沒有父親的文化

馬克．鮑萊因（Mark Bauerlein）的書名叫做《最愚蠢的一代》，北京《三聯生活周刊》記者問他，老一代人鄙視新一代人很正常，但很少會用到「愚蠢」這個詞，為什麼選擇這樣一個帶有侮辱性的詞來形容美國的年輕一代？鮑萊因倒是答得乾脆直接：用「愚蠢」這個詞，就因為它的攻擊性，就因為它的確侮辱了八千七百萬美國年輕人。
我不知道鮑萊因能否如二十多年前艾倫．布魯姆《閉塞的美國心靈》一樣，刮起滔天大浪，但他隨手拈來的資料的確令人咋舌：今時今日，百分之五十五的美國高中生一週花在功課上的時間，不超過一小時；大學生則每週少於十小時。三分之一的年輕人不知道美國副總統是誰；百分之五十二的學生以為美國在「二戰」中的盟友是德國、日本或意大利，而不是蘇聯。鮑萊因加了一句：並非我誇大其詞，美國年輕人的無知程度超出你的想像。鮑萊因又再加了一句：這是全球化的現象。
鮑萊因說年輕人「愚蠢」並不是說他們智力有什麼問題，而是說他們有最好的機會、有最充足的資源成為最聰明、最博學的一代，他們沒有善加利用，他們只沉浸在自己的小世界裏。鮑萊因尤其討厭Facebook，他說他也年輕過，也愚蠢過，但是，「我不明白，一個人為什麼對自己的照片那麼著迷，我不理解，一個人為什麼要寫一個關於自己的博客。」
鮑萊因舉自己為例，十五歲的時候，他也上學，和朋友聊天、打籃球，但晚餐的時候會回家，會一個人做功課。一天裏至少有一段時間，不是和十五歲的人待在一起，而是獨自一人，讀書、思考，或者和父母在一起，聽他們談話，關於外面的世界。
現在有的只是互聯網，年輕人愛生愛死的，你離不開我我捨不了你，每時每刻都膩在一起，深更半夜還在MSN、上載照片、SMS。你看這是我剛才吃的菜，你看這是我的護膚霜。他們沒有分開的時候，他們不再有時間單獨一人，不再有時間和書本在一起，不再有時間和父親在一起。這是一個沒有父親的文化。
父親不再成為追隨者，再不有父親的教導，只有同輩的壓力。科技日新月異，父親在新生事物面前不再是權威，孩子倒過來取代了父親的角色。父親老眼昏花，互聯網世界瞬息萬變；手機層出不窮，孩子雙手聯發短訊，父親卻找不到鍵盤的次序；互動電視3D電影，孩子呀孩子，幾乎真的可以拉着父親的手說，我是你爸爸。
上週二是五四紀念日，香港無事，幾個朋友相約在中山大學校園，甘陽用心良苦，在他的博雅學院樓房前，拉起一幅小小的横條「博雅學院紀念五四」，有一個簡單而隆重的出版社贈書給學生的儀式，舉辦一個小型的座談會「青年閱讀與文化出版」，馬克．鮑萊因《最愚蠢的一代》成為了我們的話題。
我知道，恰恰是五四運動那一年，魯迅用「唐俟」筆名寫作《我們現在怎樣做父親》，魯迅的心情比我們更沉重，但想法則是打倒父親文化，解放年輕人：「自己背着因襲的重擔，肩住了黑暗的閘門，放他們到寬闊光明的地方去；此後幸福的度日，合理的做人。」我一直都非常佩服魯迅的堅韌。
我知道在五四這樣的紀念日，重新樹立父親的權威的努力，有點不合時宜。鮑萊因寫《最愚蠢的一代》也不合時宜，他說唯一能做的，是讓父母把對閱讀書本的熱情，傳遞給他們的子女。可惜的是，我不喜歡鮑萊因最後加上這樣的一句話：但這恐怕也是註定要失敗的，因為另一方的力量太強大了——數碼技術與年輕力量的合謀。

自殺作為中國問題

孫恒的新工人藝術團二○○二年成立，一直以來「用歌聲呐喊，用文藝維權」。昨天五月二十八日在北京民謠義演，悼念富士康工友。朋友傳來他的呼籲：富士康現在就像一個魔咒一樣/整日糾纏在我的腦子裏/空氣中彌漫著沉悶和壓抑/壓在我的胸口/壓得我喘不過來氣/我們必須開口歌唱/我們不能再保持沉默/否則/下一個就是我/下一個就是你/也會跳下去。
孫恒要為富士康的兄弟姐妹、為這個偉大時代默默無聞的勞動者、為生命與尊嚴唱歌。非常及時。雖然，總有一些朋友表現得相對理性相對冷靜，呂祥跟我們說，到目前為止，事情令人迷離。連環校園廝殺學童案，右派表現得很激烈積極，斷定是中國政治制度的失敗使然，並推論若想杜絕同類事件，就應該加快「政治改革」。富士康自殺事件，左派表現得很活躍，認定是自由企業的殘酷造成的惡果，吶喊呼籲打破枷鎖衝出牢籠。
呂祥接着問的是，這兩方是不是都在借題發揮呢？他認為用個案事件來推動特定的政治議程，極不可取。社會也好，制度也好，與個案事件之間，恐怕很難有明確的因果關係。如果真關心問題之所在，應該更多地探討各個個案的具體心理因素。
我記得北大的吳飛教授幾年前寫過《自殺作為中國問題》一書，吳飛面對的還不是富士康這類嚴峻而又急劇變化的連環自殺事件，但她處理的，的確已是日趨嚴重而情況獨特的「中國式自殺」問題。「中國式自殺」大多數發生在家庭裏，發生在有感情的人之間，比如夫妻、父母子女之間。「中國式自殺」往往「起於親密關係，止於親密關係」，來自於親密關係之間的「委屈」和「冤枉」，作為一種伸冤和控訴。縱使人們的自殺所訴求的道理，經不起深究，也並不值得以自殺來表達，而事實上自殺往往也不能真的得償所願。但是，自殺行爲背後包含着自殺者捍衛自身尊嚴和面子的訴求，以及對其所認爲的「正義」的爭取，到頭來還是令人肅然無語。因為在這層面上，自殺不只是消極的離棄，它反過來可能成爲一種宣告、控訴、抗爭和銘記，因為「自殺總是有足够的重要性，可以引起公眾意識的注意」。在其他抗爭都沒法取得效果的情况下，了決生命，在某種意義上是「弱者」最後的也是最強烈的籌碼和本錢。這當然是弱者最大的悲哀，我們社會的悲劇。
富士康事件是「中國式自殺」的劇烈表現，事態至今雖然迷離而緊急，但看來仍然是由於自殺者解决困厄能力不足、自以為走入窮途末路造成的。面對困厄，束手無策，當媒體把自殺渲染得像魔咒一樣，整日糾纏不去，壓抑得喘不過氣來的時候，自殺竟成了一個末路出口。
但是，我特別記得吳飛《自殺作為中國問題》一書說的，自殺雖是絕望者為重新達到正義而採取的一種極端的反抗形式和最後一擊，然而，很多自殺者並不是真的要自殺，而是一種「失敗的自殺成功」。那些陰差陽錯、那些不是真的要自殺，是有可能挽回來的生命。

編書編雜誌的人

好幾年前，小思老師在中環租了一個小單元，錄像錄音文獻搜集文字記錄，開始了她的香港文化人「口述歷史」工程。記不起為什麼，訪談古兆申那天，我也跟了去。小思整個的工程實在太大，至今兢兢業業進行已近十年，尚未整理就緒，故暫時未能付諸印行。最早面世的、訪談古兆申古蒼梧這部份，是一個例外，提早交到我手在牛津印了出來。
小思的談訪，據說大多維時半天一日的。訪談古兆申，一談就是三個工作天。三天談四十年的人和事，其實並不過份，苦的是熊志琴，把錄音整理成二十多萬文字，再作校訂、查核文獻、加按注釋，學術文化就是這麼艱辛的，這樣就過了七年。但比起這本《雙程路》跨越的四十年來說，七年就七年吧，不算太長太久。
小思說六十年代就認識古兆申。按書中所記，好像是他們都被陸離拉去參與《中國學生周報》的活動，到八十年代他們一起成立香港文學藝術協會，一起編《八方》，一起做香港中華文化促進中心，一起做着許多同樣的事。奇怪的是，就算捧着實實在在沉甸甸的這樣一本書，我還是難以想像，這是交往了五十年的小思和古兆申，共同完成一部口述史。
當然，讀下去書中所述真實實在令人記憶猶新，書裏面的照片更像是剛剛拍下來的，尤其是黃繼持老師在場的時候，我覺得最踏實。翻到書中第212頁，小思古兆申黃繼持和汪曾祺，手挽着手合照，滿臉喜氣，如沐春風，那是只有激情的八十年代才會出現的精神面貌，我第一次看見他們，記得就是這樣子的。
八十年代讀書的時候，小思黃繼持都是系裏的老師，然而初次聽到「古兆申」，卻是來自余光中先生。余先生最後一年在中文大學，開現代文學課，講新詩用一本《中國新詩選》作讀本。詩選的編者是「尹肇池」，余光中輕描淡寫的加了一句，就是溫健騮古兆申黃繼持。當時余先生那麼多教導我未記住，卻記着這麼的一個芝蔴綠豆編書掌故，也許跟我自己後來做編書工作有關。不久後，去出版社編書，出版社當好出版《溫健騮卷》，黃繼持古兆申編的。再不久又出版《一木一石》，古兆申自己寫的。再後出版黃繼持《寄生草》，我有份做校對的，因為替他們做編輯的是杜漸，而我是杜漸的學徒。
杜漸叫古兆申古仔，我們不敢這麼叫，叫古先生。他們的香港文學藝術協會當時很活躍，與內地文化界來往頻繁，並編輯出版《八方》。戴天會長，黃繼持總編輯，鄭樹森編專輯，古兆申執行編輯，陳輝揚助理編輯，小思司庫主管財政，一時之極。北京《讀書》編輯董秀玉剛調來香港，志同道合互相支持，編沈從文專輯編尋根小說專輯。我閑時替董秀玉送書送稿，這樣跟《八方》熟起來，有空時就替《八方》做校對做貼排。
古兆申同時又創辦了《文化焦點》，這份堪稱香港第一份免費贈閱的文化期刊，創刊終刊，只出版了短短五期。印象深刻的是，這份雜誌創刊來不及辦甚麼儀式，就舉行了一個終刊招待會。這回出《雙程路》故意把終刊招待會的照片登出來。再後來，《八方》停刊，古兆申去台北編《漢聲》。更後來回香港編《明報月刊》，編崑劇叢書。
以前抄寫過好幾次古兆申的作者介紹，都說他是詩人、寫散文、研究張愛玲、中國電影和崑劇專家，這次讀《雙程路》，才驀然發現，編書編雜誌才是他老本行。何況，余生太晚，以上提到的種種，在古兆申《雙程路》裏，都是很後來很後來的事。參與《中國學生周報》，編《中國現代詩選》、《盤古》、《文美》，《保釣周刊》，那才是他風華正茂意氣風發的歲月。

