向祖國匯報

向祖國匯報


初秋的北京街頭，忽然下起雨來，無簑無笠只好就近躲入大樓避避風雨，中國美術館大門開着，入場免費，原來是文化部展覽新中國美術六十年，地下三樓五樓，規模大，佳構精品多，六十年來之華誕盛典也。用場刊的話說就是，項目啓動以來，文化部和中國美術館高度重視，傾力打造，盛情推出。從展覽方案到展覽框架，嚴密推敲，反復論證，形成這樣一個容量巨大、氣勢恢宏的展覽，品類之全、質量之精、份量之重可謂盛况空前。煌煌大作，泱泱大國，極六十年美術創作之大觀。
可以想見，中國畫、油畫、版畫、雕塑、水彩、年畫、連環畫、漫畫、宣傳畫，近七百件經典名作都經過多重程序的嚴格挑選。可惜我總覺得畫黨和國家領導人的宣傳畫太多，就說領導人宣傳畫吧，沒有林彪沒有王張江姚四人幫，也沒有趙紫陽，真實面貌有不太真實的一面。大門口有大群大群的中小學生，坐旅遊車來參觀的，不繫紅領巾，但同學少年風華正茂，健康活潑朝氣蓬勃，一看就是新中國未來的接班人。圍在門口伏着站着寫明信片，明信片只是簡單的幾樣款式，正面都是天安門城樓光芒四射和「向祖國匯報」宣傳畫，金燦燦紅彤彤的。同學愈寫愈興奮，銀鈴一樣的笑聲很好聽，我一點也不覺得吵鬧，不知他們看過展覽出來還是等着進去，三五成群輪流在大堂廣告牌前拍照留念，相機都很新款，也有人用更新型的手機自拍，我剛好走出來站在門口看雨，回過頭來看同學，看得出他們很快樂。
是日下午見到定居北京多年的陳冠中，問他新生代的幸福快樂指數，陳冠中絕頂聰明，我未開口他早知道我這種香港人想怎麼樣。他竪着大拇指說現在中國的幸福指數頂瓜瓜。不只同學少年，大家都很幸福快樂，以前幸福指數高的那些尼日利亞、委內瑞拉、波多黎各，早就被我們中國拋離不知幾遠。
自從也斯大大標題「陳冠中寫小說」為《香港三部曲》寫序後，我已把陳冠中當作十足的小說家，事實上這麼多年他搬到中國住，據說想做的事只有一件就是寫小說。小說家說的話誇張有虛構成份。
從現實跳到小說虛構，我腦筯笨轉換不靈。陳冠中笑我呆在香港消息頭腦都閉塞，我只有攤攤手板表示無奈，香港媒體的中國新聞只報憂不報喜。我說，你住北京十多年了吧，那你說說，中國人怎麼一下子就那麼幸福快樂起來了呢。
陳冠中就是陳冠中，嘿嘿呵呵着從背包裏拿出一叠文稿，他說這許多年一直都不敢寫中國，中國人的心態幾年就蛻變一次，八九年敏感咱們不說，九二年鄧小平南巡是一變，九四年宏觀調控是一變，九七年香港回歸是一變，千禧年加入世貿WTO是一變，○三年非典沙士是一變，○八年搶奧運火炬一變奧運舉辦又是一變，這兩年金融海嘯是一大變。這次大變覺得自己原來比美國人還牛B。衛星上天畝產萬斤。以前國民快樂指數的全球排行，中國都不知道排在後面哪裏，最近兩年都排第一，十幾億人都說自己很快樂，都有一種說不出來的小小小嗨。陳冠中說，我叫小小小嗨做hi-lite-lite。
陳冠中有時候說話的確誇張，好像真的在寫小說，他說現在每個人都是文革工農兵海報上的人了。現在不光是北京這樣，全國很多地方都這樣，到處都hi-lite-lite，嗨賴賴。他說，不要說你，我自己有時也迷茫不解悶悶不樂，你說是其他中國人有病還是我有毛病？有這麼快樂嗎？
我被陳冠中說得有點hi-lite-lite，嗨賴賴，怕出門不安全，躲在酒店裏讀他的新小說《盛世》。

