毛澤東顯然已成為了中國人的政治遺產甚至文化遺產。且看暢銷書榜，六十年前斯諾記錄的那本《毛澤東自傳》仍是今年神州大暢銷書。而我也不甘後人近日埋頭讀哈佛大學馬若德(MacFarquhar)寫的《毛澤東的最後革命》，愈讀愈勇，回到了紅衛兵時代。此書堪稱文革十年史，是作者研究文革幾十年的最後成果，英文版兩年前出版，中文版即將在香港面世。為中譯版寫序作者開篇就說，經過毛澤東經過文化大革命的中國人非同小可。
那當然，只是這個「非同小可」可能要辯證地一分為二。否則毛澤東一代那麼多的人和事怎麼說得清楚？比如說一直令人尋思不得其解的知識份子思想改造，郭沫若等不說，四九年後文化重鎮如馮友蘭金岳霖朱光潛賀麟巴金等都那麼心服口服真心誠意，英雄折腰，如果不是因為人格矮小，如果不是因為懾於政治壓力，難道真的因為文化深層結構的精神文化原因嗎？難道真的只是因為近乎神的毛澤東的喀里斯瑪超凡魅力？
我說的正是引發晴天霹靂的李寓真長文《聶紺弩的刑事檔案》五十年後披露的真相。聶紺弩，現行反革命罪坐過文革十年大牢，號散宜生。現在讀散宜生詩的也許不多了，章詒和〈斯人寂寞〉一文可能更為人知，她說聶一生積澱了五十年中國的「所有血淚與艱辛」。然而我從沒想到聶詩「哀莫大於心不死」還有今時今日的反響。《刑事檔案》長十多萬字，以大量的歷史材料揭示：聶六七年繫獄是因為密告，密告者正是來往最密的幾位文人詩友、文革後二十年仍備受敬重的文化大家。他們憑交情到聶家，作詩酬唱交心，一面稱讚聶「赤心熾於火，熬成千首詩」，一面漏夜寫秘密報告，編織罪名。為時達六年之久，白紙黑字觸目驚心。以其人之道還治其人之身，文人治文人，文革時你整我我鬥你，畢竟不新鮮，令人迷惘的是，聶出獄後他們若無其事，也寫回憶錄訴冤，甚至成為一代宗師。
你最親密的朋友是你的敵人，間諜片的橋段，雖說極權總有極權的產物，但仍令人不寒而慄起來。昭昭白日，天網恢恢，英雄折腰處，怕不只是毛澤東的超凡魅力，還有大白於天下的歷史真相。

梧桐河和董建華

梧桐河和董建華

再過兩天就是三月十日，時光倒流回到二○○五年，相信也沒有幾個人記得那是董建華辭任特首的日子，記得當時董先生辭職過後，私下裏曾有幸聽到社會學家分析洶湧的群情以及政局的詭譎，理性感性兼備，印象仍在。社會學家說也許用不着太久，人們會懷念董先生的。言下所指的是，回歸這麼一件前所未有的繁重工程，畢竟是董先生領着香港安然過渡的，其能力和魄力不容小覷。是啊，一開始的時候，董先生的確用非常動人的意象和非常考究的措辭，講出了我們香港中國人回歸祖國的期待。就說那篇被董橋忍不住大讚為「特區政府的第一篇重要文獻」的就職宣誓，的確給了我們美好的願景，是「莊嚴的演詞莊嚴的中文」。很久以後我才知道，這篇回歸演詞原來出自社會學家的大手筆。可惜到了後來，董先生讓我們都失望了。還記得在董先生退位那樣的時刻，社會學家仍扼腕說怕的是後來者更挑不起這樣的重擔了。
後來的曾特首忽而要當政治家忽而只想做好呢份工顯然是等而下之的。只是我們也並未如社會學家預言般懷念起董先生來。如果不是昨天黃昏走在梧桐河堤上，赫然看到河堤兩旁樹幹，有好事者刻留的政治批鬥字句，我怎也不會在此把美麗的梧桐河和董先生連在一起。政治是健忘的歷史，連我這些每一天都享受梧桐河治理好處的人，竟也未能記住董先生治港的辛勞，說起來未免有點寡情薄義了吧。

香港因為維港名頭太響，河流都不見經傳。當然嚴格說來大多所謂的河只是大大小小的溪澗。只是因為地勢崎嶇，河網又密，流水量並不少。冬季不下雨，山溪河床畢露；夏天雨季一到，水系動輒滿溢，氾濫成災，淹浸民居農田，經濟損失慘重，甚至鬧出人命。梧桐河就是北區這樣的一條河，過去每年都氾濫成澤，上頭條新聞。

