鏡頭下的歷史

月前的 12月 18日在「北京財經論壇 2010」上，博源基金會請來鄧小平女兒鄧楠，由毛毛主持發佈中國三十年攝影集《見證》，一本牛津大學出版社出版，在中國大陸並不能公開發行的圖集，其意涵倒是無言而喻的，因為如果說四九年後的三十年是毛澤東時代的話，七八年後的三十年，堪稱鄧小平時代（至於江澤民如何安置有待歷史學家分說）。出版者似是有意為之，在北京展示的圖集封面，是一幅鄧小平的大頭像，而不是香港公開發行版本的封面。日前開始在香港推出的是一張站在上海環球金融中心樓頂的民工圖。民工無名無氏（言下之意也許是毛澤東說的：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創造歷史的動力）。金耀基教授在發佈這本書時說，這是編得最好的中國三十年歷史圖集。
三十年的歷史，一百多位攝影師，逾千張挑選出來的二百九十一張照片，出自《財經》雜誌主編楊浪的解說文字，前美國國務卿基辛格、中國改革先行者杜潤生寫的序文。都說現在是讀圖時代，但在這個圖象色彩繽紛令人目不暇給的年代，我們真的能在這近三百張黑白相片中讀懂原來鏡頭下那些波譎雲詭的人物和歷史嗎？
全書分三部分， 1978-89， 1989-99， 1999-08，十年一斷代，相信沒有太大的爭議，問題是 1976-1978年那兩年該怎麼交待呢？圖集預留了五個跨頁七張照片：文革大動亂、毛澤東逝世、華國鋒接班、四人幫倒台、鄧小平復出。作為大時代的大背景，第一張相片彌為罕見珍貴而意味深長： 1966年 8月 31日，毛澤東第二次接見紅衞兵（毛澤東先後八次接見紅衞兵的內幕和經過是歷史學家不斷討論的題材），當領袖檢閱車剛駛出天安門金水橋的時候，就被混亂的紅衞兵圍堵住了！照片中可見到，毛澤東林彪陶鑄楊成武等人一籌莫展的無奈。編者是這樣解讀這一畫面的：這是一個應當被人記取的頗有象徵意味的場面──領袖和他的汽車，被他發動起來的人群淤塞了！從歷史的角度看文革，毛澤東基於建構新社會制度的理想，試圖發動群眾打碎舊有的制度，結果，中國的制度、秩序和文化都被打亂了。用毛澤東的話說：全面內戰，只是不知道敵人在哪裏。編者接着說，「其實中國這輛車從 1966年駛出的時候就被堵住了， 1978年以後發生的變革，不過是必然發生的對正常秩序的恢復。」
影像見證歷史的魅力很多時候甚至用不着任何文字解說。 1978-89年間，有一幅題為「胡耀邦匯報工作」的照片。照片中我們可看到，當時中國八十年代的政治權力的十位核心人物：鄧小平、陳雲、李先念、葉劍英、彭真、聶榮臻、薄一波、楊尚昆八位老人垂簾聽政，胡耀邦和趙紫陽是兩位在前台的操作者，照片中央是半蹲半坐在椅子邊上的胡總書記，聲嘶力竭地向八位躺在沙發中吞雲吐霧的老人匯報工作。國家總理趙紫陽則端捧着茶杯，神情緊張。真的，中國是一艘大船，波濤洶湧，浪流湍急，既要不斷加速又要力保平衡。


金耀基教授說這部圖集讓他安慰的是，而今太多人失憶，編者沒有。一開篇 1978年天安門悼念遇羅克圖，記着的是先知者的歷史,也啟動了人們敏銳的神經。趙紫陽、六四、禽流感、礦難、地下教會、毒奶、汶川地震，也許有人會說陽光不夠。跨頁的趙紫陽圖、六四，也許是這本書不能在大陸發行的關鍵，編者說「這是一個在歷史上留下重要痕迹的領導人，在回顧中國三十年發展歷程的時候，不能無視他的貢獻」。這幅 1988年的趙紫陽，時任總書記，正在大亞灣視察大亞灣。值得一提的是，照片告訴我們：大亞灣核電廠規劃之初，一度引起香港百萬人簽名反對。許家屯寫報告說為了香港的繁榮安定，建議取消核電廠計劃，趙紫陽請示鄧小平，鄧批示「他反他的，我建我的」。一錘定音。中國三十年，鄧小平一錘定了多少音？
六四照片之前，是戈爾巴喬夫訪華，六四照片之後是一幅題為「交待」的照片： 1989年 6月鄧小平在家裏向新任職中共總書記的江澤民等交待工作。