李澤厚八十歲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涼風冬有雪，若無閑事掛心頭，便是人間好時節。記得學生時代讀李澤厚的《漫述莊禪》，他書中引的這幾句《無門關》也被我抄寫在書的空白處，何所為也，想不起來了。用現在的話說，我是他的粉絲。粉絲有時候是不分由來的。其實當時讀得最興奮的是他的《美的歷程》和《中國近代思想史論》，囫圇吞棗，但不能不說的是，他論魯迅思想時，借題發揮，粗筆勾勒幾代中國知識分子的風神面貌，實在令人愛不釋手癡迷不已。魯迅曾經想寫自己一代在內的四代知識分子長篇小說，可惜沒有實現。李澤厚把魯迅的四代發展到六代，記得他是這麼說的，「他們的命運和道路，他們的經歷和鬥爭，他們的要求和理想，他們的悲歡離合和探索追求，他們所付出的沉重代價、犧牲和苦痛，他們所迎來的勝利、歡樂和追求，如果譜寫出來將是一部十分壯麗的中國革命的悲歌。魯迅的遺志應當有人來完成。」
讀李澤厚這樣的思想史論述的確痛快。我當時相信李澤厚也只有李澤厚會完成魯迅這個遺志的。所以那時剛斷斷續續的在雜誌上讀到他的《啟蒙與救亡的雙重變奏》，讀到他寫《青年毛澤東》，讀到他寫《馬克思主義在中國》，已感激動，沒想到的是，只爭朝夕，他每天四小時五千字的速度，八七年推出整本《中國現代思想史論》。雖說並未全部完成，但是，在書中李澤厚重提了寫作六代知識分子這漫漫長路，他說，我願為明天的歡欣鋪路。當然我也讀到了劉曉波論李澤厚的長篇大論，劉曉波狂，他收篇的前半句是這麼說的，孔子死了，李澤厚老了。
我的確沒想過當其時李澤厚六十歲。人世有代謝，往來成古今。說起來因為當時我們讀李澤厚的書，幾乎是同一時間不分前後地閱讀，沒有想到《近代思想史論》和《現代思想史論》之間其實相隔了十年。從另一角度看，若把八五年的《古代思想史論》一起算進去，八十年代整個是籠罩在李澤厚之下的。想起來我們在香港得見李澤厚的時候，正是他名滿天下之時。八八年李澤厚去新加坡講儒學，回國途中逗留香港，把《華夏美學》交給三聯董秀玉，初次看着他龍飛鳳舞的手稿，我們一點也不計較字迹潦草難辨，都嘖嘖稱說那叫做才華橫溢。隨後冬天去北京皂君廟他家，他站在大廳請我拍照，牆壁上是馮友蘭八六年寫給他的聯句：「西學為體中學為用，剛日讀史柔日讀經。」那模樣至今我記得清晰：風流倜儻意氣風發。
八十年代中國沒有人不讀李澤厚，像沒有人不讀朦朧詩一樣。記得當時不自量力但實在急不及待的跑去採訪他，李澤厚這麼說：我不寫五十年前人寫的書，也不寫五十年後人會寫的書。談笑風生，睥睨點將中國：文化與世界、走向未來、中國文化書院三大文化團體諸公，沒有人及得上他。
八九年後各奔東西，匆匆二十年，李澤厚客居美國寂寞譯讀《論語》。九十年代甘陽憤憤不平說，哈貝馬斯又怎麼樣，中國有李澤厚。傳為佳話。
春有百花秋有月，上回來北京，春天百花開，沒想到湊國際書展熱鬧又到北京，秋高氣爽，閱兵綵排封路不便，我們相約在四環外的健一公館，青茵緣草，長空朗月，李公剛從美國回來，多年來我們為他編書的，董秀玉舒煒李學軍甘琦老寧侍坐，閑談讀李澤厚的感受。是為記。
臨行前，我們把李公的知識份子課題反過來提問，中國沒有強大的資產階級，知識分子起了引領時代的作用；如今出現了肚滿腸肥的資產階級，是不是不再需要知識分子了呢？大家相視無語。