大批判

現在說起來也已是十多年前的事了，九七平穩過渡，香港回歸祖國。一時無所事事，回到闊別十年的校園，說是讀書進修，無非是為了排遣無聊，打發時日。高興的是竟有幸趕上修讀了一學期黃繼持老師的「魯迅研究」。中大中文系的魯迅研究專題，向來由兩個老師輪流開課，讀本科的時候，黃老師逍遙物外，講莊子去了。一直等到離開校園也無緣修讀他的魯迅。好在畢業後，因為《八方》，因為黃老師的文集《寄生草》出版雜務，偶爾有機會見到他。有一段時間，甚至常常藉故工作上遇到這樣那樣的疑難，跟曾憲冠兄不時約老師吃茶聊天，因為實在喜歡聽老師談文論藝、評點世事。出版古蒼梧的《備忘錄》，得他寫序，印行張承志《清潔的精神》、張旭東《幻想的秩序》，他都出謀指點。其後有機會出版他和鄭樹森盧瑋鑾合寫的《追跡香港文學》，則實在稱得上是一段甜美的時光了。黃老師說書論文，知世論人，出入古今，詩文辭章隨憶隨誦，那種瀟灑風神，日前跟小思老師無意說起，一碰話題已知太晚，清明雨霏，小思眼眶一下子紅了。
黃繼持老師的「魯迅研究」課，其實並沒有取巧的竅門捷徑。我讀過老師發表的所有論魯迅的文章，或長或短，幾十年來總共不過十篇八篇，沒有「專著」，但我就是認為老師懂魯迅。大學的課，雖稱為研究課程，其實仍只是入門導論課，他做的也只是讓我們遠離汗牛充棟真假難辨的「魯迅學」，回到魯迅本身，細讀原典。老師常說的好像也只是淺顯的道理，「談人文之學，必須目中有人，筆下有心；而非徒文本解拆，文字搬弄」。可能正因為這樣，當老師在課上破例地要同學必讀汪暉的魯迅研究專著《反抗絕望》時，我記得我「咦」了一聲出來。
八年前的二零零二年三月，老師已作仙鶴遊。但我可以想見，當老師知道汪暉這本寫於二十多年前《反抗絕望》，近日竟被媒體開刀，徒作文本解拆，文字搬弄，指控裁定為學術抄襲時，是怎樣的一種憤慨。
兩周前本版樓上梁文道兄曾附和議論所謂「中國式的抄襲」，在此似有必要再略作引述。內地《南方周末》今年三月二十五日以跨版轉發了南京大學王彬彬的一篇長文，指控內地最著名的學者汪輝二十年前的博士論文《反抗絕望》抄襲嚴重，罪無可恕。汪暉出自魯迅弟子唐弢先生的門下，任過十年《讀書》雜誌主編，是近十年內地最受爭議的知識分子。此文一出，隨即在媒體和網絡引爆了至今不休的激烈爭論。被指興風作浪的《南方周末》，一再發揮大眾媒體的威力，藉助一些甚至沒有讀過《反抗絕望》的「文評家」之口，對一位學者的學術成就，扣上了有罪帽子。我讀了左岸文化網站魏行的綜合性長文，那真的是赤裸裸的一個媒體以暴力干涉學術的案例。當事人汪暉因為事發時人在海外，手邊連《反抗絕望》也沒有，第一反應是「由學術界自己來澄清」，然而連這樣的一句話，也被演繹成對「那些指控鐵證如山，即便是汪輝本人一時間也沒什麽話好說」。
就在這樣的大批判聲討中，我卻為汪暉印好了他最新的學術著作《亞洲視野：中國歷史的敍述》，友人舒煒當即來信說出版得非常及時。然而令人擔心的是，在這媒體橫行霸道的大批判年代裏，還容得你說一句：談人文之學，必須目中有人，筆下有心；學術由學術界自己來澄清呢？

寫信的日子

詩人張棗三月八日於德國圖賓根大學醫院病逝時才四十八歲，北島寫了一則悲情往事，用電子郵件傳給我們跟張棗一起編過雜誌的人。在不容易的九十年代，我們幾個人跟張棗一起，編過十年的《今天》。說是「一起」，其實有些言過其實。張棗一個人在德國圖賓根念博士的時候，和他一起編詩的另一位詩歌編輯宋琳寄居巴黎，其後又搬去阿根廷布宜諾斯艾里斯。主編北島居無定所，十年間住過十個國家。評論編輯李陀和劉禾雖一直在美國，但從芝加哥到柏克萊到密西根到紐約，地址變了又變。很多時候稿子寄出的和收樣刊的地址已不一樣。只有小說編輯陳邁平的不變，那是借用瑞典斯德哥爾摩大學東亞系的郵址，那是在北歐，差不多有北極那麽遙遠。
這樣的一些人「一起」編雜誌，以前沒有電子郵件，又不可能每個人都買得起傳真機，靠的只能是寫信。信件稿件從世界各個角落寄到編輯手上，再從四面八方的編輯分寄到香港，印成雜誌，再分寄回內地和世界各地。如此這樣，九零年復刊後的《今天》一直活到今天，一度也被稱為流亡雜誌。這個「流亡」，不是詞語，是生活。相對很多已經停刊的流亡雜誌，很多人都說，《今天》這樣活下來是一個奇蹟。事實上，現在不管我怎麽回過頭去想，也覺得當時那樣的操作模式，實在有點匪夷所思。
那樣的編輯操作模式，是九十年代初在紐約，似乎是唯一一次編輯碰頭會議上决定的。忘記了是什麽人贊助的機票，在紐約開編輯會，但我記憶清晰，最後一夜在高樓天台看曼哈頓夜景，對着璀燦的燈海，張棗忽然向下縱身一躍，他說真有跳下去的衝動。我當時覺得他舉止狷狂，有些造作。他那種過於奔放的浪漫，和九十年代初那種壓抑的政治氣候、和別的流亡者那種焦躁不安，格格不入。那是我初次也是唯一一次見到他。當然後來的十年我們寫了很多信。找回那些寫信的日子，讀已不復在世的你的信。
《今天》最重詩歌，整個九十年代主要是張棗在編，他編的這十年詩歌，後來精選成一部《空白練習曲》詩集，由牛津大學出版社出版，那無疑是當代中國文學史不可能被忽略的成果。張棗寄來詩稿之餘，有時候也會爲大家打打氣，他引豪夫里斯塔，這是「詞語拋下我們不管」的時代。接着張棗總會說，真正的詩人必須活下去。舉步維艱，荷戟獨往，就算是一個結結巴巴的追問者。他喜歡、或者說妒忌北島，他愛引用北島的話，比如他也說詩人是「黑暗中的演講者」。
認識張棗之前，讀過他的《鏡中》。今天重讀，仍覺得好：「只要想起一生中後悔的事 / 梅花便落了下來 / 比如看她游泳到河的另一岸 / 比如登上一株松木梯子 / 危險的事固然美麗 / 不如看她騎馬歸來 / 面頰溫暖 / 羞慚。低下頭，回答着皇帝 / 一面鏡子永遠等候她 / 讓她坐到鏡中常坐的地方 / 望着窗外，只要想起一生中後悔的事 / 梅花便落滿了南山。」據說是大學時期寫的，據說他很早就意識到自己的出類拔萃。北島說，張棗無疑是中國當代詩歌的奇才。
讀着北島的〈悲情往事〉，我回了一封雜亂無章的電子郵件，說了一些無關重要的瑣碎，比如說張棗為了說服我出版柏樺的《毛澤東時代的抒情詩人》，破費給我打了好幾個越洋電話；比如說張棗讓我記着當年編刊的艱難，那時每期收到張棗寄來的詩稿，所有的詩稿都被剪裁修葺過，繞着詩行字句，裁掉空白的紙張，只保留寫有詩行的小紙塊。不是嗜好手工藝，張棗要減輕郵件重量，省下郵資。