令人鬱悶的谷歌

谷歌不作惡，共產政府是絕對的惡。所以當谷歌發表聲明說，中國對 Gmail的攻擊，對電子郵件的監視，對互聯網自由言論的控制，令他們忍無可忍，決定重新評估在中國的業務，以後不再審查 Google.cn內容。中國政府若不能讓谷歌合法地在中國營運一個不受審查的搜索引擎，谷歌打算撤離。世界隨即嘩然，外面世界的反應我們都知道，國內有人獻花致敬，有人憤慨寧為玉碎不作瓦全，還懇請谷歌把在中國受到的待遇、經歷的網絡審查、遭受的網絡攻擊、中國網監部門的運作方式和組織架構、中國網絡關鍵詞列表，通通一五一十地公諸於世。
當人們希望谷歌讓全世界看看中國正在發生什麼事，最多互聯網用戶的中國、佔世界上五分之一的人口生活在怎樣的制度之下，有怎樣一堵大防火牆在限制他們自由的時候，谷歌 CEO Eric Schmidt透露，他們還在與中國政府商談，谷歌可能會繼續留在中國，施密特先生甚至以極富感情色彩的語言說「我們愛中國和中國人民」。
一開始，人們也許未弄明白，谷歌打算關閉的中國業務原來僅僅只是谷歌中國（ Google.cn），而其他的業務是會照常營業的。 Google.com將繼續提供中文語言搜索服務。但愈到後來，人們的問題就多起來，比如說，中國政府的網絡監察制度不是什麼秘密，在谷歌進入中國之前就存在。谷歌是在中國的網絡監察制度比現在更嚴格的時候進入中國的，谷歌要在中國市場分一杯羮。時至今日，在網絡監察制度變得相對寬鬆的時候，站出來以政治道德為理由高調宣佈退出市場，難免耐人尋味。有評論者早就指出，從市場經營結果來看， Google.cn沒有存在的理由。不僅需要大量投資，在競爭對手的打擊下， Google.cn毫無還手之力。如資深互聯網分析師洪波說的，谷歌在中國已經營運了四年多，這些投入是白費的。據中國 CNNIC在 2009年 9月公佈的統計數據，僅有 12.7%的中國網民將谷歌作為網站搜索的第一選擇，比上一年下降 3.9%，而 77.2%網民的第一選擇是百度。上一期《時代》周刊《 Google's China Lesson: Silicon Valley Is No Longer King》一文說：當谷歌以堅守價值觀的理由而宣佈退出時，不得不承認谷歌在與百度的競爭中技不如人。
若說谷歌宣佈退出中國不是真的基於政治道德，而只是一項商業考慮，甚至還把中國政府拿來當做自己經營失敗的替罪羔羊。這的確讓我們這些谷歌擁躉吃了一記悶棍。更現實的是，網友羅列證據，按照谷歌自己的高標準，谷歌本身更是一個高舉道德大旗的魔鬼。 2008年印度 IT專業人士 Rahul Krishnakumar Vaid因為在 Orkut網站寫下"I hate Sonia Gandhi"而被捕。 Orkut是谷歌在印度的社交網絡網站。谷歌立即向警方提供了 Vaid的 Gmail電子郵件信息。 Vaid被起訴了違反了印度刑法和信息技術法，在網上社區發佈辱罵印度國大黨領袖索尼婭甘地的內容。如果被判有罪，他將可能要入獄五年，罰款十萬盧比。谷歌說，谷歌致力於保護用戶隱私，但谷歌必須遵守所在國的法律。