讀經典學通識

讀經典學通識


我們知道，教統局的課程清清楚楚列明：高中通識教育科的性質，與大學的通識教育不同。中學的通識課程不需與「人文精神」或「古典主義」等意識形態互相聯繫。
教統局在此把人文精神和古典主義刻意強調為一種意識形態，非常礙眼不尋常，但暫且不去管它。新學年開始之際，看着市面上五花八門的通識課本，教育當局說通識教育不需要教科書，故也不審核通識課本。問題是讀書總得有書可讀才是，總不能讓老師學生整天都忙着去剪報上網搜尋找資料。想來想去，還是覺得如果教統局課程能反過來說也許更有意思：高中通識教育是大學通識教育的進階，與「人文精神」或「古典主義」有緊密的聯繫。而既然教科書這樣不是那樣不行，何不讓學子好好讀幾本經典，論語孟子好，詩經楚辭好，三國西遊水滸紅樓夢也好，或希伯來聖經或古希臘史詩或莎士比亞，梁啟超魯迅沈從文梁漱溟陳映真白先勇董橋北島韓少功王安憶等都可以，不貴多貴精，一年選讀一點，老師有書可講，學生有書可讀，也許會有趣得多。不是說三三四互相銜接？為什麼課程在此要截然區別呢？
好像是在提槓唱反調，事實上多年來，就算在大學裏，通識到底是怎麼樣的，至今仍一直爭論不斷，香港如此國內大學亦如此。最近，被國內網絡界稱為通識教育教父的甘陽，毅然放下香港大學的工作，到中山大學創立中國第一家博雅學院兼全校通識教育總監，引起轟動。有些人嘲諷通識教育讀經典不切實際，有人激動感動，「啊，隔山隔水我等百姓不知上哪裏去見這位中國通識教育之父，我借《南方都市報》一角給您磕頭」。
甘陽在中山大學博雅學院的想法，簡單說來就是讀經典學通識，請大教授教通識。多年來，甘陽在董秀玉等的協助下，試辦通識教育講習班，向全國招生，趨之若鶩。學生大多是博士後或大學年青教師。我記得的課程表是這樣的：第一年在清華大學，清華歷史系彭林教授講《中國古代禮儀文明》，甘陽自己講索福克勒斯《僭主奧狄浦斯》，李學勤教《史記·五帝本紀》，汪暉講魯迅《破惡聲論》和《呐喊自序》，劉小楓講尼采《敵基督》。第二年請來前科大副校長錢致榕講《宇宙大歷史》，朱鴻林講《明儒學案》，朱蘇力講《竇娥冤》與中國法律傳統，劉小楓再次講古希臘悲劇《普羅米修斯》，王紹光選讀波蘭尼的《大轉型》。今年夏天是第三年，中央美院院長潘公凱講潘天壽的《中國繪畫史》，復旦朱維錚選讀章太炎《訄書》，張汝倫讀梁漱溟《東西文化及其哲學》，趙辰讀梁思成的《中國建築史》，王銘銘介紹吳文藻和費孝通的「中華民族」理論。
這十多門課，從北京到汕頭到上海，漸漸成形：博雅學院每學期主要課程只有三四門，每門都有大量的閱讀和作業。必修古漢語、古希臘語、拉丁語，兼修藝術理論及其技能。研修的都是中西方文明傳統及其經典的著作，甘陽說通識教育不是課程淺顯，更不要求老師「天上地下都能講」什麽都懂。
詩經（6學分）、拉丁語（6學分）、古希臘史詩（3學分），有人看到第一學期這樣的課程表，一臉狐疑，讀出來後找得到工作嗎？問題是，我們不總是說，重要的是學生在校期間能有真正的學習嗎，教育做人，推崇的是人生價值，是智慧與修養。啊，難道不是這樣的嗎？