四手聯彈九成自由

四手聯彈九成自由




一個是北京大學著名法學教授賀衛方，一個是無畏的章詒和，合作寫了一本《四手聯彈》。據知香港牛津版剛印好尚未上市，內地媒體即傳出會出簡體字版的消息：章詒和與賀衛方，兩位都是在國內人文學界頗具爭議的人物，兩位都很久沒有在國內出版新作；這回竟聯起手來煮文變戲法云云。打電話向大姐道賀，祝賀她重獲出版自由。你不知道，章詒和自《伶人往事》後，她寫的《順長江水流殘月》《這樣事和誰細講》《一半烟遮一半雲埋》，編的《五十年無祭而祭》都只有繁體字版，而不被允許出版簡體字版的。誰知大姐苦笑着說，國家不是在進步嗎，書能印當然高興，但是全書還是被刪掉了一成篇幅，只剩香港版的九成內容。
這種司空見慣的事當然不值得大驚小怪的，只是還是好奇。不是說你們變戲法的這本書：「世俗，趣味，隨意，是宗旨。無政治，無思想，無鋒芒，是特色」嗎，怎麼還會被刪節？職業病作怪，也想趁機學習了解內地的出版尺度標準，我把被刪掉的文稿和香港版比照着仔細校讀了一遍。章詒和藉寫香港書展記在香港買禁書的〈歷史是有聲音的〉一文被刪，文中提了太多的禁書書名，也有不太陽光面的憤世情緒，影響不好，刪掉可以理解；〈先天禀賦，後天學養〉悼念美國哥倫比亞大學教授、中文口述歷史的始創人唐德剛先生，此文整個被刪，令人難以理解；〈雙照樓詩詞稿〉一文寫大漢奸汪精衛，刪去也許「大快人心」；〈遂了功名遂風情〉寫大右派羅隆基，因為羅隆基刪去令人無可奈何；〈錢鍾書的「閱世」〉一文出自北大法學教授賀衛方手也被刪，有些莫名其妙。我的迷茫注定我不能沾最緊密合作恩惠回內地尋求更大的發展。誰知大姐故意為難，說她其實非常懊惱非常鬱悶，我想她指的是她自己的妥協，她舉例說〈告別喀什〉一文的確實寫新疆，但文中這樣的一句話「一路行來，彼此的話都不多」也被刪，豈有此理，愈說愈惱怒起來。
耳濡目染盛世中國的偉大成就，我不知怎麼念念有詞的讀起陳冠中的「九成自由」來。其實，不能不承認中國是在進步，現在我們已經很自由了，除了少數不能出的大多數的都能出版了，當然仍需要一個過程，這樣再好好的走十年、二十年、三十年，一切會好起來的，自由會有的。現在你不是已經有九成，甚至更多的題材都可以發表了嗎，可以想見，將來國家條件許可，還可以放寬到九成五、九成六。那就會跟香港、西方差不多了。何況，香港這種自由我們不是也經常駡嗎，也不見得真的最好，西方也有言論和活動的不自由。當然，差別是理論上在西方，政府權力是人民給的，而在中國，人民的自由是政府給的。但這也只是理論上而言，真實的情況不見得真的如此吧。我知道，你指的是「言論自由」不是「行動自由」，是真正的自由不是有限制的自由，憲法上說刻意說明「言論自由」，而不是說「行動自由」，就是因為兩者有區別。我知道「言論自由」講的就是自由，而不是限制。不能說是有限制的「言論自由」吧。
這本《四手聯彈》其實只是一本有圖有文的雜文，雁過留聲，人過留影。兩位作者藉照片，寫着他們的思緒和想像，寫出他們的快樂和傷感。邊彈邊唱。賀衛方記着普魯斯特的話，說照相機並不是現實的忠實記錄，它分解了現實，使之成為可以操控的、曖昧不清的所在。照片是攝影者的喜好，依照片所寫的文章，像這樣的《四手聯彈》，卻是一種難以預期的借題發揮了。

盜火者趙越勝

不日，照例的躲在工作間看書看文稿，電子郵件來時是沒有預約的，叮咚一響的是相熟的學者朋友周保松，來信一開頭就問你知道趙越勝嗎，信裏說他最近讀了一些文章，覺得在八十年代那撥人中趙越勝實在比同輩高出太多了云云。瞭解八十年代大陸文化界的，大概都知道，越勝是「文化：中國與世界」編委會的核心人物，八十年代後期北京青年知識界有一個別具一格的小型沙龍，沙龍主人名趙越勝。那時沙龍周圍的朋友，張志揚蘇國勛周國平朱正琳陳嘉映徐友漁梁治平，現在都是大陸學界的大師級。當然我知道保松說的不會是沙龍主人身份的趙越勝，不會是剛在《讀書》雜誌上寫范競馬的越勝，保松也不可能至今才讀到《七十年代》書中的〈驦歌清酒憶舊時〉一文，我心裏一驚，這種巧合也太詭異神奇了吧，因為我當時正在埋頭看的書稿，正正就是趙越勝的《燃燈者》，而我完全相信，保松不知從哪也看到的越勝的文章，肯定出自這本書稿，是越勝寫的〈輔成先生〉還是〈憶賓雁〉？
八八年甘陽第一次來香港，彼此情投意合，跟香港三聯書店簽署協議出版一套新馬克思主義叢書，葛蘭西霍克海默阿多諾本雅明哈貝馬斯馬爾庫塞一大批選題，其中寫《單維人》的馬爾庫塞指定由趙越勝執筆，八九年初收到的第一批書稿中就有張旭東的《本雅明》和越勝的《馬爾庫塞》。可惜八九風雲驟變，這種知識小叢書一時之間被認為不合時宜，計劃夭折。為越勝出版一直等到二十年後北島編《七十年代》，邀約人在巴黎的越勝撰文。那還不是一本書只是一篇文章。朋友們都知道，越勝嗜書如命，又寫得一手好文章，策動過不少叢書和雜誌的出版計劃，自己卻偏偏非常抵觸出書，寫了文章傳給朋友一讀，就此了事，從不肯結集出版。陳嘉映說他認識的人裏，有文才的不止一二，但〈輔成先生〉〈憶賓雁〉這樣的回憶文章，我想只有越勝寫才好。
但是，我讀到越勝的文章，豈止只是所謂的文才！豈止只是所謂的往日情懷的回憶！越勝說，「賓雁去了，我心痛如割，想無論如何要寫點東西紀念他，此時不動筆，讀書識字又有何用？於是帶稿子去布列塔尼海邊，每夜燈下疾書。雪在邊上，我手寫一頁，她便在電腦上錄下一頁。十天稿成，算在賓雁靈前一哭。輔成先生去了，我彷徨無主。自初識思想，便與先生一起，或遠或近，心靈上沒有片刻分離。先生今天不在了，這世界變得空空的，才覺得自己的心靈的成熟遠不到離師自立的程度。我不能不動筆，留下先生在我身邊。」
朱正琳是越勝的知音，朱正琳說他寫了三個曾經給他帶去光亮的人物，故稱他們為燃燈者。「越勝筆下的三位燃燈者，連同越勝本人，其實也都是盜火者。在我的心目中，劉賓雁先生是鼓蕩天地正氣的志士，周輔成先生是守望普世價值的哲人，都是我仰之彌高的人物。但越勝寫出了他們的寂寞，這讓我得以和他們親近。」
越勝更寫出他的憤慨！我認為這可能就是周保松認為越勝比同輩不少學人更為難能可貴之處。二○○九年五月二十六日，哲學家周輔成先生舉行遺體告別儀式。北大校方無一人出席告別儀式。越勝寫道：先生服務北大近六十年，育人無數，而校方竟吝於表達些微的謝意。蔡先生的學校已然變得如此缺乏起碼的禮貌和教養。讓我寬慰的是，我們哲學班的同學來了，向先生作最後的告別，雖然離開先生已多年，仍知為先生執弟子禮。先生教過的孩子，仁義總是在的。」

陸離來電話了

聽說做編輯的都接到過陸離的電話，那些運氣特別好的，會經常得到她來電話提點。我的運氣總是若有若無，好在總是在讀稿讀到索然無味，或者改稿改到束手無策的時候，失驚無神偶而會接到一個陸離的電話。智能身份證快推出的時候，為了不讓「身份證」變成「身分證」，加入她的護邊運動，那時候不只通電話，甚至密鑼緊鼓見面開會。但不知是因為她的緊張大師作風，還是因為她眼光實在太犀利，一聽到她的聲音，心頭總會一緊，雖然總是很高興的，特別是這兩年聽說她抱恙在身。
陸離的電話總是這樣開始的，先是寒暄幾句或幾十句，彼此了解一下上一次電話的時間和情節，奇怪的是，幾個月前或幾年前的上一次通話談的是什麼，好像總能很快確定下來。然後，她會非常禮貌地問，手頭在做的事急不急，當你稍為停頓猶豫片刻以表示自己並不完全是公司的冗員時，她隨即已接着說，除非是急到死人冧樓，否則她要說下去了。電話繼續。
雖然每回都是這樣，我還是每回都感到事態嚴重非同小可。只是這一回不完全是關於自己經手出版的書籍，而是因為蘋果這版「星期天飲茶」，所以只好請編輯允許我在此佔用今天這寶貴的版面。上個周日恰逢大年初一，無報。也即在此說的是，二月十二日之前的二月七日的「星期天飲茶」了。然而跟二月十二日有什麼關係呢，容後說明。
「星期天飲茶」見報次日，二月八日星期一，陸離來電話了，開場白過後，她問短文裏你提到的《見證》和同日張灼祥評論的是不是同一本書。好在陸離需要我表態的，關於八九民運、六四、北京風波，我們幾無分歧當即取得共識。但不能不說，她實在非常敏銳，也許是看到太多人或歷史失憶或記憶錯亂，她更着緊的是我們這些做編輯的粗疏大意。司徒華病重，八九民運六四支聯會等等，人們舊事重提，陸離讓我記牢幾個關鍵日子，八九年四一五胡耀邦逝世，四一七悼胡漸變為抗爭，四二六人民日報發表反動亂社論，五月一日北高聯發表告香港同胞書呼籲港人支援，五一七北京戒嚴，五二一百萬香港市民上街，「全港市民支援愛國民主運動聯合會」（支聯會）成立，五二八香港百萬市民再次遊行。
陸離說，支聯會是六四血腥鎮壓之前成立的。八九民運和六四不能混為一談，是不是這樣就能確立其合法性和合理性，我不知道。但陸離的電話讓我有打了一支強心針的感覺，歷史並不真的都會成為虛幻。至於電話從沉重的六四轉而說到梁文道，全是因為「星期天飲茶」。以下的轉述，版權陸離所屬，我相信梁文道兄虛懷若谷，同樣會感激陸離的提點的（雖然我一直思忖自己這回是否多事）。