更令人鬱悶的是，網民說， 1月 7日，國務卿希拉里在請吃飯，一場圍內的晚宴，來客都是通訊科技界的重量級人物。有谷歌 Eric Schmidt、 Twitter聯合創始人 Jack Dorsey、微軟首席研究與戰略官 Craig Mundie，以及 Mobile Accord總裁 James Eberhard, Cisco的行銷總裁 Susan Bostrom,紐約大學教授 Clay Shirky, Personal個人民主組織創始人 Andrew Rasiej等。這是美國國務院利用信息技術來推進美國外交的一種努力。沒過幾天的 1月 12日，谷歌就出來了。谷歌是否也在為美國政府的政治目的服務呢？

孫述宇談母語教育

孫述宇談母語教育



記不起第幾次讀孫述宇教授〈使用中文是中文大學的使命〉這一篇文章了。每一回讀的時候都有一種撥亂反正豁然開朗從而感受到一種力挽狂瀾的力量。文章雖是針對香港中文大學而寫的，但我們知道中文大學之創立，不僅僅是籠統地給香港中學畢業生接受大學教育的機會，而更是給他們以中文傳授知識與學習的大學教育的機會。所以孫教授文章討論的既是中文大學的使命，更是香港母語教育和英語學習問題。
香港中文大學成立於一九六三年，一九七五年中大學生會出特刊，檢討學校第一個十年的成績。孫教授當時是中大英文系系主任，應邀寫了這篇〈使用中文是中文大學的使命〉。孫教授當時說，假說中大面對重大困難而能堅持執行一項堅定的中文教育政策，使畢業生都能用中文思考、治學、處事，並使香港中小學母語教育的頹勢得以改良，那才談得上成就不成就。三十五年後的二零零五年，中大學生會又編印特刊，討論的仍然是教學語言問題，重刊了孫教授這篇文章。二零零七年，中大校友關注小組出版《令大學頭痛的中文》一書，印行近萬冊，針對新校長劉遵義改變教學語言政策，強調中文這人類歷史上使用時間最久遠的語言，幾千年下來波折重重，根基深厚而又生機勃勃，中大的短視和冒失、愚蠢政策的抑中揚英，雖增加曲折但是遮擋不了光明的。該書為此專訪孫教授並再次編入孫教授的這篇文章。
今年伊始，牛津為孫教授隆重出版了上下兩卷自選集《小說內外》，孫教授雖自謙是敝帚自珍，但不諱言的確想藉此機會舊話重提，希望再一次引起母語教育和英語學習的討論。因此，孫教授再一次鄭重的編入了〈使用中文是中文大學的使命〉一文，同時收入用英文寫作的“The English Language and Chinese People”文章。一篇文章的命運，和香港的母語教育一樣至今仍是未完成的努力。
香港母語教育前途黯淡，孫教授則堅定信念，世界各先進國家今天都是用母語做學問的。中古時代歐洲通行拉丁文一去不復返，文藝復興後各國逐步改用民族語言做學問，民族教育和學術得以發展。英帝國殖民政府數十年前已順應世界潮流，承認香港華人母語教育的權利，成立中文大學，訂下時間表讓香港中小學走向全部中文教學。可惜的是中文大學從首任校長李卓敏開始就想方設法擺脫中文，香港百萬家長一窩蜂抗拒中小學母語教學（中文真的令人頭痛嗎），甚至連北大清華也爭相提倡英語教學，用高薪招聘能用英語教學的教授，用獎金鼓勵教授用英語授課。 新的買辦階級已形成，孫教授問，母語教育又不合時宜了嗎？
痛苦是沒有種族國籍界限的，但是剥奪學生用母語學習的機會，就是剥奪他們心智成長的權利。大學幾乎所有學科，除了我們的文史哲，都是近百年從西方移植過來的，這些西學在中國沒有根，甚至缺乏足夠的中文書籍，缺乏足夠的中文概念詞匯，缺乏足夠的教師，這是事實，但你能想像得到，像中國這樣的民族要永遠拿他族的語文來做學術嗎？語文是思考的工具，你能想像中國人不能用自己的語言作深入的思考和學術討論嗎？我們能把它留給八十後九十後說“這是你們給我的教育”嗎？
因為剛讀到的新一期《中大校友》新任校董會主席鄭海泉的訪問，難得他談到了教學語言問題，在此把孫教授的書推薦給鄭先生。鄭先生任重道遠，七十年代又曾投入過爭取中文成為法定語文社會運動，是能為中大甚至香港母語教育出大力的人。的確如他說的，語言爭論始於七十年代中文運動，源遠流長，非朝夕可達成共識。但是孫教授和來自中大的人一開始就知道這種困難不管有多大，中文在世界的地位只會愈來愈重要。