誰在乎諾貝爾

誰在乎諾貝爾

2000年高行健獲諾貝爾文學獎，記得當時國內鬧得紛紛揚揚，文學界朋友之中就有人說，以後不會再有人管它什麼諾貝爾不諾貝爾的了。這當然是意氣話，土耳其作家帕慕克2006年獲獎，他的小說《我的名字叫紅》成為中國大暢銷書，可見諾貝爾效應總還是有的。只是我一直弄不明白的反而是，為什麼那些朋友反應得那麼強烈。據萬之在他的新書《諾貝爾文學獎傳奇》裏說，當時甚至有人跑去瑞典學院，遞交抗議信。瑞典學院院士馬悅然在為萬之這本書寫的序文裏甚至說，那些人其實連頒發諾貝爾文學獎的機構名稱都搞不清楚。
馬悅然這麼說，似也是氣話，卻不能不令人思忖，這與文學的品味有關嗎？與高行健本人以及他的小說《靈山》有關嗎？與高行健以一個法國人身份去領獎有關嗎？萬之的書印出來後，要我趁旅遊之便帶一本給人在巴黎的高先生。他的好意是想我近距離領略一下文學大師。其實，十多年前萬之請我們大家去瑞典開會，當時就跟高先生曾有一面之緣，獲獎前後相信感受是不同的。按萬之畫的圖尋路索驥，就在羅浮宮不遠處，高先生在電話裏竟慷慨示知家裏大門門碼。
高先生不再寫小說了，寫小說太沉重，他說，畫畫，準備畫展事宜。來之前萬之就跟我說，高行健的畫出神入化，一踏入門不難被牆上的畫作吸引，道家出世，一片孤僻和冷傲。高先生跟我相熟的中國作家不太一樣，不想回國，他說。冷冷淡淡的，莞爾一笑，似又有一絲的嘲笑，也回不去，他又說。
那種莞爾或嘲笑，也許都只是我讀萬之新書的印象。萬之是陳邁平的筆名，七十年代在地下文學刊物《今天》上寫小說時就用萬之。我笑他起的這種筆名笨，把本名拆成偏旁，遠不如魯迅的且介亭有趣。萬之笑着不語，外表看來隨和其實內裏倔得很，否則他不會不管我們怎麼說，寫出了這本二十多萬字的諾貝爾文學獎傳奇。李歐梵說他七十年代第一次回中國，想了解地下文學，是萬之帶他去見北島。我初認識萬之則是九○年，《今天》復刊，北島主編，萬之社長，他們要我在香港跑印刷廠。雜誌出版二十年，其間在斯德哥爾摩、芝加哥、紐約、香港多次碰頭，話題從《今天》、諾貝爾獎和國際筆會(有一回差點被推出去競選國際筆會秘書長)，變而閑話家常。若沒記錯，陳凱歌拍阿城的《孩子王》是他編的劇本。不久前他還笑着說，你不知道你們的暢銷作家章詒和，我叫她表姐，到北京上學時寄宿在她們家。
穿插的往事，遠不如他寫諾貝爾文學獎的故事傳奇豐富有趣。我不知道他怎麼八十年代就跑去北歐挪威這種小國留學，學挪威語瑞典文，八六年馬悅然就帶他參觀瑞典學院，在跟院士一起飲咖啡聊天時，他「開始感覺諾貝爾文學獎可能並不那麼神秘、神奇或神聖」。後來在斯大教書，年年現場聽諾獎領獎者演講，「看到聽到的不僅僅是文字，也是得獎作家的談吐姿態神采氣質」，大江健三郎未獲獎前他們談過天，帕斯(1990)、布羅斯基(1987)、戈迪默(1991)獲獎後他們見過面，一百周年的盛大慶典他恭逢其會，高行健領獎，被拉去瑞典學院做新聞公報翻譯。萬之謙稱他只像一個舉着領路小旗的導遊，不敢談文學，而只說說一個作家為什麼得「獎」──這不正中我這種八卦讀者下懷！其實，人在瑞典，加上家裏賢妻是瑞典翻譯家，關心諾獎二十多年，萬之豈止解說獲獎的「權威人士」，不難讀出，萬之有他的文學情懷，藉談獎而談文學，引領我們從頒獎詞入門，閱讀一個作家的文學世界。尤令人感動的是，瑞典只比香港人口多不了多少的國家，他們對文學的執著，也許是因為諾貝爾文學獎，迻譯世界文學不遺餘力，在愈來愈庸俗的現代，有人為文學樹立尊嚴和典範，讀着萬之的書，我想，沒有哪個候選人會比瑞典人自己更在乎諾貝爾文學獎。