「星期天飲茶」梁文道〈失落的慢讀〉一文實在是一篇難得的佳作，能得陸離這樣的一句話，作者飲得杯落了。但是，他說史諾比坐在屋頂，對着一部打字機專心寫作。「我每天打一個字，遲早能把整部《戰爭與和平》打出來」。 One of his hobbies is reading Leo Tolstoy's epic novel War and Peace at the rate of"a word a day"，每天讀一字，怎麼會成了每天打一個字。都說蘋果的編輯最認真，怎麼未發現呢？過幾天二月十二日是 Charles M. Schulz十年忌日，梁文道現在的影響又那麼大，網絡流傳又快又廣，史諾比每天讀托爾斯泰《戰爭與和平》一字，變成每天寫《戰爭與和平》一個字，如何是好？陸離急得團團轉，不亞於她說到梁文道訪問陳冠中的長文〈盛世冷眼〉中，前後四次把《中國學生周報》寫成《中學生周報》。
你知道的，陸離讀大學一年級開始在《中國學生周報》做編輯，一待十四年，一九五八年在《中國學生周報》翻譯連載花生漫畫，那時史諾比在美國還未走紅。

鏡頭下的歷史

月前的 12月 18日在「北京財經論壇 2010」上，博源基金會請來鄧小平女兒鄧楠，由毛毛主持發佈中國三十年攝影集《見證》，一本牛津大學出版社出版，在中國大陸並不能公開發行的圖集，其意涵倒是無言而喻的，因為如果說四九年後的三十年是毛澤東時代的話，七八年後的三十年，堪稱鄧小平時代（至於江澤民如何安置有待歷史學家分說）。出版者似是有意為之，在北京展示的圖集封面，是一幅鄧小平的大頭像，而不是香港公開發行版本的封面。日前開始在香港推出的是一張站在上海環球金融中心樓頂的民工圖。民工無名無氏（言下之意也許是毛澤東說的：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創造歷史的動力）。金耀基教授在發佈這本書時說，這是編得最好的中國三十年歷史圖集。
三十年的歷史，一百多位攝影師，逾千張挑選出來的二百九十一張照片，出自《財經》雜誌主編楊浪的解說文字，前美國國務卿基辛格、中國改革先行者杜潤生寫的序文。都說現在是讀圖時代，但在這個圖象色彩繽紛令人目不暇給的年代，我們真的能在這近三百張黑白相片中讀懂原來鏡頭下那些波譎雲詭的人物和歷史嗎？
全書分三部分， 1978-89， 1989-99， 1999-08，十年一斷代，相信沒有太大的爭議，問題是 1976-1978年那兩年該怎麼交待呢？圖集預留了五個跨頁七張照片：文革大動亂、毛澤東逝世、華國鋒接班、四人幫倒台、鄧小平復出。作為大時代的大背景，第一張相片彌為罕見珍貴而意味深長： 1966年 8月 31日，毛澤東第二次接見紅衞兵（毛澤東先後八次接見紅衞兵的內幕和經過是歷史學家不斷討論的題材），當領袖檢閱車剛駛出天安門金水橋的時候，就被混亂的紅衞兵圍堵住了！照片中可見到，毛澤東林彪陶鑄楊成武等人一籌莫展的無奈。編者是這樣解讀這一畫面的：這是一個應當被人記取的頗有象徵意味的場面──領袖和他的汽車，被他發動起來的人群淤塞了！從歷史的角度看文革，毛澤東基於建構新社會制度的理想，試圖發動群眾打碎舊有的制度，結果，中國的制度、秩序和文化都被打亂了。用毛澤東的話說：全面內戰，只是不知道敵人在哪裏。編者接着說，「其實中國這輛車從 1966年駛出的時候就被堵住了， 1978年以後發生的變革，不過是必然發生的對正常秩序的恢復。」
影像見證歷史的魅力很多時候甚至用不着任何文字解說。 1978-89年間，有一幅題為「胡耀邦匯報工作」的照片。照片中我們可看到，當時中國八十年代的政治權力的十位核心人物：鄧小平、陳雲、李先念、葉劍英、彭真、聶榮臻、薄一波、楊尚昆八位老人垂簾聽政，胡耀邦和趙紫陽是兩位在前台的操作者，照片中央是半蹲半坐在椅子邊上的胡總書記，聲嘶力竭地向八位躺在沙發中吞雲吐霧的老人匯報工作。國家總理趙紫陽則端捧着茶杯，神情緊張。真的，中國是一艘大船，波濤洶湧，浪流湍急，既要不斷加速又要力保平衡。


金耀基教授說這部圖集讓他安慰的是，而今太多人失憶，編者沒有。一開篇 1978年天安門悼念遇羅克圖，記着的是先知者的歷史,也啟動了人們敏銳的神經。趙紫陽、六四、禽流感、礦難、地下教會、毒奶、汶川地震，也許有人會說陽光不夠。跨頁的趙紫陽圖、六四，也許是這本書不能在大陸發行的關鍵，編者說「這是一個在歷史上留下重要痕迹的領導人，在回顧中國三十年發展歷程的時候，不能無視他的貢獻」。這幅 1988年的趙紫陽，時任總書記，正在大亞灣視察大亞灣。值得一提的是，照片告訴我們：大亞灣核電廠規劃之初，一度引起香港百萬人簽名反對。許家屯寫報告說為了香港的繁榮安定，建議取消核電廠計劃，趙紫陽請示鄧小平，鄧批示「他反他的，我建我的」。一錘定音。中國三十年，鄧小平一錘定了多少音？
六四照片之前，是戈爾巴喬夫訪華，六四照片之後是一幅題為「交待」的照片： 1989年 6月鄧小平在家裏向新任職中共總書記的江澤民等交待工作。

令人鬱悶的谷歌

谷歌不作惡，共產政府是絕對的惡。所以當谷歌發表聲明說，中國對 Gmail的攻擊，對電子郵件的監視，對互聯網自由言論的控制，令他們忍無可忍，決定重新評估在中國的業務，以後不再審查 Google.cn內容。中國政府若不能讓谷歌合法地在中國營運一個不受審查的搜索引擎，谷歌打算撤離。世界隨即嘩然，外面世界的反應我們都知道，國內有人獻花致敬，有人憤慨寧為玉碎不作瓦全，還懇請谷歌把在中國受到的待遇、經歷的網絡審查、遭受的網絡攻擊、中國網監部門的運作方式和組織架構、中國網絡關鍵詞列表，通通一五一十地公諸於世。
當人們希望谷歌讓全世界看看中國正在發生什麼事，最多互聯網用戶的中國、佔世界上五分之一的人口生活在怎樣的制度之下，有怎樣一堵大防火牆在限制他們自由的時候，谷歌 CEO Eric Schmidt透露，他們還在與中國政府商談，谷歌可能會繼續留在中國，施密特先生甚至以極富感情色彩的語言說「我們愛中國和中國人民」。
一開始，人們也許未弄明白，谷歌打算關閉的中國業務原來僅僅只是谷歌中國（ Google.cn），而其他的業務是會照常營業的。 Google.com將繼續提供中文語言搜索服務。但愈到後來，人們的問題就多起來，比如說，中國政府的網絡監察制度不是什麼秘密，在谷歌進入中國之前就存在。谷歌是在中國的網絡監察制度比現在更嚴格的時候進入中國的，谷歌要在中國市場分一杯羮。時至今日，在網絡監察制度變得相對寬鬆的時候，站出來以政治道德為理由高調宣佈退出市場，難免耐人尋味。有評論者早就指出，從市場經營結果來看， Google.cn沒有存在的理由。不僅需要大量投資，在競爭對手的打擊下， Google.cn毫無還手之力。如資深互聯網分析師洪波說的，谷歌在中國已經營運了四年多，這些投入是白費的。據中國 CNNIC在 2009年 9月公佈的統計數據，僅有 12.7%的中國網民將谷歌作為網站搜索的第一選擇，比上一年下降 3.9%，而 77.2%網民的第一選擇是百度。上一期《時代》周刊《 Google's China Lesson: Silicon Valley Is No Longer King》一文說：當谷歌以堅守價值觀的理由而宣佈退出時，不得不承認谷歌在與百度的競爭中技不如人。
若說谷歌宣佈退出中國不是真的基於政治道德，而只是一項商業考慮，甚至還把中國政府拿來當做自己經營失敗的替罪羔羊。這的確讓我們這些谷歌擁躉吃了一記悶棍。更現實的是，網友羅列證據，按照谷歌自己的高標準，谷歌本身更是一個高舉道德大旗的魔鬼。 2008年印度 IT專業人士 Rahul Krishnakumar Vaid因為在 Orkut網站寫下"I hate Sonia Gandhi"而被捕。 Orkut是谷歌在印度的社交網絡網站。谷歌立即向警方提供了 Vaid的 Gmail電子郵件信息。 Vaid被起訴了違反了印度刑法和信息技術法，在網上社區發佈辱罵印度國大黨領袖索尼婭甘地的內容。如果被判有罪，他將可能要入獄五年，罰款十萬盧比。谷歌說，谷歌致力於保護用戶隱私，但谷歌必須遵守所在國的法律。