歷史政治和女人男人

歷史政治和女人男人



去年沒來得及去屯門參加嶺南大學的「當代文學六十年」研討會, 只有補讀許子東他們編成的會議文集《一九四九以後》, 書厚厚的近六百頁, 說是會議文集一點不假, 除了收集所有的會議論文, 連兩場學者圓桌會議和兩場作家論壇的一言一語, 都有聞必錄, 誰發言引起哄堂大笑, 誰講話聽眾大拍手掌, 都括弧加上按語, 一一記錄在案。四場討論的陣容值得在此一記：王蒙李歐梵陳子善陳芳明盧瑋鑾錢理群黃子平, 陳思和黃錦樹楊玉峰鄭培凱鍾玲王德威, 王安憶朱天心鍾曉陽嚴歌苓平路, 北島黃春明駱以軍董橋陶傑。真難為許子東他們想得到, 因為若沒有這許多「當代作家」, 所謂的六十年當代文學, 難免會過早被專家學者帶入「歷史」殿堂, 而難以再見「此刻」的光采; 而若沒有女人和男人, 六十年來的歷史和政治, 未免也會像國共黨史一樣枯燥無味令人昏睡。
所以董橋在會上說, 這六十年的政治歷史, 對國家對人民當然很不幸，政治歷史中的男人就是蔣介石和毛澤東，女的就是江青跟宋美齡。但文學因為三江分流而出現不同的氣象, 如台灣六十年代小說也好散文也好，女的像林徽因，男的像徐志摩。香港六十年代繼承的是上海，男的像徐訏，女的像張愛玲。董橋說的不多, 聽眾大笑。我相信聽眾笑不只是因為比喻形象跳脫有趣, 而也是因為這觸及了他們讀董橋散文那種獨特懷舊感的敏感了。
這是「當代文學」有趣而和「現代文學」「古典文學」不太一樣的地方。
在當代文學的範疇, 比如讀王安憶朱天心鍾曉陽嚴歌苓平路, 跟讀魯迅周作人沈從文肯定是不一樣的。 因為你可以讀到她們一部剛印出來新作品, 直接接觸到那種文學的單純, 作品完全陌生, 所有文學史教科書都來不及討論、當然也還沒受到政治意識形態的干擾。董橋幾十年前文學經驗中的林徽因, 徐志摩, 徐訏, 張愛玲可能就是這樣的, 和聽眾文學經驗中的北島黃春明駱以軍董橋陶傑, 有令人會心微笑形神巧合。
許子東他們《一九四九以後》用心良苦, 一百多頁的討論使得當代文學六十年變得迷人起來, 學院式的研究和讀者的文學經驗得以連繫了起來。不難想像, 當粉絲聽眾第一次聽到朱天心這樣談到胡蘭成時的反應：「我十六歲認識胡蘭成, 一直都叫他胡爺爺。大概我也是他一輩子碰到的唯一這樣一種關係叫他的, 這也是他一生裏很奇怪的經驗吧。他是非常容易讓人忘記年紀的人。所以他第一次當爺爺, 必須要撐着一個爺爺的樣子來帶一個不是很聽話的學生, 這在他或許是蠻有趣蠻新鮮的經驗。我和天文有兩度去日本住在他的家裏, 他在日本其實生活得很好, 有很多各式各樣的人好像供養他一樣, 可是我覺得他的心情是很寂寞的。」朱天心說, 「我到現在還是把他看作是某個階段的啟蒙老師, 這很重要。」
「當代文學」有研究價值更有啟蒙意義, 最初的文學經驗意味著文學最深的秘密和最持久的魅力。這也是當代文學一再強調, 一切文學其實最終都是當代文學。看見了女人和男人, 才看得見六十年來的歷史和政治。