西學中的夜行

西學中的夜行


上海社科院原來就座落在舊時洋派的霞飛路，來不及問那斑斕的法國梧桐樹是不是都是法租界年代種下來的。因為這法國梧桐你完全可以說上海香港不用比了。繁華大馬路上讓我好奇的是門面幾十米寬的煙酒商店，那麼大的鋪店只專門零售香煙和醇酒，這氣派是香港學不來的。在著名的長春食品商店處拐彎進入弄堂，竟是門庭落落不凡的御花園酒店和社科院主樓，顯然都因為保存歷史而得以保護起來，前身是聖約翰書院，對門就是共青團第一次會議舊址，這些小故事來不及記下來，老魏就帶我們來到附近茂名路進賢路上的春飯店，最好的上海菜只可能出現在尋常巷陌，這是老魏的原話。老魏是社會主義上海過來人，不愛洋裝愛中裝。次日他訂好的地方仍是不出淮海中路百步的東湖路七號大公館，那卻是因為公館以前的主人杜月笙，《上海灘》那樣的上海讓我們都感到親切起來。
第六屆中國文化論壇年會主題是“西學在中國”，季風書園當家嚴搏非不來開這種學術研討會了，但他說你們來上海開正好，因為上海就是西方在中國。季風書園的地址雖說是陝西南路，但我總是從淮海路走進去，那是陝西路和淮海路的交匯點，季風書園就這樣守著商業和文化的交匯點十幾年了，全國赫赫有名，然而風雨如晦，最近竟要驚動官場高層才得以續約三年。嚴搏非不想我們也困在文化和商業狹縫裏喘大氣，帶志揚和我來到黃浦江邊透氣，雨後江風習習，坐在浦東江邊看浦西外灘，那的確是一幅百年上海的橫切面，不同年代不同城市的貨輪從古典的外灘建築前順流而下，你可以說背景就是帝國主義侵略史，也可以說那引進外資發展起來的經濟江河圖，而那些五六七八九十年代陸續下水的水泥輪和億萬富豪的游艇，在混濁的黃埔江上，同樣都成為見證。見證著大歷史的同時也見證我們幾個人之間的交往。
認識嚴搏非時他還在上海社科院搞西學研究，後來他創辦季風書園一直在上海經營書店，我在香港編書印書，志揚則是我們的作者，來回行走武漢和海南，相識快三十年了。顯然是暮色太重，搏非觸景傷情，回憶起七四年父親語重心長的一次談話，他說整整談了四個鐘頭，那天不論是父親的神情還是聲調他至今仍記得非常清晰。一直說到後來從內蒙返回上海，到武漢找志揚和萌萌，我續上八十年代志揚把他坐完七年反革命牢獄後寫成的第一本書稿《瀆神的節日》托交我手時的緊張，而我記得就是在那過後不久，搏非在《讀書》雜誌上評論亨廷頓的《變動社會中的政治秩序》，我去信求見。志揚說那麼多年真正如釋重負的感覺是九二年第一次出國，我們一起去了斯德哥爾摩，在小街小巷裏蹓躂。
這樣你說一段，我接上幾年的，我們三人順著江流流了三十年，當我們意識到這浦東開發也才不過二十年時，無不感到悲壯起來。當我把剛印出來的志揚新書《西學中的夜行》交給搏非時，他總是非常敏銳的讀出了志揚此書的前題：啟蒙主義與殖主義是手拉著手向世界宣戰的。
就這樣，在黃浦江邊志揚把我們帶入他的“西學在中國”的思考：不管作何種解釋都否認不了這樣的事實，我們中國人是在西方殖民乃至於亡國滅種的災難和恐懼中接受西方啟蒙思想的。一百年來，我們一次也沒有單純的思想啟蒙運動。志揚接著問我們，為什麼一個自詡大白於天下的啟蒙真理自始至終隱蔽地支撐著冷酷的殖民事實？軍事殖民、經濟殖民、文化殖民有什麼不一樣嗎？搏非和我都看到了，志揚問的是問題，實際上是落日前的憑弔：憑弔難耐落日垂暮，夜行仍須破曉時分。