梧桐河上游連接鶴藪水塘，下游匯併丹山河及軍地河，將八仙嶺及軍地一帶山水引集成流，在上水北面蜿蜒流過，經龍躍頭、烏鴉落陽、虎地坳、河上鄉，穿過文錦渡最後流入深圳河。冬去春來，我們用腳思想，結論是梧桐河是香港最長最美的河。

治理梧桐河的研究工作，雖然完成於八十年代殖民地，但真正拍板撥款動工，始於董先生施政的九七九八年，耗資十二億，歷經六年剛好趕在他下台前竣工，記得當時完工時我在想，他畢竟做成一件事。治理規模龐大，擴闊挖深河道，河堤斜坡鋪種護堤草，兩旁植樹漸已成蔭，有亭翼然，堤上騎自行車跑步溜狗人聲喧眾，有人垂釣。新河道具五十年一遇排洪力，不再怕深圳河排過來的大水。每逢傾盆大雨，我總冒雨上堤，看河水是否能刷新五十年紀錄，至今徒然。

有一回，在河邊遇上牛津地理教科書考察團數百老師，遂想到梧桐河和董先生一樣，也許入不了史冊，但列入教科書總是值得的，畢竟是香港重要的變遷：董先生施政治下，梧桐河原來迂迴曲折的河道，拉直後總長九公里，築有十二道過河橋。東河堤寫着一個特別的英文名River Indus，據說百年前港英探測官是印度人，懷鄉病重，故題名「印度河」，算是殖民歷史的小記號；西河堤上寫的是Ng Tung River。

近有議員倡議貫通梧桐河附近的小河小溪，繞入周圍民宅，於河畔建觀賞亭河濱長廊和公園。那是梧桐河的後話了。

秘史和艶史

秘史和艶史

還是忍不住互文閱讀《小團圓》《色，戒》和《今生今世》。張愛玲說，夏志清讀《張看》自序後，建議她寫祖父母和母親的事，她回夏志清信：「你定做的小說就是《小團圓》」，又說「小說與傳記不明分」。所以視《小團圓》為張愛玲自傳作品，應沒什麼錯。
一九七六年大氣候變化，張愛玲覺得大的民族主義有所鬆動，連電影中的間諜也可以不愛國；更為不讓朱西甯根據胡蘭成的活動手寫她的傳記，她把心一橫，花十個月寫成《小團圓》，卻歷近三十年至死也不拿出來發表，又不願把它杜撰成虛構小說，到了九二年甚至言之鑿鑿要銷毀它。說起來，七八年發表的《色，戒》也許是一次試探。被域外人張系國指責小說歌頌漢奸，她好像始料不及，反應強烈。
「此刻的微笑也絲毫不帶諷刺性，不過有點悲哀。他的側影迎著枱燈，目光下視，睫毛像米色的蛾翅，歇落在瘦瘦的面頰上，在她看來是一種溫柔憐惜的神氣。這個人是真愛我的，她突然想，心下轟然一聲，若有所失。」《色，戒》整個故事就在這一剎那，急轉直下，愛國刺殺行動因為王佳芝心下轟然這一聲而全軍覆沒。這一聲「這個人是真愛我的」又一字不誤的出現這本新出土的神秘自傳《小團圓》：「他一吻她，一陣強有力的痙攣在他胳膊上流下去，可以感覺到他袖子裏手臂很粗……這個人是真愛我的。」在《色，戒》中讓王佳芝魂魄迷失的側臉，一再在《小團圓》中出現，像山的陰影，像黑下來的天，直罩下來。「仍舊是遙坐的時候的半側面，目光下視，凝注的微笑，卻有一絲淒然……倒像有點悲哀。」「她望著他的臉，黃黯的燈光中，是她不喜歡的正面。」她愛的是某一角度的他。
賣國有真愛，秘史中的漢奸對女人好，無話可說，天地歲月寧靜娟好，當然也有很多的錢。為日本人辦報，是為了錢。以前從沒想過，高傲的她也拿漢奸很多錢，第一次去華中辦報前留給她一箱錢；中秋節跟她過生日，又帶了許多錢給她；後來更是每次來都帶錢。錢是日本人給的吧。她知道他是漢奸，「剛認識他的時候就知道戰後他要逃亡」。
真愛大過天，像山的陰影像黑下來的天直罩下來，罩著胃也罩著陰道。子宮頸折斷，覺得「不但是敗柳殘花，還給蹂躪得成了殘廢」。《今生今世》絕口不提兩人床笫之事，《小團圓》中卻樂食色而不疲。她坐在他身上，感受著獅子老虎撣蒼蠅的尾巴，包著絨布的警棍在座下的鞭打；「別過頭來吻她一下，像隻小獸在溪邊顧盼著，時而低下頭去啜口水」，這頭獸露骨大膽起來兒童不宜，「獸在幽暗的巖洞裏的一線黃泉就飲，泊泊的用舌頭捲起來。她是洞口倒掛著的蝙蝠，深山中藏匿的遺民，被侵犯了，被發現了，無助、無告的，有隻動物在小口小口的綴著她的核心。暴露的恐怖揉合在難忍的願望裏：要他回來，馬上回來──回到她的懷抱裏，回到她眼底──」
現在看來，李安的確不簡單，真的非常忠於小說作者，張愛玲不能明說不能明寫的，李安都讓梁朝偉和湯唯在床上做了！──現在也許應該說，其實《小團圓》早就寫好了。只是我們不知道，李安心有靈犀。