更令人鬱悶的是，網民說， 1月 7日，國務卿希拉里在請吃飯，一場圍內的晚宴，來客都是通訊科技界的重量級人物。有谷歌 Eric Schmidt、 Twitter聯合創始人 Jack Dorsey、微軟首席研究與戰略官 Craig Mundie，以及 Mobile Accord總裁 James Eberhard, Cisco的行銷總裁 Susan Bostrom,紐約大學教授 Clay Shirky, Personal個人民主組織創始人 Andrew Rasiej等。這是美國國務院利用信息技術來推進美國外交的一種努力。沒過幾天的 1月 12日，谷歌就出來了。谷歌是否也在為美國政府的政治目的服務呢？

孫述宇談母語教育

孫述宇談母語教育



記不起第幾次讀孫述宇教授〈使用中文是中文大學的使命〉這一篇文章了。每一回讀的時候都有一種撥亂反正豁然開朗從而感受到一種力挽狂瀾的力量。文章雖是針對香港中文大學而寫的，但我們知道中文大學之創立，不僅僅是籠統地給香港中學畢業生接受大學教育的機會，而更是給他們以中文傳授知識與學習的大學教育的機會。所以孫教授文章討論的既是中文大學的使命，更是香港母語教育和英語學習問題。
香港中文大學成立於一九六三年，一九七五年中大學生會出特刊，檢討學校第一個十年的成績。孫教授當時是中大英文系系主任，應邀寫了這篇〈使用中文是中文大學的使命〉。孫教授當時說，假說中大面對重大困難而能堅持執行一項堅定的中文教育政策，使畢業生都能用中文思考、治學、處事，並使香港中小學母語教育的頹勢得以改良，那才談得上成就不成就。三十五年後的二零零五年，中大學生會又編印特刊，討論的仍然是教學語言問題，重刊了孫教授這篇文章。二零零七年，中大校友關注小組出版《令大學頭痛的中文》一書，印行近萬冊，針對新校長劉遵義改變教學語言政策，強調中文這人類歷史上使用時間最久遠的語言，幾千年下來波折重重，根基深厚而又生機勃勃，中大的短視和冒失、愚蠢政策的抑中揚英，雖增加曲折但是遮擋不了光明的。該書為此專訪孫教授並再次編入孫教授的這篇文章。
今年伊始，牛津為孫教授隆重出版了上下兩卷自選集《小說內外》，孫教授雖自謙是敝帚自珍，但不諱言的確想藉此機會舊話重提，希望再一次引起母語教育和英語學習的討論。因此，孫教授再一次鄭重的編入了〈使用中文是中文大學的使命〉一文，同時收入用英文寫作的“The English Language and Chinese People”文章。一篇文章的命運，和香港的母語教育一樣至今仍是未完成的努力。
香港母語教育前途黯淡，孫教授則堅定信念，世界各先進國家今天都是用母語做學問的。中古時代歐洲通行拉丁文一去不復返，文藝復興後各國逐步改用民族語言做學問，民族教育和學術得以發展。英帝國殖民政府數十年前已順應世界潮流，承認香港華人母語教育的權利，成立中文大學，訂下時間表讓香港中小學走向全部中文教學。可惜的是中文大學從首任校長李卓敏開始就想方設法擺脫中文，香港百萬家長一窩蜂抗拒中小學母語教學（中文真的令人頭痛嗎），甚至連北大清華也爭相提倡英語教學，用高薪招聘能用英語教學的教授，用獎金鼓勵教授用英語授課。 新的買辦階級已形成，孫教授問，母語教育又不合時宜了嗎？
痛苦是沒有種族國籍界限的，但是剥奪學生用母語學習的機會，就是剥奪他們心智成長的權利。大學幾乎所有學科，除了我們的文史哲，都是近百年從西方移植過來的，這些西學在中國沒有根，甚至缺乏足夠的中文書籍，缺乏足夠的中文概念詞匯，缺乏足夠的教師，這是事實，但你能想像得到，像中國這樣的民族要永遠拿他族的語文來做學術嗎？語文是思考的工具，你能想像中國人不能用自己的語言作深入的思考和學術討論嗎？我們能把它留給八十後九十後說“這是你們給我的教育”嗎？
因為剛讀到的新一期《中大校友》新任校董會主席鄭海泉的訪問，難得他談到了教學語言問題，在此把孫教授的書推薦給鄭先生。鄭先生任重道遠，七十年代又曾投入過爭取中文成為法定語文社會運動，是能為中大甚至香港母語教育出大力的人。的確如他說的，語言爭論始於七十年代中文運動，源遠流長，非朝夕可達成共識。但是孫教授和來自中大的人一開始就知道這種困難不管有多大，中文在世界的地位只會愈來愈重要。

歷史政治和女人男人

歷史政治和女人男人



去年沒來得及去屯門參加嶺南大學的「當代文學六十年」研討會, 只有補讀許子東他們編成的會議文集《一九四九以後》, 書厚厚的近六百頁, 說是會議文集一點不假, 除了收集所有的會議論文, 連兩場學者圓桌會議和兩場作家論壇的一言一語, 都有聞必錄, 誰發言引起哄堂大笑, 誰講話聽眾大拍手掌, 都括弧加上按語, 一一記錄在案。四場討論的陣容值得在此一記：王蒙李歐梵陳子善陳芳明盧瑋鑾錢理群黃子平, 陳思和黃錦樹楊玉峰鄭培凱鍾玲王德威, 王安憶朱天心鍾曉陽嚴歌苓平路, 北島黃春明駱以軍董橋陶傑。真難為許子東他們想得到, 因為若沒有這許多「當代作家」, 所謂的六十年當代文學, 難免會過早被專家學者帶入「歷史」殿堂, 而難以再見「此刻」的光采; 而若沒有女人和男人, 六十年來的歷史和政治, 未免也會像國共黨史一樣枯燥無味令人昏睡。
所以董橋在會上說, 這六十年的政治歷史, 對國家對人民當然很不幸，政治歷史中的男人就是蔣介石和毛澤東，女的就是江青跟宋美齡。但文學因為三江分流而出現不同的氣象, 如台灣六十年代小說也好散文也好，女的像林徽因，男的像徐志摩。香港六十年代繼承的是上海，男的像徐訏，女的像張愛玲。董橋說的不多, 聽眾大笑。我相信聽眾笑不只是因為比喻形象跳脫有趣, 而也是因為這觸及了他們讀董橋散文那種獨特懷舊感的敏感了。
這是「當代文學」有趣而和「現代文學」「古典文學」不太一樣的地方。
在當代文學的範疇, 比如讀王安憶朱天心鍾曉陽嚴歌苓平路, 跟讀魯迅周作人沈從文肯定是不一樣的。 因為你可以讀到她們一部剛印出來新作品, 直接接觸到那種文學的單純, 作品完全陌生, 所有文學史教科書都來不及討論、當然也還沒受到政治意識形態的干擾。董橋幾十年前文學經驗中的林徽因, 徐志摩, 徐訏, 張愛玲可能就是這樣的, 和聽眾文學經驗中的北島黃春明駱以軍董橋陶傑, 有令人會心微笑形神巧合。
許子東他們《一九四九以後》用心良苦, 一百多頁的討論使得當代文學六十年變得迷人起來, 學院式的研究和讀者的文學經驗得以連繫了起來。不難想像, 當粉絲聽眾第一次聽到朱天心這樣談到胡蘭成時的反應：「我十六歲認識胡蘭成, 一直都叫他胡爺爺。大概我也是他一輩子碰到的唯一這樣一種關係叫他的, 這也是他一生裏很奇怪的經驗吧。他是非常容易讓人忘記年紀的人。所以他第一次當爺爺, 必須要撐着一個爺爺的樣子來帶一個不是很聽話的學生, 這在他或許是蠻有趣蠻新鮮的經驗。我和天文有兩度去日本住在他的家裏, 他在日本其實生活得很好, 有很多各式各樣的人好像供養他一樣, 可是我覺得他的心情是很寂寞的。」朱天心說, 「我到現在還是把他看作是某個階段的啟蒙老師, 這很重要。」
「當代文學」有研究價值更有啟蒙意義, 最初的文學經驗意味著文學最深的秘密和最持久的魅力。這也是當代文學一再強調, 一切文學其實最終都是當代文學。看見了女人和男人, 才看得見六十年來的歷史和政治。