輕與重

輕與重


很多年前，和小楓跑去約楊德友翻譯卡爾維諾Six Memos for the Next Millennium 的時候，其實我並未能完全體會輕與重成爲卡爾維諾文學母題的深意。《未來千年備忘錄》是他生前未及完成的六個系列講座，輕鬆的演講方式，卻成爲了卡爾維諾沉重的文學遺囑。當時我朦朦朧朧的好像只意會到，生命沉重，然而文學語言可以輕描淡寫。
文學和生命中的輕與重常常失衡，有時甚至哭笑不分。《安娜．卡列尼娜》開篇描寫阿卡諦維奇偷情被妻子發現的一瞬，“那一瞬間，他沒有能夠使他的臉色適應於他的過失”，那種不知輕重不合時宜的表情，成爲近期關於七十年代回憶和反思的一個切入點。
《七十年代》雖然在香港已出版了大半年，上個月還獲香港電台頒了一個香港書獎，但真正關於書的討論因爲日前北京版面世才剛剛開始。簡體字版略有刪節，哭與笑式的變形卻並不是因為那些關鍵詞的刪節。個人青春的青葱與國家的悲劇，兩相重叠難分難解。個人記憶與歷史事件相互糾結，既矛盾又依存。嚴肅的書寫品質和嘻笑怒駡的批評態度，有如書中一再出現的那首郭路生的《相信未來》，不管在當年怎樣的振聾發聵，在當下激不起半圈漣漪。
在北京新書發佈會上甚至有九零後讀者問作者，你們怎麼會玩到上山下鄉去，還走得那麽偏遠，阿城怎麼從北京下鄉到了雲南玩音響。問問題的人只見阿城在玩，看不見他“度日如年”。“七十年代”對未經歷過“七十年代”的年輕一代而言，意義何在？
一九七六年九月九日毛主席逝世。毛尖在《信報》連載三天的專欄認為，最方便檢閱《七十年代》三十位作者的，就是看他們怎麼描寫這九月九日。有點可惜的是，毛尖以看金庸那樣的速度，一天一夜就檢閱完畢三十個作者的六百頁寫作，與陳丹青北島用了六個月才寫出他們那二十頁經歷，是輕與重的又一次較量；毛尖筆頭太快，而陳丹青北島他們呢，回憶七十年代對於他們來說實在太難艱了。記得陳丹青剛一開篇幾十字，寫到“我們各自坐下，忽然好安靜，那麽，是毛主席死了”的時候，停了好久好久寫不下去，“確鑿的經驗無法確鑿描寫，我確鑿記得那天下午怎樣吞咽有罪的笑意同時心生恐懼”。
然而這種艱難顯然得不到毛尖的理解和體諒，我甚至有點懷疑，對於陳丹青和北島的“笑”，毛尖太快的產生了生理反應，再看不到陳丹青接下來是怎樣吞咽有罪的笑意同時心生的恐懼，看不到北島在“有點怪，有點變形”的會意一笑後，在毛主席追悼會前，還是低下了頭身不由己也站了起來。
毛尖的指責因此有點魯莽輕率：你們的回憶真實嗎？你們有代表性嗎？你們的七十年代和我們的今天有何相干？就算北島能用最美的中文寫出七十年代那麼多的歷史事件，以及這些歷史事件背後那麼生動的個人生活；就算張郎郎阿堅有多麼驚險的經歷；徐冰高默波有那種把愚昧作為養料的大智，他們也回答不了毛尖這種連珠發炮。《七十年代》也許只是相同時代裏不一樣的青春，個人講述各自的故事，也許仍只是歷史的一塊塊碎片，但因為在過去三十年中官方的正統敍述中，這些恰恰被有意無意地過濾或簡化，就算未能一下子給予明確的意義，但個人回憶細節所構成的歷史質感，彌足珍貴。
毛尖在現代的媒體寫作中如魚得水，她那種撒手的衝動有令台下觀眾尖叫的魅力。她甚至樂於把自己的文章概括為“亂來”(這也成為她最新的書名)。這麼一亂來，沉重的七十年代變得輕盈起來，也成為了一本名流的青春回憶，人頭馬的七十年代。