覺民行道

覺民行道



如果沒記錯的話，余英時先生的著作是一九八七年才在大陸正式出版的，〈從價值系統看中國文化的現代意義〉作為《文化：中國與世界》雜誌創刊號的重頭文章，在北京直接介入了當時的文化熱；幾乎同時，朱維錚在上海主編的叢書出版的《士與中國文化》一書結集了同一主題的八篇論文。近十年來，北京三聯和廣西師大版的余先生作品系列一紙風行，影響之深廣，實非本文所能置喙。距初版差不多十五年後的二零零三年，《士與中國文化》出版擴充版，補充了四篇新論文，全書因此上起春秋下迄明清，跨度長達兩千年，余先生為此寫了一篇新版序言，進一步闡述了「士」在中國歷史上所形成高度連續性的傳統，「士志于道」是孔子最早為「士」所立下的規定，余先生說：「用現代的話說，『道』相當於一套價值系統。但這套價值系統是必須通過社會實踐以求其實現的；唯有如此，『天下無道』才有可能變為『天下有道』。」
我還記得余先生結束這篇新序的那句話：「本書所探討的對象雖是歷史陳迹，它所投射的意義卻可能是現代的。」正是因為這樣的話，每當讀到余先生其他別的書時，難免總會尋思，在歷史專題研究中他所關切的現代意義是什麼。
余先生新書《中國文化史通釋》開篇〈綜述中國思想史上的四次突破〉，其中揭示的最新研究成果是，十六世紀（即王陽明時代）是中國思想史上第四次重大的突破。余先生指出，「宋、明兩代理學之間的斷裂遠過於延續，而其中最重大的一個差異必須從政治生態與政治文化方面着手才可理解」。
這個最重大的差異（「得君行道」vs「覺民行道」），就是接着的第二篇文章〈從政治生態看宋明兩型理學的異同〉，於筆者來說，今天讀來有特別的現代意義。
在二○○三年的巨著《朱熹的歷史世界》中，余先生曾對宋代的「國是」作過了詳細的分析，在此〈異同〉一文中，他將以往的專題研究，化繁為簡，用概括的方式呈現出來：「共定國是」成為有宋一代的不成文法之後，士大夫與皇帝「同治天下」取得了制度性基礎，士在宋代不但是文化主體，而且也發展了高度政治主體意識。這種政治生態為「士」提供了一個前所未有的「得君行道」的可能性。余先生因此指出，「得君行道」在宋代並不是一個完全脫離現實的幻想，但是，「王陽明在明代，特別是朝綱紊亂的武宗時期，竟認真地重彈此調，則簡直印證了『與虎謀皮』那句古語」。經過下獄、廷杖、貶逐等一連串的巨創深痛奇恥大辱，王陽明在龍場終於徹悟，「得君行道」在當時的政治生態下只是一個幻想，與宋代相對照，王陽明最顯著的特色是「覺民行道」。
在此，余先生雖然特別強調，宋代士大夫的「得君」與世俗觀念的「邀君寵」絕不能混為一談，但他顯然更看重王陽明的「覺民行道」：「他的眼光已從人君移向一般人民，最終目的是在使天下之人皆知自致其良知」。
余先生說，「覺民行道」是一個偉大的社會運動和傳「道」運動，而不是政治運動，在十六世紀的中國掀起了萬丈波瀾。在二十一世紀的中國，余先生有份簽署的「零八憲章」最多也只是一個傳「道」運動，而不是政治運動。
八九以來，「二十年前的槍聲決定了你的生命」（劉霞詩句）的劉曉波，經過下獄、貶逐等一連串的巨創深痛後，因起草「憲章」將再被囚禁十一年，然而，這是誰的奇恥大辱呢。