覺民行道

覺民行道



如果沒記錯的話，余英時先生的著作是一九八七年才在大陸正式出版的，〈從價值系統看中國文化的現代意義〉作為《文化：中國與世界》雜誌創刊號的重頭文章，在北京直接介入了當時的文化熱；幾乎同時，朱維錚在上海主編的叢書出版的《士與中國文化》一書結集了同一主題的八篇論文。近十年來，北京三聯和廣西師大版的余先生作品系列一紙風行，影響之深廣，實非本文所能置喙。距初版差不多十五年後的二零零三年，《士與中國文化》出版擴充版，補充了四篇新論文，全書因此上起春秋下迄明清，跨度長達兩千年，余先生為此寫了一篇新版序言，進一步闡述了「士」在中國歷史上所形成高度連續性的傳統，「士志于道」是孔子最早為「士」所立下的規定，余先生說：「用現代的話說，『道』相當於一套價值系統。但這套價值系統是必須通過社會實踐以求其實現的；唯有如此，『天下無道』才有可能變為『天下有道』。」
我還記得余先生結束這篇新序的那句話：「本書所探討的對象雖是歷史陳迹，它所投射的意義卻可能是現代的。」正是因為這樣的話，每當讀到余先生其他別的書時，難免總會尋思，在歷史專題研究中他所關切的現代意義是什麼。
余先生新書《中國文化史通釋》開篇〈綜述中國思想史上的四次突破〉，其中揭示的最新研究成果是，十六世紀（即王陽明時代）是中國思想史上第四次重大的突破。余先生指出，「宋、明兩代理學之間的斷裂遠過於延續，而其中最重大的一個差異必須從政治生態與政治文化方面着手才可理解」。
這個最重大的差異（「得君行道」vs「覺民行道」），就是接着的第二篇文章〈從政治生態看宋明兩型理學的異同〉，於筆者來說，今天讀來有特別的現代意義。
在二○○三年的巨著《朱熹的歷史世界》中，余先生曾對宋代的「國是」作過了詳細的分析，在此〈異同〉一文中，他將以往的專題研究，化繁為簡，用概括的方式呈現出來：「共定國是」成為有宋一代的不成文法之後，士大夫與皇帝「同治天下」取得了制度性基礎，士在宋代不但是文化主體，而且也發展了高度政治主體意識。這種政治生態為「士」提供了一個前所未有的「得君行道」的可能性。余先生因此指出，「得君行道」在宋代並不是一個完全脫離現實的幻想，但是，「王陽明在明代，特別是朝綱紊亂的武宗時期，竟認真地重彈此調，則簡直印證了『與虎謀皮』那句古語」。經過下獄、廷杖、貶逐等一連串的巨創深痛奇恥大辱，王陽明在龍場終於徹悟，「得君行道」在當時的政治生態下只是一個幻想，與宋代相對照，王陽明最顯著的特色是「覺民行道」。
在此，余先生雖然特別強調，宋代士大夫的「得君」與世俗觀念的「邀君寵」絕不能混為一談，但他顯然更看重王陽明的「覺民行道」：「他的眼光已從人君移向一般人民，最終目的是在使天下之人皆知自致其良知」。
余先生說，「覺民行道」是一個偉大的社會運動和傳「道」運動，而不是政治運動，在十六世紀的中國掀起了萬丈波瀾。在二十一世紀的中國，余先生有份簽署的「零八憲章」最多也只是一個傳「道」運動，而不是政治運動。
八九以來，「二十年前的槍聲決定了你的生命」（劉霞詩句）的劉曉波，經過下獄、貶逐等一連串的巨創深痛後，因起草「憲章」將再被囚禁十一年，然而，這是誰的奇恥大辱呢。

餘韻

餘韻


許子東陳思和王德威等編成《一九四九以後》大書論當代文學六十年, 其中有沈雙博士和陳建華教授的長文談張愛玲──真是說不盡的張愛玲。陳建華引《餘韻》來說餘韻──並非剩「餘」物質, 而是喜出望外的「贏」餘, 因為張愛玲的作品畢竟有自己的筆觸和「韻」致。話說得有些自我反複, 但張迷總是受落的。這篇短文要說的卻是上月香港國際詩歌節的餘韻, 因為這樣的一封信：
北島：你好!上星期三和今天埃及詩人海加茲給埃及的最大日報寫了兩篇文章。第一篇文章有關香港，他叫香港「理想完美的城市，差不多！」。他今天寫了有關香港國際詩歌節，翻譯你的，日本詩人及德國詩人的一些詩行。他對香港此次活動有非常好的印象。現在阿拉伯世界的詩人都知道有關這個國際詩歌節，而希望以後有機會參加！謝謝你在文學方面帶給香港大名！
寫信的人是賽義德‧顧德 (Sayed Gouda), 住在香港的一位阿拉伯詩人, 去年十月在悼念阿拉伯詩人達維什 (Mahmoud Darwish) 逝世詩歌晚會上有緣認識。當然, 上月參加過國際詩歌節活動的, 都會記得來自埃及的阿拉伯詩人海加茲 (Ahmad Abdul Muti Higazi)，雖然在此之前我孤陋寡聞未讀過他的詩, 但知道他在阿拉伯世界裏面成就非凡聲名顯赫, 記得在藝術中心閉幕晚會上, 他讀着淺白的詩像跟你聊天, 有一種尋找知音和交流的懇切。我當時想, 我們讓他失望了, 因為我相信在場能聽得懂阿拉伯語言的沒幾個人。然而是什麼讓他在不足一周行程的香港之旅後, 認為香港幾乎是一個「理想完美的城市」呢？
我相信, 只有詩歌本身才能讓一位詩人發出如此的讚美。然而, 詩歌的香港, 我們配嗎？
國際詩歌節後, 本地的報道和評論寥寥可數, 我倒是讀了不少來自外地的評論, 梁文道在鳳凰台電視節目上表示驚訝香港有如此之多的詩歌聽眾, 上海《東方早報》記得的海加茲比我的更加生動而清晰：「不過無論是開幕詩會還是前晚的閉幕詩會, 最具戲劇表現感的無疑是埃及詩人阿赫穆德‧海加茲, 他在朗誦《孤獨女人的房間》時, 更像是在表演一齣話劇的獨白片段，表情、動作、音調與詩歌的氣味非常匹配，但又不誇張和做作, 他的戲劇感, 很少能從中國詩人身上找到。」一切有欲望，與她一起哭泣/一起有慣於自省中孤寂的/身體的味道/一切是鏡子/那有她的臉/有她肢體的友善與羞澀。
《南方都市報》認為香港舉辦這麼大型的國際詩歌活不可思議, 專訪北島說舉辦這場詩人聚會源於他對香港生活的「不滿」：「香港是一個高度商業化的國際都市，邊緣文化的生存空間非常有限。要想住下去，就非得改變這裏的文化生態環境不可。」其實, 我知道北島這樣的念頭萌於九七年半官方辦的那次國際詩歌節, 蕭條零落, 小貓三四隻, 令人沮喪。直到四年前的2005年, 牛津在星光行商務辦《時間的玫瑰》北島詩歌朗誦, 反應熱烈始料不及; 次年他在中大的朗誦會更令人喜出望外。香港有詩歌的土壤, 香港的文化生態正在發生變化。接着是2008年10月在美麗華商務的紀念巴勒斯坦詩人達維什詩歌朗誦，12月《今天》三十周年的詩歌音樂會。
《中國新聞周刊》亦着墨於香港與詩歌之間的矛盾存在, 引述香港詩人廖偉棠說“正如德國詩人荷爾德林所說：越危險的地方越有救。高度商業化壓制下，人們會産生更强烈的精神需求，語言系統的複雜對詩歌是好事，因爲詩歌就需要語言的撞擊和磨礪。香港自然成爲主流話語中心之外的一個特殊的凝聚點。”香港能成為詩歌文化的凝聚點嗎, 是餘韻, 也是期待。

通識與通釋

通識與通釋


老友舒煒是北京三聯余英時先生作品系列的編輯，日前，余先生在電話中告訴他在牛津即將印行的新書叫做《中國文化史通釋》，他喜出望外，想先睹為快，來信預訂，信中他把「通釋」寫成「通識」，普通話「識」「釋」同音，這點筆誤沒什麼大驚小怪的。我倒是一時好奇，去翻了翻詞典，「通識」和「通釋」，有什麼不一樣呢？現在，因為香港小學課程裏有一門常識，中學課程裏又有一門通識，而全世界的大學現在都談論通識教育，所以一碰到「常識」「通識」這樣的詞，就難免心裏發毛。剛才中午飲茶，同事的議論言猶在耳，同事張太說她家的電腦魔童，每天玩五六個鐘頭電腦遊戲，電光火石出神入化，學校的常識課卻還在圖文並茂的教他哪是鍵盤哪是顯示屏哪個是老鼠。另一同事陳生則說她女兒的通識課更離譜，總是把掘路修路工程講得神神乎乎，考她到底是路政署渠務署水務局還是煤氣公司電燈公司電訊公司的責任。我同事的問題是，這種芝麻綠豆讀來做什麼呢。常識和通識，茶餘飯後，大家說得牛頭不搭馬嘴，愈說愈憤慨，難免以偏概全。其實中小學課程叫常識還是通識，不必太較真。
這時候，我就會說不如我們讀一些沒有課本那麼深奧、淺白的通釋的書。這時候，我特別喜歡「通釋」這個詞，喜歡通釋的貫通、旁通之理。比如說，余先生有一篇文章〈原序：中國書寫文化的一個特色〉，就是一篇很好讀的通釋文章，每次讀對我來說都如上了一堂最好的通識教育課。文章說的好像是「同聲相應同氣相求」的文人雅事。
余先生因為收集歷年來為友人著作所寫的序文，編成《會友集》，發現數量之多出乎意料。余先生自問：「孟子有一句名言：『人之患在好為人師』。那麼我是不是犯了『好為人作序』的毛病而不自知呢？但在我的記憶中，每一篇序好像都是在『義不容辭』的情況下完成的。」
是不是「好為人作序」？余先生這部《會友集》去年已出版，書擺在那裏。這引言令我記得以前讀陳寅恪先生的《柳如是別傳》開篇那幾句引言：「昔歲旅居昆明，偶購得常熟白茆港錢氏故園中紅豆一粒，因有箋釋錢柳因緣詩之意，迄今二十年，始克屬草。適發舊篋，此豆尚存，遂賦一詩詠之，並以略見箋釋之旨趣及所論之範圍云爾。」這一粒紅豆引出的就是傳世名篇八十多萬字的《柳如是別傳》，妙不可言。近的則是余先生自己的七十萬字巨著《朱熹的歷史世界》，余先生說一開始只是為《朱子文集》寫一篇介紹性質的序文，然史料引申出來的問題層出不窮，逼使他步步深入，由遠及近，最後一部綜論通釋宋代政治文化演變之作，獨立成篇。
「為人作序」這樣一件中國人看來很平常很普遍的事，余先生聯想到西方和日本的著作中「為人作序」，只是偶然一見，並未形成過普遍的風氣。難道「為人作序」竟是中國文化傳統的一個特色嗎？余先生說，「這個疑問在腦際浮現之後，我的好奇心被挑動了起來。」此亦所謂貫通旁通之理也。余先生好奇心被挑動起來後，一連串的問題就出來了：「序」在中國書寫史上究竟是如何開始的？經過了哪些演變的階段？「序」的傳統進入現代以後又發生了什麼變化？……。
「常識」、「通識」和「通釋」也許分別並不大，分別大的是我們的讀書和教學能不能挑動學子的好奇心呢。