彈指一揮間

彈指一揮間

近日追看內地電視劇《金婚》, 一集一年, 五十集下來, 也就走過了中國的五十年代, 六十年代, 七十年代, 八十年代, 九十年代, 一直走到今天這個二十一世紀。也就是說, 戲寫的雖然是男女主角五十年的婚姻生活, 其實也可看做一部當代中國史了。編年體, 一年又一年的看似連貫不斷, 但若逢五逢十斷一斷, 就不難發現, 中國的變化驚天地泣鬼神, 滄海變了桑田。戲如果繼續拍下來, 今年明年相信都要貼上特別的標籤,京奧運就不說了, 汶川地震, 開放改革三十年, 明年六十年大慶, 八九二十年, 五四九十年。
這種逢五逢十的周年, 銀婚金婚什麼的, 有什麼科學邏輯嗎？我相信是沒有的。所以冷靜的香港人大多也無動於衷, 除了張五常激動興奮, 一篇文章分成十二篇連載, 還要續寫幾篇後記按語說明來龍去脈。只是讀他的宏文大作, 又總是讓我想到, 剛剛上個月在汕頭開的一個「中國人文社會科學三十年」論壇, 在論壇上, 黃平拿那些貧乏的經濟學家來開玩笑: 三十年改革, 中國經濟成功的經驗, 恰恰也幸好是因為不聽經濟學家的話。黃平現為社科院美國所所長, 與會者幾乎都是各學科的領軍人物──用論壇主持人陳春聲教授的話說, 都是中國最好的學者或者曾經是最好的學者或者自認爲是最好的學者。
話題轉到這裏, 多少是因為樓上梁文道上周日的文章, 這好幾位最好的學者或者曾經是最好的學者, 如梁文道說的, 其實人都在香港, 我們的確並不知道他們在做什麼。略略知道一些的是, 他們對香港尤其是香港的高等教育愈來愈不耐煩。
對香港高等教育的批評, 最早的是科大教授現為卡內基基金會高級研究員的丁學良, 最近則有一位年輕的田方萌。十多年前老丁從哈佛來香港沒兩年, 就看到香港教育體制的荒唐 (更荒唐的也許是不久前中大教育學院曾榮光對中學母語教育的攻擊), 明明是華人社會, 第一教學語言卻是英文, 整個學術體制也完全照搬英美, 學術研究的課題和出路均附庸於西方學界, 因為研究的發表機會主要在西方的學刊, 否則不被認可云云。
在國內被視為旋風的郎咸平看出來, 香港只是一個商人治理的社會。他毫不客氣地批評香港的執政精英一不懂高層次宏觀管理, 二不懂高新技術, 三尤其是不重視研究發展和長期規劃, 因爲他們以前的成功和這些因素無關。
甘陽和馮象的批評, 則站在更高的層面, 他們看到香港不可能也許也不需要有太高的自我期許, 只做「跟得夫人」就可以了, 它對人類文明沒什麽責任。(我聽到這裡不能不感到臉紅) 但中國學人要有一個底氣, 這個底氣是對中國文明的一種自信。馮象則一針指出, 指出了香港學界的寄生性, 他以法學為例認爲，中國法學最大的挑戰，不在體制內的腐敗和控制（如買賣學位、競賄評估、大小山頭爭奪資源），而是全球化的形勢下，中國法學整體上的邊緣化、殖民地化、香港化。中國學人對香港學界 (其實也是整個香港) 的批評, 手起刀落, 刀刀見血。沒想到, 我們還津津樂道國際大都會, 以香港為榮, 而以香港為戒, 「去香港化」, 正成為檢討三十年中國改革和學術發展的一個課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