餘韻

餘韻


許子東陳思和王德威等編成《一九四九以後》大書論當代文學六十年, 其中有沈雙博士和陳建華教授的長文談張愛玲──真是說不盡的張愛玲。陳建華引《餘韻》來說餘韻──並非剩「餘」物質, 而是喜出望外的「贏」餘, 因為張愛玲的作品畢竟有自己的筆觸和「韻」致。話說得有些自我反複, 但張迷總是受落的。這篇短文要說的卻是上月香港國際詩歌節的餘韻, 因為這樣的一封信：
北島：你好!上星期三和今天埃及詩人海加茲給埃及的最大日報寫了兩篇文章。第一篇文章有關香港，他叫香港「理想完美的城市，差不多！」。他今天寫了有關香港國際詩歌節，翻譯你的，日本詩人及德國詩人的一些詩行。他對香港此次活動有非常好的印象。現在阿拉伯世界的詩人都知道有關這個國際詩歌節，而希望以後有機會參加！謝謝你在文學方面帶給香港大名！
寫信的人是賽義德‧顧德 (Sayed Gouda), 住在香港的一位阿拉伯詩人, 去年十月在悼念阿拉伯詩人達維什 (Mahmoud Darwish) 逝世詩歌晚會上有緣認識。當然, 上月參加過國際詩歌節活動的, 都會記得來自埃及的阿拉伯詩人海加茲 (Ahmad Abdul Muti Higazi)，雖然在此之前我孤陋寡聞未讀過他的詩, 但知道他在阿拉伯世界裏面成就非凡聲名顯赫, 記得在藝術中心閉幕晚會上, 他讀着淺白的詩像跟你聊天, 有一種尋找知音和交流的懇切。我當時想, 我們讓他失望了, 因為我相信在場能聽得懂阿拉伯語言的沒幾個人。然而是什麼讓他在不足一周行程的香港之旅後, 認為香港幾乎是一個「理想完美的城市」呢？
我相信, 只有詩歌本身才能讓一位詩人發出如此的讚美。然而, 詩歌的香港, 我們配嗎？
國際詩歌節後, 本地的報道和評論寥寥可數, 我倒是讀了不少來自外地的評論, 梁文道在鳳凰台電視節目上表示驚訝香港有如此之多的詩歌聽眾, 上海《東方早報》記得的海加茲比我的更加生動而清晰：「不過無論是開幕詩會還是前晚的閉幕詩會, 最具戲劇表現感的無疑是埃及詩人阿赫穆德‧海加茲, 他在朗誦《孤獨女人的房間》時, 更像是在表演一齣話劇的獨白片段，表情、動作、音調與詩歌的氣味非常匹配，但又不誇張和做作, 他的戲劇感, 很少能從中國詩人身上找到。」一切有欲望，與她一起哭泣/一起有慣於自省中孤寂的/身體的味道/一切是鏡子/那有她的臉/有她肢體的友善與羞澀。
《南方都市報》認為香港舉辦這麼大型的國際詩歌活不可思議, 專訪北島說舉辦這場詩人聚會源於他對香港生活的「不滿」：「香港是一個高度商業化的國際都市，邊緣文化的生存空間非常有限。要想住下去，就非得改變這裏的文化生態環境不可。」其實, 我知道北島這樣的念頭萌於九七年半官方辦的那次國際詩歌節, 蕭條零落, 小貓三四隻, 令人沮喪。直到四年前的2005年, 牛津在星光行商務辦《時間的玫瑰》北島詩歌朗誦, 反應熱烈始料不及; 次年他在中大的朗誦會更令人喜出望外。香港有詩歌的土壤, 香港的文化生態正在發生變化。接着是2008年10月在美麗華商務的紀念巴勒斯坦詩人達維什詩歌朗誦，12月《今天》三十周年的詩歌音樂會。
《中國新聞周刊》亦着墨於香港與詩歌之間的矛盾存在, 引述香港詩人廖偉棠說“正如德國詩人荷爾德林所說：越危險的地方越有救。高度商業化壓制下，人們會産生更强烈的精神需求，語言系統的複雜對詩歌是好事，因爲詩歌就需要語言的撞擊和磨礪。香港自然成爲主流話語中心之外的一個特殊的凝聚點。”香港能成為詩歌文化的凝聚點嗎, 是餘韻, 也是期待。