新人

新人



兩三年前，Mark Leonard寫了What Does China Think?一書，一時成為話題。作者說我們都看見到了中國的崛起，也知道一堆驚人的統計數據；但為何卻說不出任何一位具影響力的中國思想家？未聽說中國是怎麼看待這個世界，又如何看待自己。當然作者後來發現事實並非如此。
如果作者今天才下筆，「中國怎麼想」這樣的問題也許會更清楚了。這幾年來各種對中國道路的理論反思，也許是六十年慶典最大的收穫，它使到不少中國人漸漸明白，六十年來中國人做了些什麽，在做些什麼在想什麼。
不久前，原《讀書》雜誌主編汪暉接受德國雜誌專訪，中譯稿在網絡流傳，訪問稿說這屆新政府的施政，就好像是把新左派的理論主張照搬過來一樣。是耶非耶，不是一時能下結論，可以說的是，近十年來新左派力圖以一種制度創新的角度去看中國，在汪暉、崔之元、甘陽、黃平、王紹光、張旭東等人的努力下，一個理論陣營似已成型。漸漸爭取到了闡釋中國的話語主動權。其理論不再相對於國內的所謂自由派，也不只是試圖打破西方神話重述中國故事，而是嘗試以作為一個中國人這樣的基本存在，追尋中國在人類歷史的意義。有趣的是，這些留洋十多年的代表人物，他們身上那種樸素的民族意識，常常被評論界誤讀爲民族主義。
理論界大膽創新的嘗試的確總是令人側目的，還記得十多年前剛印出崔之元《創度創新和思想解放》一書，托沈公帶給李慎之先生，當時有「南王北李」，李公是北京理論界的領袖，對於崔著正面肯定文化大革命的大民主和鞍鋼憲法，李公表示非常憤怒。李公經歷風雨蒼黃，德高望重，但在理論探索中，這不見得就成為判斷的準則。我當時覺得有意思的是，新與舊的區別已經出現。不同年代的中國人對中國革命、中國道路有着截然不同的解讀。也許是對中西方二元對立、對走資走社論述的厭倦，也許是同代人的天然性親近，我更喜歡新左派，尤其喜歡他們對中國的承擔。
這種區別至今猶然，比如最近所謂的國進民退、重慶模式的報道，海外的中國評論，和崔之元藉重慶模式，進一步分析公有制在經濟市場中的意義，截然不一樣。記得九十年代初，戴卓爾夫人跟鄧小平說，聽說你們要搞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這不是開玩笑嗎？崔之元說，沒有人開玩笑！
所以當日前收到另一位主軍人物張旭東寄來他的《試談人民共和國的根基》時，我對於他說的社會主義「新人」感到莞爾。他說，像中國這樣龐大、複雜的歷史現象和政治實體，它的根基必然是多重而又單純的。
張旭東把這種多重又單純的根基，歸根為一種新人。什麽是新人？新人是被人民共和國所界定的人。什麽是人民共和國？人民共和國是以這樣的人民作爲精神、倫理和文化基礎的新國家。他說這有點像同義反復。他引述美國歷史學家Frederick Jackson Turner 著名的美國文明起源的「邊疆論」：「美國人」決不是一般人印象中的歐洲文化種子在新大陸的開花結果，而是作爲一個全新的文化民族和政治民族，誕生在它向西部拓殖、從印第安原住民和荒野中奪取生存世界的路途上。
今天中國的各個領域，有一種跟「社會主義新人」一脈相承的東西。即使在他們的粗俗、沒有教養和天真的行爲方式和欲望方式中，我們也能看到一種革命和社會主義文化和價值觀的殘留。「中國怎麼想」視乎這些新人怎麼想。

何東生

何東生



因為一句話，何東生在我這裡留下了印象。八十年代初，何東生還在復旦教書，參加興華營，跟港台的知識界初次接觸，那時候國家剛剛開放改革，這樣的半對外接觸彌為珍貴。當然，那時候何東生沒想過自己後來會平步青雲，進入中南海核心階層，何東生說，兩岸三地的知識精英接觸交流後，他最大的發現是，大家想的東西是完全不一樣的，知識結構、問題意識、話語、歷史觀和世界觀，基本上都不一樣，「而且不只是港台知識精英不理解我們，我們也不理解他們。」何東生甚至說得非常坦白，他說大家其實並沒有太大興趣去互相理解。所以真正的理解，幾乎是不可能的。知識精英尚且如此，老百姓更不用說了。
何東生這幾句話，坦白說，在我心裡結了個疙瘩，留了點什麼。距何東生參加興華營的好多年後，香港回歸了，現在時髮，香港人爭相到北京的大學裡接觸接觸交流交流，了解國情，這當然是非常好的事。這各種各樣的國情學習班，有時候結業時會請一些官階較高的來講最後一節課或者講講基本法。我記得有一回一位講基本法的官員把話也說得非常坦白，他說你們香港呀，雖說是這個國際中心那個世界第一，其實說到底並沒有你們自以為的那麼真的有什麼了不起。當我覺得他說得實在對的時候，不知何故卻想到了何東生。這種有點耀武揚威的話，是盛世的產物，跟何東生的沉着和深謀遠慮相比，差太遠了。
何東生晚上失眠睡不着覺，位高權重，晚上喜歡自己開着路虎越野車兜風，開到天亮，累了在車上打個盹。這個國家領導人的私人秘密，並不影響他成為一個深謀遠慮的政治家。現在領導層中當然都不再是革命家而是專業訓練出身，但那不是電機就是水利工程，像何東生這樣的二朝元老又受過馬基雅維利政治學特訓的並不多。何東生不只是集體領導中的一個投票機制，他有他的想法。「西方不是有個上帝？上帝創造世界，祂是全善的，不可能故意創造一個不好的世界，是不是？但世界確實存在不完善之處，所以萊布尼茨這個哲學家就替上帝辯護，說世界雖然不完美，但更好是不可能的。上帝尚且如此，何況中國？中國的現況，已經是在現有條件下最好的了，再好則是現實上不可能的，你不能假設說中國有英國的議會傳統，或北歐的社會民主，或美國的廣大土地資源，中國就是中國，今天的中國，已經找到現實世界中的最佳選項。」
陳冠中《盛世》寫的這個何東生，讓你想到他和Saul Bellow寫的Ravelstein有隱匿的對話一點也不奇怪，何東生像是Ravelstein從政的一個門生。陳冠中怕我們看不仔細，故意加了一些旁注，加插了一段北京施特勞斯和施米特讀書班描述。SS讀書班的是學術、政治和產業界的結合，正式成員有副部級官員、少將級軍人、央企和主權財富投資老總，加上幾位社科院和重點大學的所長、教授。人脈直通天庭。讀的是經世之學，座右銘是智勇雙全 -- 尚武精神、英雄主義和男子氣概。要在這個平庸而沒有榮譽感的年代成為精神貴族。 -- Saul Bellow譏諷說，像是一隻要出發橫越Andes山脈的螞蟻。
既有善於俗白教導和微言大義的哲學家，又有深謀遠慮的政治家像何東生，今天的中國，已經找到現實世界中的最佳選項。何東生興華營的營友、港台的知識精英像陳冠中，最多只能引用伏爾泰諷刺萊布尼茨的話開開玩笑，「在所有可能的世界中的最好的一個世界裏，一切都已經是最好的了」。