狂喜地奔向毀滅

狂喜地奔向毀滅

港大建築系的朱濤和人在巴黎的建築師張亮，為《今天》雜誌編了一期中國當代建築專輯。今年是拿破侖三世的巴黎市長奧斯曼 (1808-1891) 兩百周年誕辰，我以為張亮會近水樓台，在此好好比較一下巴黎和北京兩個古都的改天換地，以顯示出當代中國那些奧斯曼主義者還在抱怨北京古都礙手礙腳拆得太慢的瘋狂。一百多年前，奧斯曼用十七年時間 (1853-1870) 拆掉百分之六十的巴黎舊城，那打造歐洲政治經濟中心的氣勢，一點也不遜於今時今日的北京。有論者張欽楠剛在《讀書》雜誌上說，奧斯曼沒想到的是，他的改造在十九世紀末使巴黎成為一個時尚藝術文學和娛樂的消費城市，也即李歐梵教授津津樂道的波德萊爾和本雅明筆下的巴黎。
不同於巴黎，中國的總是另一個故事。朱濤他們花了兩年時間，找了很多中國建築師規劃師，看着他們都在甩開膀子大幹，整天整夜的加油加班，沒有憂慮沒有恐懼，像被劫持在一個時間片刻因高速運轉陷入自我孤立，完全是一種迷狂的狀態。朱濤說他好像看見未來主義宣言中說過的那種狂喜飛奔之後走向毀滅性的災難。他拉他們去飲咖啡喝啤酒，聊呀聊，讓他們暫時放下手中的活，希望他們有一段停頓，一段在停頓中可以反思的片刻。
這些時間的片刻，就是這本近三百頁的中國當代建築專輯了。現在來說這一段段的停頓片刻有多重要未免言之過早，但書中有些段落或令我差點從椅上翻將下來或讓我掩卷嘆慨，有笑有淚，感受真實。
凌琳訪問規劃師匡曉明。匡曉明，主持規劃設計過一百個中國新城市，六百個居住區。什麼意思呢？它的意思就是，世界上從來沒有人做過這麼多個新城市，匡曉明可以很負責任地告訴你，他是全世界經驗最豐富的規劃師。“小區規劃我做了六百項，西方規劃師一輩子也就幾項，他們一項七八萬平方，我一項幾十萬平方，根本不在一個數量級。西方對我們的不理解首先在數量上。”
這種氣大如牛當然不是沒領教過，有趣的是匡規劃師接下來說的話：“由於慌慌張張的建設，造成千城一面等很多不理想的狀況，現在一想，確實不好看，九十年代初的新村住宅極不環保，空調開了也白開，因為牆體有冷橋是導體，窗戶漏風”，“但不論成敗，這些東西我們都做起來了”。令人嘆為觀止的這種片刻的反思，匡規劃師明白到，官商本來就是狼狽為奸利益一致；中國房地產是不會倒的，因為房地產佔中國的GDP很大不能倒，所以下一步我們要把房子變成產品賣給全世界，讓全世界人民都住上便宜的房子，它將是中國製造業的新增長點。
好在朱濤在此強調的是當代中國建築發展的豐富和複雜，在二十年的多快好省中，朱濤非常清晰地以“胡慧珊紀念館”貫穿起整個專輯，他顯然希望這座小平房將成為當代中國建築的一塊里程碑。
胡慧珊紀念館建造在五一二地震館旁的一片小樹林中，紀念都江堰聚源中學普通女生胡慧珊，以救災帳篷為原型，外部紅磚鋪地，牆身採用民間常用的抹灰砂漿，內部是胡慧珊生前喜歡的粉紅色，牆上掛着她短暫一生的遺物：書包，羽毛球拍，衣服和鞋子，一個圓形天窗撒下來的光線使得這小小的空間純潔而嬌艷。建造項目的團隊是建築師劉家琨羅明孫恩和張瞳。這本當代中國建築專輯封面就是這間紀念館的設計模型，書裏面有一張建成相片。設計模型和建成圖明顯的區別在於，設計圖沒有天窗，建成圖那圓形的天窗和明媚的光線，象徵當代中國建築的希望？
高速運轉的狂奔能緩慢片刻嗎？人文關懷和尊重歷史能成為效益至上的當代中國建築發展的內涵嗎？沒人知道，然而我實在歡喜，看見胡慧珊紀念館圓形天窗撒下來的光線使得這小小的空間純潔而嬌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