通識與通釋

通識與通釋


老友舒煒是北京三聯余英時先生作品系列的編輯，日前，余先生在電話中告訴他在牛津即將印行的新書叫做《中國文化史通釋》，他喜出望外，想先睹為快，來信預訂，信中他把「通釋」寫成「通識」，普通話「識」「釋」同音，這點筆誤沒什麼大驚小怪的。我倒是一時好奇，去翻了翻詞典，「通識」和「通釋」，有什麼不一樣呢？現在，因為香港小學課程裏有一門常識，中學課程裏又有一門通識，而全世界的大學現在都談論通識教育，所以一碰到「常識」「通識」這樣的詞，就難免心裏發毛。剛才中午飲茶，同事的議論言猶在耳，同事張太說她家的電腦魔童，每天玩五六個鐘頭電腦遊戲，電光火石出神入化，學校的常識課卻還在圖文並茂的教他哪是鍵盤哪是顯示屏哪個是老鼠。另一同事陳生則說她女兒的通識課更離譜，總是把掘路修路工程講得神神乎乎，考她到底是路政署渠務署水務局還是煤氣公司電燈公司電訊公司的責任。我同事的問題是，這種芝麻綠豆讀來做什麼呢。常識和通識，茶餘飯後，大家說得牛頭不搭馬嘴，愈說愈憤慨，難免以偏概全。其實中小學課程叫常識還是通識，不必太較真。
這時候，我就會說不如我們讀一些沒有課本那麼深奧、淺白的通釋的書。這時候，我特別喜歡「通釋」這個詞，喜歡通釋的貫通、旁通之理。比如說，余先生有一篇文章〈原序：中國書寫文化的一個特色〉，就是一篇很好讀的通釋文章，每次讀對我來說都如上了一堂最好的通識教育課。文章說的好像是「同聲相應同氣相求」的文人雅事。
余先生因為收集歷年來為友人著作所寫的序文，編成《會友集》，發現數量之多出乎意料。余先生自問：「孟子有一句名言：『人之患在好為人師』。那麼我是不是犯了『好為人作序』的毛病而不自知呢？但在我的記憶中，每一篇序好像都是在『義不容辭』的情況下完成的。」
是不是「好為人作序」？余先生這部《會友集》去年已出版，書擺在那裏。這引言令我記得以前讀陳寅恪先生的《柳如是別傳》開篇那幾句引言：「昔歲旅居昆明，偶購得常熟白茆港錢氏故園中紅豆一粒，因有箋釋錢柳因緣詩之意，迄今二十年，始克屬草。適發舊篋，此豆尚存，遂賦一詩詠之，並以略見箋釋之旨趣及所論之範圍云爾。」這一粒紅豆引出的就是傳世名篇八十多萬字的《柳如是別傳》，妙不可言。近的則是余先生自己的七十萬字巨著《朱熹的歷史世界》，余先生說一開始只是為《朱子文集》寫一篇介紹性質的序文，然史料引申出來的問題層出不窮，逼使他步步深入，由遠及近，最後一部綜論通釋宋代政治文化演變之作，獨立成篇。
「為人作序」這樣一件中國人看來很平常很普遍的事，余先生聯想到西方和日本的著作中「為人作序」，只是偶然一見，並未形成過普遍的風氣。難道「為人作序」竟是中國文化傳統的一個特色嗎？余先生說，「這個疑問在腦際浮現之後，我的好奇心被挑動了起來。」此亦所謂貫通旁通之理也。余先生好奇心被挑動起來後，一連串的問題就出來了：「序」在中國書寫史上究竟是如何開始的？經過了哪些演變的階段？「序」的傳統進入現代以後又發生了什麼變化？……。
「常識」、「通識」和「通釋」也許分別並不大，分別大的是我們的讀書和教學能不能挑動學子的好奇心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