詩人在香港

詩人在香港



香港是一個國際城市，雖然我們知道那指的最多只是購物和金融市場交易買賣而言。至於詩人，在現代社會早被視為可敬而不可親近的受保護動物。
朋友圈子裏都認北島是詩人，可敬也可近。你知道，就寫詩這一點來說，朋友間的認同，遠比外人怎麼看更可靠。雖然這些年來，北島詩寫得太少，好在最近他編成四十年自選集《守夜》，他一直在用散文寫他的童年北京，像本版零碎發表過的一些章節段落，像〈北京四中〉一文那樣的結尾：「回北京不久趕上過春節。在同學聚會上，杯盤狼藉，醉後高歌痛哭。寫舊體詩詞成了時尚，互相唱和，一時多少離愁別緒！北京火車站成了我們最後的課堂，新的一課是告別。」仍是一種詩的節奏。我總是拿來當詩讀的。
然而，就算我是他的粉絲，去年他說今年要在香港搞一個大型的國際詩歌節時，我還是大大的嚇了一跳。我和香港一樣現實，首先想到是，誰會給你錢請那麼多國際詩人，有些大牌的可能還要坐頭等艙來香港朗誦詩歌。我潑冷水的第二個理由才是我們香港人都那麼忙碌，誰會去聽你們的國際詩歌。只是，我怎麽認爲國際詩歌節在香港不合時宜，顯然絲毫動搖不了詩人的信念。因為詩歌寫作本身，對於詩人來說，本來就是要把不可能說出來的，說出來。而把不可能做成的，做起來，恰是香港國際詩歌節的目標。北島引用喜愛的奧塔維歐．帕斯，「在革命和宗教之間，詩歌是另一種聲音。香港恰好爲這另一種聲音提供了空間。這與其獨特的歷史背景、政治與文化的生態有關，與國際地位和地理位置的重要性以及多民族多語種並存的現狀有關。香港國際詩歌節是香港的文化事件，也是整個漢語世界的文化事件。」
我看來已無可救藥，這樣優美的豪言壯語，雖然充滿智慧，但我同時總感到詞語矛盾有悖論，並未能打動我。夏天我們相約歐游，回來後，詩人把學校的課都集中挪到了下一個學年，全力籌備詩歌節。我站在遠遠的，袖手旁觀，但自此以後，見面時不用說，就算在電話裏他說的全都是詩歌節呀詩歌節，已經邀請到誰誰，這個美國詩人怎麽好那個埃及詩人多麽重要，我卻其實連最鄰近的日本詩人高橋睦郎也未讀過。但因爲實在不懂，所以漸漸的倒是愈生好奇。當看着詩人走出了馬料水中大校園，來到了九龍塘，立即得到浸會大學鍾玲教授的寫作坊加盟，陣勢登時倍增，再接再厲，從九龍塘長驅直入旺角，又和男拔萃書院張灼祥校長結盟，國際詩節果然一下子成了香港中文大學浸會大學和拔萃男書院聯合策動的大型文學活動，令人嘖嘖稱奇。
據說是俄國詩人約瑟夫．布羅茨基說的，人類在二十世紀學會了面對一切藝術形式，除了詩歌以外。我想，就算這個月下旬的國際詩歌節怎麽成功，我們也很難說香港因此和詩歌就有了什麽關係，很難說我們因此就學會了詩歌這種藝術形式。但是，就算對詩歌一竅不通，我無端端的也感染到一種快感，好像看見了那些詩人，懷裏各自揣著竊竊暗喜的作品，來到香港，尋覓他們的同類。交換詩歌，或手槍。一個人不管用哪種語言寫作，詩歌是唯一的母語。無論用哪種語言，真正的詩人深入到寫詩這樣的層次，是沒有分別的。怎樣去尋找一首詩的節奏，怎樣去確定一首的形式，怎麽去賦予一首詩的結構，不管你用哪種語言寫詩，你也許會發現一共同的秘密。
你會在香港國際詩歌節中交換你的秘密？北島說，只要你是詩人，他一開口你就會知道他是不是詩人。同樣的話，我則更喜歡女詩人說出來的柔情：請讓我聽聽你的聲音／請聽聽我的聲音。

那不變成香港了

那不變成香港了



甘陽到中山大學辦他的博雅學院，現在算是移居廣州以學校為家了，周末月尾回來香港，大家各忙各的，難得一聚，不再如以前那樣三頭兩日就能聽他海聊指點江山的，和他合作這麼多年，一起編過百多本書，他不在香港一下子我的平日竟也變得清靜起來。前晚約見面，不知怎地卻說到老友吳彬前些日因北京大雪滑倒骨折住院，說到遠在巴黎的趙越勝終於寫出了三代讀書人的文化史，說到人在美國的余英時教授抱恙康復新近為牛津編就的大書《中國文化史通釋》，秋風涼意，他一個人吸他的菸，我翻讀他新近在《現代中文學刊》上的訪問稿，竟有點感慨起來。
幸好話題很快轉到他博雅學院的學生，轉到國內學界對博雅學院的關注，他才又手舞足蹈起來。中山大學博雅學院說辦就辦，立即上馬，裝修教學大樓，購置設備物資，物色教授老師，從全校幾千名新生中再遴選出三十四名學生，分兩班精英教育，第一年本科修讀拉丁文、古漢語、詩經、古希臘悲劇。加上甘陽的狷狂，旋即成為中國大學界最熱的話題。見面他說的卻是，中國孩子那種聰明，那種求學求知之殷切，你怎麼想也想不到的。可恨我們一直都缺乏好的學校，缺乏好的老師。我們整個的知識社會，你不能不承認，現在處於一個非常迷茫的時代，具體問題如金融危機貧富懸殊貪污腐敗一大堆，但沒有中心議題，沒有公共話題。我們的思想界，空空如也。思想貧乏，沒有人真正能讓年輕學生開竅。連最後的保壘大學都在商業化庸俗化，盲目追求新潮，弄得我們中國人好像真的沒有文化，沒有傳統，沒有學統。在不斷地騖新獵奇的時候，其實是被引得摸不着北。再這樣下去的話，“那不變成香港了，大家用英文寫作呀發表呀，卻不知道自己在搞什麼”。
這樣的話，只有甘陽膽敢說的，西方近三十年來的話語，全都是矛盾，總談差異總談多元，結果愈談愈沒有差異，愈談愈單一化愈平面化。甘陽的博雅學院遂重頭再來，請來名師——經典。對於經典，甘陽說你首先需要樹立一種非常敬重，甚至敬畏而又不失批判的態度。美國有所謂 sacred fifteen 的說法，所謂“神聖的十五種”，各人列出來的這“十五種”可能有些微出入，但其中總會有十種八種重複的，這就表明他們對於最基本的東西還是有共識的。如果我們中國學界的經典著作能達成共識的話，我們的學生就不必到了研究生階段，而是在本科階段，就能讀好一些基本的著作了。確立經典在中國大學的地位，並不是說要把這些著作當作完全正確，經典作品從來不是這個意思。最好的通識教育，不是簡單灌輸一套教條，而是讓經典在新的歷史時期，引起我們不同的思考，反映出最新的學術進展。他的博雅學院要做的是，讓最好和最新的，直接進入本科一年級的教育，一開始基礎就要高，就要走得遠。
說起教育理念，高大且遠，甘陽滔滔不絕，但不難看出他在用大力敲醒學生，首先做的是，恢復中國人的一種自信。對於他來說，做中國人，做一個中國的大學生，意味着當今世界唯一有可能在西方主導下爭取文化獨立的民族、唯一有可能充分獲得自我尊嚴的民族。他說，二十一世紀最重要的問題，就是打破西方五百年來對全球的統治，而只有中國具有這種可能。
他意氣風發，躊躇滿志，看着看着，我卻記起二十年前在啟德送行他赴美留學時情景，記起十年前在赤臘角機場接他來香港時的情景，芝加哥和香港，終於成為他回國的中途站，成了往事。

章詒和的糾結

章詒和的糾結


月前在這裏，讀到章詒和的短文《這樣事和誰細講》，原來那是她同名新書的序文。記得她說過，《最後的貴族》六篇，她寫了十年。時日倏忽，這樣又過了七個年頭，終於拿出這個續篇。她不讓讀者失望，《這樣事和誰細講》近四百頁，四個篇章寫四個人：翦伯贊、千家駒、羅隆基、李文宜，篇篇擲地有聲。
從《最後的貴族》到《這樣事和誰細講》，章詒和寫的幾乎都是中國民主同盟的上層人士，章伯鈞、羅隆基、史良、千家駒、儲安平、張伯駒、馬連良、李文宜。她說，無意去寫中國民盟史，但我們不難看到，她有意在用她獨特的筆法來寫出民盟的歷史，在這些筆下人物的榮耀和恥辱、高尚和卑鄙、失落和挫折中，我們讀出一部民盟史來了，起碼我們看到了章詒和描繪的中國民主黨派的興衰軌迹。
問題是，六十年來中國民主黨派的興衰，從來不是，或者不只是民主黨派自己的事，而是由別人的黨派決定的——民主黨派在前面表演，中共統戰部在後面指揮。這就是章詒和的心理糾結，這種心理糾結必然又成為她寫作的痛苦。因為她早就把自己的榮辱得失，與她父輩連在一起了，但是，每當風起雪飛，茫茫如煙如霧，她卻發覺，她在一步一步地遠離她父輩創立的民盟——那個由沈鈞儒、黃炎培、章伯鈞、張君勱、羅隆基、梁漱溟、左舜生發起組織的中國民主同盟。
寫還是不寫，寫出來的可能只是恥辱，不寫出來則只有痛苦，甚至寫出來也只會更痛苦。書中《滿腔心事向誰論：父母和千家駒》一文，從題目到內容都可以說是《這樣事和誰細講》的縮影，文中章詒和說了一次經歷：「不久，我去閩南出差，進了一家餐館。那裏面，有八個侏儒做服務生。鐵觀音茶剛沏上，一個福建戲劇史專家問我：詒和，你看他們像誰？像什麼？我反問。像不像現在的八個民主黨派呀。福建朋友說。滿桌開懷大笑，我則心如刀絞。原本以為自己對民主黨派的感情淡得像水，船過水無痕。這刀絞般的心痛卻表明，事情並非如此。追懷已往，不忍追懷，又無法忘懷。或者說，有意遺忘過去，便是快樂嗎？」
誰能夠，又能向誰說出這樣的事呢？章詒和這篇千家駒，從二○○三年一直到二○○九年，數易其稿，寫了七個年頭。千家駒 (1909—2002) 一九三二年畢業於北京大學經濟系，一九四五年抗戰勝利後在香港辦經濟通訊社，任中國民主同盟南方總支部秘書長，兼香港達德學院教授。一九四九年應中共中央之邀回北平參加新政治協商會議籌備會；同時出任中國人民銀行總行顧問。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任中央財政經濟委員會委員，全國政協委員，民盟中央副主席。一九八九年七月，憤然離國流亡海外。章詒和引為奇辱大恥的是，九一年民盟中央因此吊銷了千家駒民盟中央副主席等職務。九二年，經江澤民、喬石、李瑞環簽字，才同意千家駒返回大陸。
在此，章詒和不只寫出了她的憤慨——憑什麼流亡海外人士回鄉，必須向共產黨政權寫悔過書，她更想寫出的是千家駒這種知識人與政治人的雙重性。學術研究與社會關注的高度結合，最終使學者千家駒在晚年成為政治人物。
章詒和說，對待政治人物，歷史看似有情，歸根到底是很無情的。「返回大陸的千家駒在深圳生活，他最後幾年是怎樣過的？我四處打聽，卻無從知曉。不管如何生活，其內心深處定是寂寞如沙。」